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望中华（42）向左言“术” 向右谈“道”

回望中华，从远古还没有回望到跟前，就泄了劲了。

因为，感觉是在白费劲。

所以，就不再回望。

这里，姑且做一个总结罢。

这段《回望中华》之系列，以追寻中华民族的历史脚步为名，谈论的是中华文化，谈论的是中华文化的融合、发展与演变之路。

中华文化的内容很丰富，而她最核心的部分，就是《易经》，就是《太极图》《五行图》《洛书》《河图》这四象。

人们平时所熟悉的《八卦》、《六十四卦》、《天干地支》等等，其实，是不在《易经》的核心范围之内。

《易经》的世界观与价值观，是怎样的呢？

具体的，也讲不清。

但是，通过中华民族的历史之演变，我们，也是能够慢慢地领会出来的。

因为，我们中华民族的历史，就一直是在《易经》所包含的世界观与价值观的指导下，迂回地前进的。

拿到今天的现实，关心国家大事，把自己个人命运，与整个人类社会的命运紧密相连的人们，会有各种各样的思想，会有各种各样的政治倾向。

这些政治倾向，总的来说，有“左”“右”之分。

有“左”倾思想的人，一般都是羊群性格，或者狼群性格。他们习惯于把自己当成弱者。因此，他们就倾向于团结同类，倾向于集体生活和反对特殊。

有“右”倾思想的人，一般都是狮群性格，或者老虎性格。他们习惯于把自己当成强者。因此，他们就倾向于个性自由，倾向于展现优越和反抗拘束。

鉴于中国现在还不强大的现实，鉴于中国现在还在受到西方列强的遏制与压迫的现实，“左”倾的人群，与“右”倾的人群，对于国家与民族的认同感，以及对于中国政府的态度，是泾渭分明的。

“左”倾的人群，基本上是爱国，爱中华。但是，其中也有些人拥护政府，有些人却嫌政府软弱，嫌政府“投降西方”、“投降资本主义”。

“右”倾的人群，基本上是恨政府，恨社会主义。但是，在对待国家，对待中华民族方面，他们也有爱与恨的不同。

爱者，是属于比较“明白”的人。他们明白，自身的血统改变不了，自己天然地就是中国人，自己和自己所在的国家与民族，天然地就与其他国家、其他民族具有竞争性，自己必须是站在自己的国家与民族一边。只不过，自己作为这个国家与民族的“智者”，“高等人”，不能和那些“蠢人”、“下贱人”平起平坐，更不能为了这些人的“拖累”，而失去自己的“民主自由”。

恨者，就是认为这个国家和民族，束缚了他，拉低了他的人格。他们认为，做狗也比做中国人高级。所以，他们宁愿做外国人的狗，也不愿做中国人。他们认为，是自己的血统害了自己。所以，他们就恨自己的国家，恨自己的民族。

“左”“右”的人群，其实都是中国人。但是，大家，又都不能从理性上认识自己，不能从理性上认识自己的国家与民族，不能从理性上认识这个世界和这个时代，所以，就不免在思想倾向上，相对正确的方向发生偏差。

如何纠正这种偏差呢？

我们都要学习《易经》；我们都要学习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

我们要通过学习和认识我们的传统文化，来理解我们的这个国家，理解我们的这个民族，也理解我们的政府。

简单点说，就是：“左”派要有“术”， “右”派要懂“道”。

“术”与“道”，这两个方面，“道”是理论，“术”是方法。

所以，我们先谈“道”，后言“术”。

什么是“道”？

“形而上者谓之道”。

“道”就是性格，就是由事物的基本结构以及事物与环境相互作用，所表现出来的性质。

“道”是建立在某种形象之上的一种抽象。

“道可道，无常道；名可名，无常名”。

“道”是可以观察和描述的；但是，“道”不止一种，所以，它也不可能只有一种描述。

那么，我们如何将它们分开描述呢？

最基本的“道”，就是惯性。

任何事物一旦形成与产生，她就具有保持自己既定状态不变的性质。这种性质，就是惯性。

在惯性的作用下，一个事物与另一个事物发生交集，它们就会因为各自的惯性，因为各自都要保持自己的既定状态不变，而与对方发生对抗，从而使对方与自己，都产生形变。

这种形变，就可以用《太极图》来描述。

《太极图》所描述的，是两个主体，在他们各自的气体以圆的形式的维护下，去与对方发生交集时，所形成的结构状态。

在这个结构状态中，双方的气体发生了形变——圆体变成鱼体。而他们各自的主体——鱼眼，在各自的气体之维护下，仍然保持着既定的状态——圆的形式不变。

但是，《太极图》只描述了两个事物因为交集，而产生形变的结构状态。

那么，他们具体的变化倾向与过程，是怎样的呢？

这就可以用《五行图》来描述。

两个主体——金与木，因为相对的能量不同，而具有相对不同的性质，使得他们各自的气体——水与火，也相对具有不同的性质。由此就在相互的交集中，产生了不同的变化倾向。

具体就是：金生水，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克木，木克土，土克水，水克火，火克金。

金为强者，木为弱者。

金生水，就是强者，通过自身的惯性，运化自身的气体，去与弱者发生联系。

水生木，就是强者的气体，在自身惯性的作用下，与弱者发生联系，使之改变独立的状态和独立的角色，与强者形成对抗或者合作的关系。

木生火，就是弱者在受到强者之气体的作用之后，在自身惯性的作用下，运化自身的气体，去与强者发生联系。或者合作，或者对抗。

火生土，就是弱者的气体与强者发生联系之后，双方就形成了一个对立统一的结构关系。

土生金，就是对立统一关系形成之后，强者就在这个关系中，具有强者的角色与身份。

金克木，就是强者的惯性倾向，损害弱者的既定状态，克制弱者的惯性作用。

木克土，就是弱者的惯性倾向，损害对立统一关系的存在状态，克制对立统一结构的惯性作用。

土克水，就是对立统一结构的惯性倾向，损害强者之气体的运化状态，克制强者气体的运化惯性。

水克火，就是强者之气体的运化状态，损害弱者之气体的运化状态，克制弱者气体的运化惯性。

火克金，就是弱者之气体的运化状态，损害强者之本体的实力，克制强者的惯性作用。

《太极图》和《五行图》，也是两种“道”。这两种“道”，都是以最基本的“道”——惯性为基础的。

同时，它们也是互为基础。

没有不依托变化而形成的结构状态，没有不依托变化而形成的存在；也没有不依托结构状态而形成的变化倾向，没有不依托存在而形成的变化。

《太极图》和《五行图》，也还是两种基本的、原始的“道”，以它们为基础，还有两种更高级的“道”。

这两种高级的“道”，就用《洛书》《河图》来描述。

《洛书》中有阴二、阴四、阴六、阴八四个主体。

四个主体各自也有自己的气体，分别是阳九为阴二之气体；阳七为阴四之气体，阳三为阴六之气体；阳一为阴八之气体。

在四个主体与四个气体之中央，还有一个气体为阳五。它是从四个主体中分化出来的气体之组合，形成总体结构之中枢，代表总体结构之惯性，以维护总体结构之存在。

四个主体各自有各自的惯性，又都相互联系，由此产生互动，进而促进各方相对的变化。

《洛书》中，主体越强，其气体越弱；主体越弱，其气体越强。这是因为，在惯性的作用下，压力造成变化，压力促进生长。主体越弱，就越有生长；主体越强，就越保持既定状态不变。

所以，《洛书》所表现的结构，是一个变化运动的结构。而我们当前所看到的《洛书》，只是描述了运动结构的最后之结构状态。

《洛书》的阴二、阴四、阴六之间，是一种三角关系；阴四、阴六、阴八之间，也是一种三角关系。两个三角相联系，就是一个与生物基因结构相类似的螺旋体片段。

而在整体结构之中枢阳五的作用下，整个《洛书》，就是一个抽象的平衡——四维四正皆合于十五。这个抽象的平衡，实际上是表明，这个整体结构是一个动态的圆。

这个《洛书》之圆，与《太极图》之圆相呼应，表明高级的事物与低级的事物，都是以圆的形式存在。但是，低级事物的圆，是先天性、本能性的，就像鸡蛋；高级事物的圆，是后天性、能动性的，就像鸡仔。

《河图》的中央，有三个点数五。两个阴五，上下夹着一个阳五。

其中的阳五，就代表一个事物自己一生的变化过程，及这个变化过程中的第五个阶段。两个阴五，就代表与这个事物相联系的前、后两个事物之所有变化过程，和它们所有变化过程中的第五阶段。下面一个阴五，代表这个事物之前面一个事物的变化。上面一个阴五，代表这个事物之后面一个事物的变化。

两个阴五，上下夹着中间的阳五，表示这个事物，是从前一个事物的第五个变化阶段产生，到后一个事物的第五个变化阶段灭亡。

在三个五数的外面，是以阳一在下，阴二在上，阳三在左，阴四在右为内圈；阴六在下，阳七在上，阴八在左，阳九在右为外圈，所组成的点数阵。这些点数，加上中间的阳五，按照大小顺序，是分别表示一个事物之全部变化过程中的九个阶段。

其中的奇数为阳，是表示这一阶段为质变；偶数为阴，是表示这一阶段为量变。质变和量变是前后对应的，这就有上下左右的对应关系。

而一、二、三、四为内圈，是表示在这几个变化阶段，本事物是在自己前一个事物的支配与遮掩之下，所以，这几个变化阶段就相对为阴，表现不显著；六、七、八、九为外圈，是表示在这几个变化阶段，本事物是在对自己前后两个事物的支配之中，本事物的这几个变化为主导性的变化，所以，就相对为阳，表现显著。

阳五在内外两圈的中央，是表示，这一阶段既是本事物整个变化过程中最显著的阶段，也是本事物整个变化过程中大转折的阶段。在第五阶段之前，本事物是由弱到强的发展；在第五阶段之后，本事物就是由强到弱的衰退。

阳一与阴六、阴二与阳七、阳三与阴八、阴四与阳九，都是同位相对，是表示历史乃一条螺旋线，历史上的昨天、今天、与明天，在层次上不同，本质上有别，但他们的变化形式，是相似的。

《洛书》与《河图》所描述的，就是两种高级的“道”。

从这些“道”中，我们可以领会出怎样的“道德”来呢？

个性，当然是要的。没有个性，就没有存在。没有个性，更没有发展。

但是，个性，只是一种本能啊；个性，只是一种低级的“道”啊。

协作性，也是要的；没有协作性，个性，就是坚持不住的。

协作性，是一种能动性；协作性，才是一种高级的“道”啊。

所以，人生在世，不要把自己看得太高，也不要把别人看得太低。要学会正确地认识自己，认识别人；进而学会约束自己，学会尊重别人。这是很有必要的。团结，就是力量。

当然，团结，不是自我贬低，不是去仰望别人，不是去乞求别人。

团结，是要正视自己的能力，正视自己的实力，去与别人进行价值交换；是要以自己的价值，去赢得尊重，赢得自己的存在。

中华民族之所以源远流长，历久不衰，就是因为我们这个民族是个懂“道”的民族。

我们这个民族从长江之南发展到长江之北，又从长江之北发展到长江之南，尽管经历了许多曲折，但是，我们总是在前进，总是在壮大。

我们很少去侵略别人，这并不是因为我们认为自己虚弱，而是因为我们懂“道”；我们总是能够在被别人的侵略中包容对方，融化对方，进而和对方合成一体，也是因为我们懂“道”。

也许，有些人就是看不惯我们民族的这种性格，就是看不起我们民族的这种性格，他们很佩服西方人的高傲，很佩服西方人唯我独尊的品质，他们认为那是一种豪迈，他们认为那是一种优秀。

可他们不知道，那也是一种作死，那也是一种自我凌迟啊。

为什么西方的政治版图那么破碎？为什么西方民族的历史都那么短暂？就是因为他们不懂得“道”，就是因为他们不善于团结与包容啊。在我们中华民族不断发展，不断壮大的时候，他们西方民族，总是你方唱罢我登场，杀来杀去不罢休。结果，谁是最后的王者呢？

倒下去的，都是王者；新上来的，都是小屁孩。

今天，在西方人崇尚自由，崇尚民主的时候，我们崇尚民主集中制；在西方人主张自然，主张让看不见的手主导社会经济之发展的时候，我们中国人坚持宏观调控，微观搞活。

为什么我们不走人家“成功”的道路呢？

因为，双方的信仰不同，世界观和价值观不同。

西方人信仰的是“民主自由”，我们信仰的是“道”。

“道”，就是既要民主，也要集中；“道”就是既要尊重个人价值，又要发扬集体智慧；“道”，就是要比学赶超敬英雄，众人扬帆开大船。

当然，“道”是一种理念，是一种精神，是一种品格。只有“道”，没有“术”，那就是“坐而论道”，那也是“书生意气”，是不能干实事的。

在“道”的指导下，我们要怎样来面对实际，脚踏实地地开展我们的工作，实现我们的理想呢？

这就是要实事求是，一切从现实条件出发。

我们的目标很远，而我们的困难很近。我们要怎样面对困难，去追求和实现我们的很远的目标呢？

这就是要一个一个地去解决困难，就是要把我们远大的总目标，分化成一个一个小而近的分目标，去一步一个脚印地追求和实现。

我们知道，周初大封建，号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可是，为什么“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周家王朝，后来却还穷得要向诸侯们借钱呢？甚至于还债台高筑呢？

这就是因为，诸侯们都有各自的武装，在诸侯们的武装加持下，周家王朝与这些诸侯们的关系，表面上是一种“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分封制关系，实质上，还是一种“礼乐”关系，是一种相互尊重的关系。如果诸侯们不尊重你，不向你进贡，你也是没有办法的。

那么，周家王朝，为什么会让这些诸侯们拥有武装呢？为什么不从一开始，就不让他们拥有武装呢？

这是因为，当时的生产力水平，决定了当时的最佳生产方式，是奴隶化的大生产。

这种生产方式，决定了诸侯们必须要有武装，否则，奴隶们造反，生产进行不下去啊。

所以，尽管在周朝的时候，统治者就发现了诸侯们拥有武装，过于独立的弊端，就提出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口号，意在加强王权，削弱诸侯们的独立性。但是，现实的条件，决定了诸侯们必须要有武装。而诸侯们有了武装，他们就必然地拥有了自己的独立性，就必然地拥有了与王朝相抗衡的能力。

到了秦朝的时候，秦始皇没有提倡“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却直接地将分封制改成了郡县制。地方上的行政官员不管军队，军队也不管地方事务。这就真正地取消了地方上的独立性，使王权落到了实处。

那么，为什么秦始皇能够做到这一点呢？

这是因为，这时候的生产力水平进步了，奴隶制生产，变成了农奴制生产。

这时候，不需要以武力来压迫奴隶们生产了。所以，军队，就可以直接由朝廷控制。

从这个历史的进程可以看出，有些事情，是勉强不得的。客观条件摆在那里，不尊重不行。

老曹说这话的目的，当然是针对一些人的“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辩论。

中国现在提倡的是“社会主义”，而在具体的操作上，是“宏观调控，微观搞活”。

其实，这个“宏观调控”，就是“社会主义”，“微观搞活”，就是“资本主义”。这就是用“社会主义”的框架，去引导“资本主义”在一定的范围内，为发展社会生产力作贡献。

理想的“社会主义”，还是要落实在现实的生产力水平之上的，这就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除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辩论外，据说，中国外交部，近些年收到了很多的“钙片”。意思是，中国外交部“缺钙”。

很多人敬仰毛主席，不光是敬仰他是人民的领袖；更是敬仰他的魄力，敬仰他敢和帝国主义作斗争的勇气。毛泽东时代，我们中国人，骨头是硬的；我们的外交部不“缺钙”。

但是，在新中国刚成立的那段时间，香港，其实是可以收回的。当时的英国佬，根本就没有打算，以武力对抗兵临城下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是准备一接到中共要他们滚蛋的消息，就立马走人的。

可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兵临城下了，却是让英国佬虚惊一场。

中国没有打算收回香港。包括澳门也不收回。

还有，云南起义的前夕，蒋介石从成都飞往昆明，中途得到卢汉要起义的消息，不得不放弃前往昆明的打算，转道直飞台湾。这时，广州也已经在解放军的控制之下。蒋介石的飞机抵近了广州，当时的广州军区司令员叶剑英，请示中央，要不要把蒋介石的飞机给打下来。却一直没有得到回音。蒋介石的飞机，就那么从解放军的注目礼中，飞过去了。

这都是为什么呢？

这都不符合我们一般群众的心理预期啊。

还有，在“文化大革命”如火如荼的时候，在中国的“革命群众”们高唱着“东风吹，战鼓擂，现在世界上究竟谁怕谁，不是人民怕美帝，而是美帝怕人民”的时候，是毛主席通过各种途径，包括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美国记者斯诺，要其回去传话，邀请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从而实现了中国关系正常化。

后来的中越关系交恶，1979年的中国对越自卫反击战，也都是由此而起的。

而毛主席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主持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

试想一下，如果没有毛主席这个时候安排的中美关系正常化，后来的1979年的邓小平访美，能够顺利成行吗？

正像邓小平说的，他一定要在自己的任内实现大裁军，不给下一任军委主席留麻烦一样，如果不是毛主席，生前亲自主持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那么，在他的身后，谁能够有这个能力，去那么快地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

中美关系正常化，给后来的中国改革开放，打下了一个很好的埋伏。

而在1979年邓小平访美，为中国的改革开放迈出更坚实的一步时，美国人也是为此而欣喜若狂的，他们为邓小平的到来，举行了隆重的欢迎典礼。

因为，他们把邓小平当成了他们“和平演变”中国的代理人。

可是，十年之后，他们就发现，邓小平不是他们“和平演变”中国的代理人，而是他们“和平演变”中国的拦路虎。他们上了中国人的当了。

那么，他们到底是上了谁的当呢？

如果没有毛主席在“文化大革命”中将邓小平两次打倒，美国人，当初会那么信任邓小平吗？

可是，虽然邓小平在“文化大革命”中两次被打倒，他却始终是安然无恙，最后还是顺利复出，成为了中国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

这难道不奇怪吗？

邓小平第一次被打倒的时候，比他大的，比他小的“走资派”们，都受到了很大冲击，可是，他即使是还在北京，没有去江西的时候，也是好好地在家坐着，没有人，上门去找他的麻烦。等他到了江西，那就更是自由自在，成了一个“桃花源”中之人了，每月坐等毛主席的秘书长汪东兴同志，亲自给他发工资。

其实，我们还可以想象一下，文化大革命最后的水落石出，其实，就是留下了两个人：一个周恩来，一个邓小平。

而这两个人，在文化大革命的后期，关系是很微妙的。

在邓小平从江西回到北京，即将重新出来工作时，周恩来因为不经请示，擅自回复美国国务卿基辛格，说双方可以各自指定一个人，就军事合作问题进行联络，而受到严厉的批判。

这个批判的时间很巧：“邓小平进京，周恩来挨整”。

内容也很妙：“不是批判周恩来不经请示擅作主张，违反了组织原则，而是批判周恩来被苏联的原子弹吓破了胆，找美国人撑腰”。

而周恩来的这个错误，也犯得实在是低级：以他一世的精明，他却能够犯违反组织原则，擅作主张的错误，这符合人们对他的一贯印象吗？

这两件事情同时发生，实际上就是造成了一个“邓小平进京，周恩来挨整”的气象。

而以周恩来当时在党内的地位，这种气象的形成，意味着什么呢？

问题是，当周恩来病重之后，邓小平，就也“病重”了。

而当周恩来逝世之后，邓小平，就干脆地被打倒了。

这都是为什么呢？

如果我们联系到后来，邓小平明明是党的领导核心，却不担任实际职务，而要一再地将两个党内的“开明派”，推到前台主持中央工作，我们是否就会，想起一点什么？是否就会，对当初邓小平与周恩来之间的这种微妙关系，多少有些理解呢？

邓小平与两个党内“开明派”之间的关系，不是他当初，与周恩来之间的关系之翻版吗？

实际上，如果周恩来不是死在了毛主席的前面，以他的资历与地位，他很可能就会是毛主席身后的，中共最高领导人。

而这，也正是西方政治家们所希望的。

因为，周恩来的行为作风，很像他们心目中的“开明派”。

既然如此，毛主席，就不会利用这一点，来钓鱼吗？

所以，“邓小平进京，周恩来挨整”，实际上就是周恩来、毛主席、邓小平合作演出的一场戏，是在为后来的局势变化，埋下伏笔。

只可惜，周恩来，走在了毛主席的前面，这曲戏，没有唱成。

但是，即使是周恩来死了，做好的剧本唱不成戏了，这曲戏，还是得变着法儿演下去，鱼，还是得钓。

所以，周恩来去世后，邓小平，就干脆也被“打倒”了。

为什么要“打倒”邓小平呢？

不“打倒”他，他后来怎么能去访美呢？即使是能够访美，又怎么能够受到美国人的热烈欢迎呢？

所以，我们前后比较来看，邓小平明明是党的领导核心，却不担任实际职务，而要一再地将两个党内“开明派”推到前台，这不是对毛主席，当初的那个剧本的延续吗？不也是为了钓鱼吗？

可笑的是，鱼钓完了，图穷匕首见了，西方对中国进行经济制裁了。

邓小平，因为别人都要打倒他，所以，他也不等人家打倒，就自己下台了。

由于看到中国还有那么多的“公知”、“带路党”、“推墙党”，加上最顽固的邓小平也下了台，美国人就认为，他们还有“机会”，对中国进行“和平演变”，所以，他们就还要继续坚持针对中国的“和平演变”不动摇。

既然西方还有“机会”，那中国就没有机会吗？

中国的机会，就是建立在西方的“机会”之上的啊。

所以，西方有“机会”，中国就也有机会。

于是，中国后来的领导阶层，就在邓小平的指示下，“韬光养晦”，继续“吃钩”。

最后的结果就是，饵吃完了，钩，还在水里。

美国人现在不对中国进行“和平演变”了，而是开始和中国打贸易战了。

这就是说，他们已经知道他们上了中国人的当，他们不再“和平演变”中国了。

这就是中国人的“术”啊。

所以，我们应该相信我们的党，相信我们的政府。

我们应该相信我们的领导人，都是杰出人才中的杰出人才，都是精英中的精英。他们不但具有坚定的政治立场，更有超凡脱俗的斗争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