中国历代的信访制度（汇编）

中国历代的信访制度（汇编）

信访在我国可以追溯到远古时代。历代统治当局设立了不同制度，用以搜集社情民意，察政治之得失，人们也借此陈述意见。

尧时代：

"进善之旌",乃是尧在位的时候在朝廷前设置的一面旗帜,它的作用就是让老百姓站于这面旗帜下向他直接指陈对政事的意见、建议和批评,只要是站在这面旗帜下说的话,言者无罪。

诽谤之木是指在交通要塞竖立木牌,让人们写上谏言。“诽谤”,并非造谣污蔑、恶意中伤，私下表达不满叫做诽，公开表达不满叫做谤。

“敢諫之鼓”，意指尧帝在朝上专门设置了一面鼓，若有人击鼓进谏，他便会出来接待纳谏，用现代的话讲，就是广开言路，倾听民意，鼓励民众积极进言、谏言。

舜时代：

五明之扇，，据传是虞舜所制。从秦至汉都在沿用，张打此扇是在向外界表明吸纳贤才的主张。

夏朝大禹时代：

所谓“五音听治”，指的是：大禹在庭院中悬挂钟、鼓、磬、铎、鼗，欢迎众民来向他进谏。凡是向大禹讲解为政之道的，可以击鼓；凡是告诉大禹行仁义之师的，可以击钟；凡是告诉大禹需解决之事者，可以振铎；凡是以忧患相告者，可以击磬；凡是向大禹申告狱讼者，可以摇鼗。大禹听到不同乐器的声音就知道是何人以何事相告。

汤代：

汤设有专门负责接待上访的官吏，专门接待信访者。可以称作最早的信访主任。

商周时期

击鼓鸣冤：到商周时期，信访制度已经初具雏形，百姓有冤屈可击鼓鸣冤，轮值的官吏御仆接待记录后，太仆根据他们报告的情况请示周王处理。

肺石听辞：西周时期，统治者认为官员也应当要有心有肺，因此在朝门外设立一个部门，在这个部门外挂上一块像心肺的石头，假如百姓有什么解决不了的冤屈，可以直接到这个挂着肺石的部分进行陈情。

秦朝

公车司马令：秦王朝刚刚建立之后，于始皇二十七年，在卫尉下设公车司马令，掌宫城门外的司马门，公车司马令对外接受吏民上书，但不是专职类似信访的工作机构。“秦时，少府遣吏四人在殿中，主发书，谓之尚书”。所谓尚书“主书”，即主要是收发文书和传达记录奏章，其中可能包含类似信访方面的文书。

汉朝

汉时，公车司马令则置于宫南阙门，直接接受吏民上书。这个时期，类似信访的形式更加多样化，既有个人的，又有集体的；既有上书建言、上书告、上书言事（上书陈事）、上书冤讼、上书自陈，也有遮道申诉、守阙上书、赴阙告诉、诣阙上书等赴送式上访。

所谓“诣阙上书”，指的是百姓或下级官吏若蒙受冤狱，可越级上书中央司法机关申冤，是一种典型的越级上诉行为。

曹魏王朝时期

吏民上书：魏文帝曹丕下令：“轩辕有明台之议，放勋有衢室之问，皆所以广询于下也。百官有司，其务以职尽规谏，将率陈军法，朝士明制度，牧守申政事，缙绅考六艺，吾将兼览焉。”缙绅们行使进言的基本方式应该是上书，“吾将兼览”说明皇帝是上书的目的地，有点类似信访。

两晋时期

上封事制度：东晋元帝司马睿太兴元年（公元318年）六月，司马睿“初置谏鼓谤木”。此外，他还建立了上封事制度。如果说设立登闻鼓、谏鼓、谤木等是几条公开的类似信访渠道，那么上封事就是一条秘密的通道，它们之间互为补充。

北魏王朝

上书赴诉制度：北魏王朝建立了多种上书赴诉制度。

一是检举揭发和控告申诉制度。二是直言极谏制度。三是密封通奏制度。四是皇帝定点理诉纳言。五是皇帝亲理申诉案件。

萧梁王朝

梁武帝萧衍在继承前朝旧制基础上又有一些创新。

一是在公车府谤木肺石傍各置一函。谤木函用于“横议”，肺石函用于申诉；梁武帝创新之处在于另外置函，主要是考虑到了保密问题，为无处可诉、穷途末路、“九重莫达”的申诉人提供方便之门。二是特殊进言渠道，包括御驾亲往听奏；地方官员转奏陈言。三是上封事。

北周王朝

明帝宇文毓建德元年（公元572年）四月，“诏百官军民上封事，极言得失”。值得注意的是，北周的上封事包含十分广泛的主体，直至黎民百姓。

唐朝

登闻鼓：自唐朝始，随着官僚机构越来越成熟，官民距离不断增加，以前属于正常上访的“进京上访”已经渐渐不再被统治者允许了，随之而来的是相对成熟的登闻鼓之制与上诉御史之制，登闻鼓之制即老百姓如果有冤屈，可以依次向县衙门、郡府、州府、尚书省申诉，如果还不满意，可以到宫殿击登闻鼓诉冤，有专职人员作出笔录后向皇帝奏报，不过击登闻鼓反映事件无论是否属实都多多少收到一些惩罚，轻则坐牢，重则挨板子

宋朝

登闻鼓院：宋朝建立之初，宋太祖便为了方便群众上京上访设立的登闻鼓院，允许群众有冤屈可以通过打登闻鼓的方式告状。宋朝规定凡建议有关朝廷政事、军事机密、公私利害等事，或请求恩赏，申述冤枉，贡献奇异术等，如不能依常规上达皇帝，可先到登闻鼓院呈递事状，如受阻抑，再报告。这样上访群众就可以将自己的诉求通过这种形式上交到统治者身上。如果有人击登闻鼓，主管官员必须立即受理，否则罪加一等。

宋朝的信访制度完善，使得下情可以上达。但是宋朝灭亡之后，对于进京上访的群众便非常严苛，到清朝已形同虚设，并规定击登闻鼓者，先廷杖三十，以防止无端刁民恶意上访。

明朝

《大诰》：朱元璋，这位从草根走出来的布衣皇帝，上任之后特别关注百姓疾苦，自己从民间走来，更知道哪些小官小隶之间的勾结与欺压，于是，朱元璋大力鼓励百姓上访的时候，还制作了一部《大诰》。

这部书里面非常详尽的讲述了当时发生在明朝的一个真实故事：当时的官员何添观如何欺压百姓，不让他们上访，一路上纠缠不休，最后如何被绳之以法。

这部《大诰》其实就是要时时刻刻告诫官员们，你们做的事情我都知道，不是我不罚你们，只是时候未到。除此之外，朱元璋居然还允许百姓可以将阻拦自己上访的官员捆了，一起送到京城来惩罚。

清代

叩阍制度：清代“信访”制度中，设有叩阍制度。《清史稿 刑法志》：“其投厅击鼓，或遇乘舆出郊，迎击驾申诉者，名曰‘叩阍’。”“叩阍”分两种方式，鼓状和告御状。即有冤抑的人到都察院、通政司或步军统领衙门申诉。

”清朝对上控有严格的程序规定，不得越级上控，即不得“越级上访”。“若越本管官司辄赴上司称诉者，苔五十”。

清朝最著名的四大奇案之一是“杨乃武与小白菜案”，余杭知县刘锡彤曾为滥收钱粮敛赃贪墨，被杨乃武联络士子上书举发，断了财路，心怀怨隙。他儿子刘子和用迷药奸污了毕秀姑，又把她丈夫葛小大毒死。刘锡彤为保住儿子性命和发泄私愤，便移花接木，把杨乃武骗至县衙，严刑逼供，以“谋夫夺妇”定拟，问成死罪。

杨乃武和其胞姐杨淑英、妻子詹氏不服，屡屡上诉，历时2年，前后几十堂，皆因刘锡彤上下疏通贿赂，以致官官相护，依旧判定死罪，并详文刑部。詹氏也因上告失败而获罪被拘，幸同科举人汪士屏联合士绅上书刑部辨冤，刑部侍郎夏同善驳回详文，并请得谕旨命浙江三大宪会审。

杨淑英为救弟弟，怀抱侄儿去省城探监，求秀姑据实翻供，毕秀姑深觉愧疚，当即应允。谁知浙江巡抚杨昌浚为保住自己面子和众多参审官员顶子，依仗拥兵边疆左宗棠之势，会同藩台、臬台蓄意抗命，不准毕秀姑翻供，复以“通奸谋命”定拟，上奏。

杨昌浚此举激起浙江士绅公愤，杨淑英在他们支持下，至狱中让杨乃武写冤状，冒死赴京，滚钉板告状。光绪帝生父醇亲王痛恨杨昌浚蔑视朝廷，又怕各省督抚仿效，决意替杨乃武翻案，以示警饬

案件的关键结论是“中毒身亡”，最后慈禧太后的决定是“开棺验尸”，证明杨乃武无罪。案件得以彻底翻案，相关的一系列官员得到处罚。

本案的反转有一定的偶然性，就一般情况而言，杨乃武没有翻案的机会。官官相护还是主旋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