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秀演员月薪1500，老油子拿百万千万，何赛飞骂对人了吗？

1964年3月21日，一代佳人陈思思主演的古装电影《三笑》，在香港上映，万人空巷。就连暴雨天的票，也是光速售罄。

改革开放的第2年即1979年，这部影片引入内地，更是轰动一时。

除了创造4亿票房的“奇迹”，电影剧照衍生出风靡一时的塑封版年历卡，电影唱段则衍生了流行音乐专辑，剧中太师与唐伯虎对对联的桥段，还催生了现在的中国楹联学会。

《三笑》年历卡

而客观来说，这部影片，剧情却并无惊喜。故事取材于冯梦龙《警世通言》第二十六卷的《唐解元一笑姻缘》。才子佳人的故事，数百年来，在民间传唱中，一笑变二笑，二笑变三笑，早已家喻户晓。

至于这部电影的主角，也并非当时的“名角”，和陈思思唱对手戏的男主角向群，平生第一次演电影。

女主陈思思是因为这部戏走红之后，才一跃成了与“小龙女”的原型夏梦齐名的长城电影“三公主”。是这部“意外爆红”的电影成就了陈思思，而不是陈思思成就了这部电影。

事出反常，必有“妖”。

《三笑》之所以香港和内地接连爆红，不仅仅因为这部电影是当时国内“首部彩色宽荧幕电影”，更重要的是，这不是一部普通的电影，而是一部戏曲喜剧电影。

那个时代，绝大多数人的文娱启蒙是通过看戏。戏曲，才是当时最大的文娱公约数。

《三笑》剧中人物多是越剧装扮，戏曲桥段主要是与越剧相近的扬剧，以及昆曲、评弹、沪剧等南方地区喜闻乐见的戏曲形式。人物主要对白不是说，而是唱。

这部电影的主角儿，也很有戏曲范儿——反串儿，男主角唐伯虎的扮演者向群，其实是个越剧女演员。

《三笑》唐伯虎和石榴姐

而不论是华府“卧龙凤雏”级别的两个傻儿子，还是唐伯虎靠“卖惨”进华府，抑或是随时处在“发情期”的石榴姐，处处彰显着这是一部亦庄亦谐的喜剧片。

一部以唐伯虎为中心的戏曲喜剧片。

寓教于戏的戏听多了，对于这种让人开怀大笑的戏曲，大家普遍没有抵抗力。

随着电影衍生唱片的走红，唐伯虎“尊一声二奶奶……”唱段、石榴姐“又勾勾又丢丢”绵软又撩骚的带感情歌，也被很多曲艺作品吸收成为一时洗脑名曲，至今仍能找到痕迹。

戏曲电影《三笑》在香港上映爆红之年，那个后来名满天下的“喜剧之王”周星驰，才刚断奶不久。30年后，华语影坛才会迎来“周星驰年”，届时，他才会拍出那部致敬《三笑》的电影《唐伯虎点秋香》。

而就在《三笑》于内地上映的同一年，1979年，另一个对周星驰以及一代代文娱消费者产生重大影响的豫剧电影——《七品芝麻官》，隆重地登上历史舞台。

也正是这部戏，为我们展示了，戏曲为何拥有如此魅力。

即便你从来没有听过、看过任何戏曲作品，也应该从不少文艺作品、地方报道甚至是最高领导人的发言中听到过，一句出自于这部戏曲电影的名台词——“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

谈到《七品芝麻官》这部电影，就绕不开这部电影的戏曲原型《唐知县审诰命》。而谈到《唐知县审诰命》，就绕不开“成就了”这部戏的演员牛得草。

牛得草的启蒙老师是豫剧“名丑”李小需。1943年，当10岁的牛得草来拜师学艺时，李小需很是惊讶，“你长得眉清目秀，为什么来学丑角？”

牛得草告诉老师，在自己2岁时，父亲因为无力偿还地主的债务，结果地主勾结官员，将自己父亲抓进监狱，毒打致死。后来，自己3个哥哥也被抓了壮丁。

从此，牛得草家破人亡，靠百家饭续命。

《唐知县审诰命》这出戏，讲的是为了给平民申冤，七品知县唐成不畏强权，智斗一品诰命夫人的故事。

艰难求活的牛得草看到戏台上李小需扮演的清官唐成，内心十分感动。他有心学戏唱戏，为更多像自己一样处在绝望、痛苦中的人，送去一丝慰藉。

《唐知县审诰命》

为了救苦，所以学“丑”。

李小需听完，就收下了这个徒弟，并有意当成接班人来培养。

两年后，李小需病重，临终前，他这样嘱咐牛得草：

“《唐知县审诰命》是咱们丑行的看家戏，以前你祖师爷演得很出名，可是我后来没有把这个戏拿下来，被唱老生的夺了去。将来你一定要把这个戏夺回来。”

《唐知县审诰命》这出戏，对于丑行意义非凡。甚至可以这么说，除了这出戏，丑行在舞台扮演的角色基本都是龙套“小丑”，很难出彩。

丑行由于“丑”，从业者少，和其他行当相比，丑行出类拔萃的大师少之又少。同一出戏，也很容易被其他行当的名角夺了光彩。

李小需所说的“夺回来”，就是想让丑角这一不讨喜、难唱好的角色，体体面面地成为舞台“主角儿”。

师父李小需去世时，牛得草才12岁，为了谋生他辗转去了其他戏班。

到了14岁，他就凭借《辕门斩子》、《柜中缘》、《赶花船》等戏目中的丑角，拼出了一点名气，并且凭实力成为开封和平剧社的一名演员。由于他饰演的丑角特色突出、风趣幽默，吸引了一大波戏迷。只要是他的演出，几乎场场爆满。

名气渐盛，牛得草依旧没有忘记老师李小需的遗言。

当他得知，洛阳还有一个叫“狗尾巴草”（丑角名字都很“滑稽”）的老艺人，还在演唱《唐知县审诰命》这出戏。于是，牛得草连夜搭车前去买票看戏。

牛得草

看完老艺人精彩的表演，牛得草走到后台磕头就拜，“请受开封后生丑角牛得草侄儿一拜！”老艺人听完他的自述，被他的诚心所感动，也为了丑行传承，将毕生所学传给了牛得草。

长期以来，民间流传的《唐知县审诰命》，全剧很长，唱完要4个多小时。而牛得草自幼家贫，只念过两三年书。为了学戏，他一手字典，一手手抄笔录，唱腔、动作，全都一一标记。

当得知牛得草有心重新整理《唐知县审诰命》，老艺人告诉牛得草，“祖宗之法不必尽守”，戏曲本就是来自民间，要与时俱进。

临行前，老艺人如同“托孤”式地嘱托牛得草，“你年轻，有精力，把这出戏整理出来，我日后入土也心安了……”

回到开封之后，牛得草将与唐成形象塑造无关的冗杂剧情进行简化，对戏味不够浓的唱段进行改进。

1953年，经过牛得草多年修改的《唐知县审诰命》在开封公演，全城轰动，场场爆满。

很快，这位丑行“新秀”，又得到了丑行名家萧长华的点拨：

“演戏是演人，不是为演戏而演戏，丑角，是一门严肃的艺术，而不是精神的调味品。丑角比其他行当夸张，但有限度，不能离开人物去任意发挥，不能把低级庸俗的东西用上，那不叫艺术。任何脱离人物本身的卖弄技巧，都会使观众厌恶。”

萧长华

在师父萧长华的引导下，牛得草渐渐明白了“丑而不丑，丑中见美。美中取乐，乐中回味”的丑行美学。

在《三笑》内地上映的这一年，1979年，为庆祝建国30周年，牛得草随河南代表团赴京参与文化部组织的献礼活动，结果《唐知县审诰命》获得剧本整理一等奖、演出一等奖。

次年，北京电影厂将这部戏翻拍成戏曲电影《七品芝麻官》，不仅全国热映，还传到海外，并荣获第四届电影“百花奖”最佳戏曲故事片奖。

在传到香港之后，香港《大公报》赞誉牛得草为“东方卓别林”。

至此，在中国戏曲舞台上，正式诞生了一个与铁面无私包公一样受欢迎的另一个“青天父母官”形象——唐成。

与包公的严肃不同，牛得草扮演的唐成一言一行，甚至包括手上的扇子、脑门上的辫子，都充斥着机灵、幽默。

牛得草

而牛得草的唱词，“大官们犯法要不惩办，我怎当百姓的父母官”，“我宁愿南牢里草长满，不叫我的好百姓受屈冤”……这些在任何时代听起来都让人感动。

就这样，融众家之所长，自成一派的牛得草，为戏曲行业贡献了一个极具美学色彩丑行角色——“官丑”。

15年后，也就是1994年，大红大紫的周星驰参演了一部电影《九品芝麻官之白面包青天父母官》。

《九品芝麻官之白面包青天父母官》

周星驰的《九品》，可谓是对牛得草《七品》的虔诚致敬。剧情上，都是恶霸强抢民女、凶行杀人、栽赃良善；一样的都是各级官员害怕得罪权贵，推诿甩锅；最后也都是“幽默滑稽”的县官舍得一身剐，接下此案，为了平民申冤。

很难说，《三笑》，尤其是《七品芝麻官》，对周星驰后来的“无厘头”风格产生了多大影响。

但是，不可否认，戏曲美学，已经深深扎根到周星驰的意识深处。

稍微仔细观察就会发现，戏曲电影《七品芝麻官》中的无名丫鬟形象，与周星驰电影中的石榴姐、阿珍，都有几分神似。

《七品芝麻官》无名丫鬟

周星驰的《审死官》改编自同名的越剧，周星驰扮演的宋世杰，其父母的遗像用的则是粤剧大师马师曾。乃至近些年的《西游降魔传》，猪八戒出场奶油小生装扮，孙悟空武行的“靠旗”，以及二人出场的背景音乐，都充满浓郁的戏曲元素。

言归正传。

《七品芝麻官》全国上映后的第4年，也就是1983年，20岁的何赛飞调入浙江小百花越剧团。

也是在这一年，中国文联、中国戏剧协会取义于“梅花香自苦寒来”，创办了“中国戏剧梅花奖”，评奖项目涵盖戏曲、话剧、歌剧、舞剧等47个剧种。

这个后来被何赛飞质疑的戏剧表演最高奖，创立的本意并不是“花几百万几千万经费”拍一些没人看的获奖作品，而是为了鼓励戏曲工作者与时俱进，为社会贡献更多优秀的戏曲作品。

电影《三笑》、《七品芝麻官》都证明了，戏曲只要少一点说教，放开禁忌，多一点趣味，转眼就能飞入寻常百姓家。

不过，电视电影兴起之后，观众足不出户就能看到戏，这对传统戏班带来了极大的挑战。要么通过精进技艺和持续创作自力更生，要么改行，要么坐等“补贴”……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选择。

1984年，何赛飞参演了戏曲电影《五女拜寿》，这部电影曾获文化部1984年优秀戏曲艺术片奖、第五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戏曲片奖。不过，此后，不知什么原因，何赛飞开始发力于非戏曲的电影、电视剧。

这位因戏曲而走红的演员，找到了属于自己的新道路。

直到2023年5月，当她坐在“中国梆子大会”评委席，听到主持人介一名晋剧“临时工”演员，月薪只有1500元，为了养活老家的妻子和3个孩子，唱戏之余还要跑滴滴、送外卖补贴家用，听完之后，何赛飞哽咽地激情表态：

“这样的艺术家不保护，不给予基本生存，给谁？”

“（某院团）几百万几千万花那么多钱拍一台戏，得了奖之后放在仓库里，老百姓也看不到，戏呢？钱呢？到哪里去了？”

何赛飞传承戏曲文化的热忱我们并不否认，奖金也应该颁发给真正优秀的艺人和作品而不应该被“腾挪”。

但是，“艺术家”的基本生存需要“保护”吗？

还是说，戏曲行业改规矩了，和流量明星一个套路了，要先捧成艺术家，然后再考虑变现或者保护起来？

正如牛得草的师父萧长华所说：“演戏是演人，不是为演戏而演戏。”

戏曲，来自于民间，不管戏中人生活在古代还是现代，唱的都是人民群众当下最真实的喜怒哀乐。正如牛得草扮演、改编的县官唐成，他演的、改的都不是戏，而是自己以及广大人民群众心中所期待的那个“青天父母官”。

你是不是艺术家，不是专家评出来的，是人民群众说了算。

不客气地说，一个戏曲演员的生存能力，就是其业务能力的最好证明。这一点，“唯一不靠政府补贴就能养活自己”的戏曲剧种——豫剧，最有发言权。

豫剧，擅长“演人”。

现在的很多戏曲“艺术家”，或许很难想象，那部被称为现代戏里程碑式意义的豫剧作品《朝阳沟》，竟然诞生于1958年。

一部诞生于“大跃进”时代的作品，全剧共8场，诞生至今，全国演出超过5600次，还被京剧、评剧、吕剧等争相翻版。经历如此漫长的时间洗礼而历久弥新，堪称奇迹。

至于《朝阳沟》节选唱段，更是历年各大晚会节目单的常客，也是《梨园春》这个被吉尼斯认证为全球最长寿戏曲电视节目的最常见参赛节目。

因为这出戏虽然诞生于1958年，演的却是城乡青年夫妻在大时代中面临的婚姻、家庭、事业问题。直到今天，“城乡结合”问题仍广泛存在，很多人仍能在银环、栓宝以及双方父母身上看到自己。

豫剧“演人”，不仅仅擅长刻画人，更懂得人想要的是什么——希望，不论生活多少挫折，要相信美好会发生。毕竟，日子还过下去。

《倒霉大叔的婚事》

1987年上映的豫剧喜剧片《倒霉大叔的婚事》，就是这样一出戏。任宏恩扮演的“倒霉大叔”常有福，本是个有胆有识的上进青年，但是年轻时遭到批斗，被大时代所伤，年近五十，依旧婚事难成。

但常有福是个日子人，兴致勃勃办起了编织厂。最后迎娶了当年自己被批斗游街时给了自己一个馒头、由此遭受17年污言秽语的魏淑兰。

每个人都会经历“倒霉”时刻，但是，苦日子熬下去，总会有希望的。

《倒霉大叔的婚事》剧情并不复杂，深刻的还是人性。这部剧问世后，成为继《朝阳沟》之后另一部豫剧里程碑式的作品。目前，该剧全国巡演已经超过6000场。

到了1997年，“倒霉大叔”任宏恩再次走进大时代，在戏曲电视《我爱我爹》中扮演赵铁贤，一个独自把子女们拉扯大的乡镇艺人。

成了大款的大儿子为了自己的虚荣心，总想把赵铁贤从弟弟妹妹家里“偷走”，接到城市“科学养爹”，为了父亲身体健康，强迫着赵铁贤吃蝎子、蚂蚁等各种偏方保健品。

拉了一辈子弦唱了一辈子戏的赵铁贤，喜欢拉弦唱戏，结果大儿子嫌丢人却把弦子扯断。

最终，赵铁贤独自一人在妻子坟前，唱了一段感人至深的自白，讲述自己一生的不易，没想到晚年被儿子当做“大骆驼关在笼子里”。远处的儿子偷偷听到，两代人的矛盾才就此化解。

剧情简单，但其中的真情实感，不论听多少遍，总能让听者落泪。

后来，这部剧荣获了2000年国家文化部优秀电影华表奖，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

2004年，任宏恩又与喜剧演员高秀敏合演了另一部大时代下小家庭的戏曲电影《我爱我孙》，豫剧与二人转碰撞中，又讲述了一段不同家庭、地域文化不同的孙辈教育理念。

豫剧名家辈出，不胜枚举。

戏迷对豫剧演员表达喜爱，也不用“艺术家”、“大师”这样有隔阂感的词汇，而是会这样说：

“三天不吃馍，也要听刘忠河。

三天不喝汤，也要听李天方。

三天不吃面，也要听李树建。

三天不吃米，也要听洪先礼。”

“红脸王”刘忠河

甚至于，这些人成了演技标准，《打金枝》唱得好不好，就看你像不像“红脸王”刘忠河，唱《李豁子离婚》像不像李天方，唱《大登殿》像不像豫剧须生“李派”创始人李树建，唱《下南京》像不像洪先礼……

除了电视台大力弘扬的“寓教于乐”的唱段，豫剧还有大量描述农村家长里短，城市打工生活的“民间小调”，内容生冷不忌，主打的就是一个真实。真实到不过审……

不论是婚丧嫁娶、乔迁、开业、春节、元宵等庆典活动，还是固定的社团剧院，以及院校、社区的演出活动，以及日常消遣，在广大的中国内地，戏曲仍是人民群众最受欢迎的演出形式。

不论是阳春白雪，还是下里巴人，与时俱进且擅长“演人”的豫剧，都拥有旺盛的生命力。

并且，豫剧的语言是基于“中原官话”，而不是偏重于区域方言，这也决定了豫剧比其他剧种拥有更广泛的受众。

很多地方戏逐渐没落，一条重要原因就是，方言太重了，甚至连当地出生的年轻人都听不懂了。

至于没落的剧种，就因为“演戏”是一门艺术，所以就要拿补贴、抢“救济粮”来保护？

自己不与时俱进“演人”，又能保得了多久？

带领即将“没落”的丑行重新走上巅峰的“东方卓别林”牛得草，又获得什么保护了？

尾声

除了能把“人”演好，与中华文化根脉相连的豫剧，也最懂“民族性格”。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来被誉为“现代豫剧之父”樊粹庭，以及“豫剧皇后”陈素真，当时正在北京学戏。

得知民族遭难，樊粹庭、陈素真即刻返回河南，编写了《涤耻血》、《伉俪箭》、《克敌荣归》等抗战剧目，开启了河南文艺界第一次抗战募捐义，支援前线抗战。

1938年，国民党军队炸开黄河花园口大堤，民众流离失所。樊粹庭、陈素真创办的狮吼剧团，迁到西安。豫剧中的家国之情，开始萦绕于后方。

另一位豫剧大师——常香玉的故事，或许现代的年轻人知道的更多一些。1951年抗美援朝之际，当时国内号召各界捐助武器支持前线。

常香玉不仅捐出一辆卡车和多年积蓄，在1951年8月起的半年时间，她还带领“香玉剧社”，在河南、陕西、湖北、湖南、广东、江西等6省巡回义演超过170场。

最终，在30多万戏迷的支持下，常香玉用义演收入为前线志愿军捐献了一架飞机。

豫剧中的家国情怀，直到今天，依然如此。

疫情期间，奋战在一线的广大医护、护理人员，很大一部分都是女性，对于她们的贡献和牺牲，我们听到由前线医护人员演唱的《花木兰》选段“谁说女子不如男”。

中印边境冲突发生后，我们听到河南电视元宵节晚会用《五世请缨》中的“年少人盼的是立功边境 年老人我喜的是一门忠贞”来致敬“陈母问勇”。

戏曲真正的生命力，也就在此。它既是大时代中小人物的悲喜，也是不善抒发感情的国人内心柔软与刚强的外显。

战时动员，和平疗愈。真正发自于民心的戏曲，就像是“利万物而不争”的水，像一股潜藏的力量，无需刻意干预，民众需要治愈、需要保护时，它自会彰显。

人民有情，自会善待每一个真正为人民而唱的“艺术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