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病毒使西方体制危机提前到来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严峻时刻也是检验理论成色的试金石。多年以来，从西方传来的两个理论或者说两个说法，一是西方社会尊重个人自由至上，一是公民社会自治。那么我们现在看到了什么，少数人没有戴口罩的自由，戴了口罩也是躲躲闪闪，要面对群体的压力，这个时候个人自由在哪里。在疫情爆发的严重时刻，公民社会自治在国家之外起到了组织作用了吗？这个时候，那些社会团体，ngo 都到哪里去了呢。“《快报》周刊的总编辑甚至公开在电视节目中说，我们值得为一批老人的生命而牺牲我们的自由吗？”这个说法以及“群体免疫”也与反复论证的“保护少数”的理论背道而驰。
      理论与实践的差异向我们自己提出一个反思，我们对于西方的理解陷入某种误区。我们脑海中的西方形象一定程度上是存在于学术理论中的西方，更深入些说是存在于哲学中的西方，是存在于洛克，休谟，孟德斯鸠，康德，黑格尔理论著作中的西方。哲学因其有从具体到抽象的特征，往往引出的是理想化的模型，我们就把这理想化的模型当作真实的西方存在了。其实我们更应该从史学的角度，去逼近一个现实存在的西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