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午 | 龙舟原本作“鸟船”

    赛龙舟，是国内外许多地方欢度端午佳节的传统活动。在这个获称“水上狂欢节”且日益国际化的节日里，那些各式各样却千篇一律安装着威风凛凛的龙首的舟船，早已是人们心目中笃定的龙舟的传统样式。的确，龙舟，顾名思义就该是龙首之舟。

    然而，一千年前，“龙舟”普遍是没有龙首的，而大多数都是一副“鸟模鸟样”，如此本来真面目恐怕会让很多人没有想到。那么，“鸟船”缘何会改头换面变作今日之龙舟的呢？

    赛龙舟，在唐宋以前约定俗成的称谓叫竞渡或竞舟，主要在农历四五月间举行，而在端午的节日竞渡又始于何时呢？真正有文字可考应始于三国时期。

    东汉应劭写的《风俗通》记载的“端午习俗”有“赐五色续命丝、五彩丝系臂，集五色缯辟兵”。唯独没有写我们现在所知的端午重头戏“龙舟竞渡”。只在三国末年晋人周处的《风土记》中才有了“竞渡”的影儿。会不会是应劭的记载有遗漏呢？不排除有这个可能，但我们若要确定“端午竞渡”出现的时间，那也只能依据后者。

    我国地域辽阔，历史悠久，到晋代各地端午竞渡习俗已与纪念本地圣贤联系了起来，传至今日为我们所知联系最广泛的就是屈原。南朝（420—479年）梁代吴均的《续齐谐记》载：“楚大夫屈原遭谗不用，是日投汨罗江死，楚人哀之，乃以舟楫拯救，端阳竞渡乃遗俗也。”

    唐初，著名书法家虞世南编撰的《北堂书抄》转引了晋代葛洪《抱朴子》里的有关记载，再次证实了端午竞渡与屈原有关。《书抄》云：“屈原投汨罗之日，人并命舟楫以迎之，至今以为竞渡或以水车为之，谓之飞凫，亦曰水马。州将士庶悉观临之。”

    公元6世纪成书的《荆楚岁时记》也有类似记载：五月五日竞渡俗谓屈原投汨罗江日，伤其死，并命舟楫拯之。舸舟取其轻利谓之“飞凫”，一自以“水军”，一自以为“水马”。州将及土人，悉临水观之。

（博物馆里的“龙首”）

    以上唐以前主要的有关端午竞渡之俗描述中均没有提及“龙舟”一词，却频繁出现“飞凫”“水马”这一类表征竞渡舸舟特征的专门用语。飞凫，比较容易理解，一种善于飞行的雁鸭。“水马”什麽模样？很难想象吧。比较接近“水马”的形象描述可能是东汉王充的《论衡》：“世俗画龙之象，马首蛇尾。”可见，“水马”也许是世俗对外来的神奇动物——龙的想象。

    唐代开始，文人墨客留下的很多诗文都再现了当时民间竞渡的热闹场面。如，初唐时期的张说曾贬官岳州（今岳阳）写下《岳州观竞渡》一诗，首句对参赛之舟作了这样描述：“画作飞凫艇，双双竞拂流。”这里只出现了“飞凫”一词。

    唐代著名的文学家刘禹锡（772年—842年）被贬郎州（今湖南常德）任司马，在端午看了舟赛后，由自己的命运联想到屈原，作《竞渡曲》一首，开篇写道：”沅江五月平堤流，邑人相将浮彩舟。“这里出现的“彩舟”估计也不是龙首之舟。

    元和五年（810年），著名诗人元稹因任职监察御史与内官争厅，结果被贬江陵，因而留下千古名篇《竞舟》。其中对竞舟形象作了一番栩栩如生的描述：“画鹢四来合，大竞长江流。”意思是，船身画着白鹭鸟纹样的船只从四面集合而来，然后在长江之上大肆地竞相追逐。这里也不见有“龙舟”一说。

    由上推知，当时的竞渡之舟主要以“鸟船”的形象出现在世人面前，所以当然就没有“龙舟”一说。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对于赖以舟船为生的百姓而言，他们最熟悉的和有助于渔猎生产的是那些水上飞禽。龙，这种想象不来的神奇动物，对他们来说简直是一无是处。

    顺便一提，元稹的诗虽名为《竞舟》，却是一篇呼吁官方大力推行“禁舟”的文章，因此常被爱好挖掘行业历史的现代划艇教练和赛事裁判们所引用。前天，我看了一位担任过国际皮划艇马拉松世锦赛的航道裁判写的一篇文章，其中他向捷克同行介绍中国文化时就津津乐道地引用了此诗。

    然而，仅引用了前两句，这位裁判似乎就自作主张起来，改动了一个字。原诗云“楚俗不爱力，费力为竞舟”，到了那位裁判那里便成了“楚俗不爱力，费力为龙舟”。一字之改，虽谈不上什麽大的原则性问题，但毕竟是不够严谨，不够专业。这就好比中国的龙舟赛和英国的皮划艇赛，虽然都是水上划船比赛，但划起来一个面朝前，一个背朝前，江湖规则不一样，两者就不能划等号。

    那么，我们所知的“龙舟”一词最早见诸于何时，或者说“龙舟”的称呼兴盛于哪个朝代？答案是：宋朝。

    11世纪的高承（北宋神宗时人）所编撰的《事物纪原》这部大型类书中有这样一段记载：“太祖建隆（960年—963年）间，即都城之南凿讲武之池，始习水战，将有事于江南也；及太宗兴国中，得吴越钱氏龙舟；七年，疏国城西开金明池，于是每岁二月教池遂为故事。”

    《事物纪原》里不仅出现了“龙舟”的称呼，而且直接道出“龙舟”的原主人——吴越钱氏，即五代十国之一的吴越国。前后延续70余年的五代十国是中国历史上的一段大分裂时期。史载，宋太宗兴国三年（即978年）割据漳泉的陈洪进、吴越钱俶归附，南方割据从此告终。

    宋代之后，“龙舟”一词光明正大地活跃在文海中。如，被宋仁宗赞为“风采第一”的名臣余靖（1000年—1064年）所作《端午日寄酒庶回都宫》，诗曰：“龙舟争快楚江滨，吊屈谁知特怆神。家酿寄君须酩酊，古今嫌见独醒人。”

（金明池夺标图局部，宋代）

    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1127年）卷七，记北宋皇帝于临水殿看金明池内龙舟竞渡之俗，曰：“……池岸正北对王殿，起大屋，盛大龙舟，谓之‘奥屋’，幸驾临幸往往取二十日。”

    宋代被称之为“奥屋”的“盛大龙舟”究竟长什麽样呢？《清明上河图》的作者张择端（约1085年—1145年）在他的另一幅传世名画《金明池夺标图》中即描绘了此等精彩景象。

    此后，在宋元宫廷画中，皇家龙舟的制作日益显现奢华之势。如，南宋画院待诏李嵩所画《中天戏水册》中的大龙舟，头、尾、鳞、鬣雕镂金饰，舟上建层楼台观，槛曲安设御座，两舷各三桨，气势雄伟，金碧辉煌。元代王振鹏的《宝津竞渡图卷》、《龙舟竞渡图卷》、《龙舟图卷》中的龙舟盛景均是十分的出名。

    赛龙舟，起初仅仅是一项民间节俗活动，时不时还会因为各种不明原因而受到官方查禁。照元稹的意思，力气和钱财都不能乱用，要节约和爱惜，有力气也要用到田地中，而不是浪费在竞舟上。所幸，这样的偏见并没有完全被统治阶层接纳，史书甚至记载，宝历年间（825—826年），唐敬宗多次在皇宫组织观看竞渡游戏。到了宋代，官方参与赛龙舟的热情和规模则进一步扩大。这又说明了什麽呢？

    我以为，“赛龙舟”这一民间习俗逐渐“征服”统治阶层并成功登顶主流文化圈，这是一则民间文化自下而上产生有力影响的生动例证。原本高高在上的龙形象委身于江湖谋生的船只，暗示着人民作为一股政治参与力量正在快速地崛起。

（十二月令图之五月景，清代，现藏于台北）

    然而到了明清近代，历史发展却在多个层面上出现了“倒退”，一股文化逆流也正好深刻地反映在赛龙舟上。

    据载，明代皇室有端午“斗龙舟”的习俗，地点是在西苑；而清廷的赛龙舟则在福海举办。不过，福海中的龙舟竞渡，尽管热烈的气氛不输江乡，但并不是一场真正意义上的竞赛，乾隆和嘉庆皇帝都曾明确说过“御苑龙舟不过按队而行”、“九龙顺轨原无竞”，之所以宣扬龙舟“按队而行”“无竞”而不鼓励展开竞赛，据说是为了避免在观看的诸皇子心中激发竞争的欲望。

    无竞，便是一潭死水。嘉庆之后，道光“节俭”，宫中连唱戏的戏服都破烂如乞丐，更别提赛龙舟了。倒是慈禧，曾在某年端午期间下旨从南方调来20支龙舟队，在昆明湖里举行了一次赛龙舟表演，据说也颇为热闹，只可惜那时内忧外患，国库空虚，已无力将此耗费巨资的活动当作每年的惯例……更堪悲哀的是，不要说龙舟竞渡如飞，就连真正的龙舟，很快就“载不动许多愁”了。

    有竞，才有劲。感慨往昔，放眼当下。赛龙舟的锣鼓今日再次响彻神州大地，“人民号”龙舟的威名扬播寰宇。

    比诸流行欧美的皮划艇赛，中国的龙舟竞赛中更富有人情烟火的气息，更深得同舟共济的江湖快意，也更彰显出新时代“人民至上”的中国朝气蓬勃。（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