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派就是藩镇的喉舌

前几天跟朋友谈美国藩镇化的问题，这也引起了我对国内的思考。

中国舆论场上的左与右，本质上来说只是一个表层逻辑。

中央与藩镇的博弈才是背后的底层逻辑。

现代国家的藩镇，是依托于实体/虚拟产业的资本垄断集团。

资本藩镇与具体的地域结合，就形成了所谓的地域上的藩镇。而现代社会的周期性治理，本质上与古代社会并没有太大的区别，不过是在中央与地方之间的权力求取平衡罢了。

改开时期的中国，资本是被中央权力给束缚住的，但过度束缚不利于经济发展，不利于吸纳外国的资金技术，所以在那个时候，我们下放了权力；而改开后经济高速发展，使资本得以壮大，而当资本壮大到一定程度时，它就具备了与中央权力抗衡的能力，如此以来，现在的主基调，其实就是削藩。

公知恨国党在哪里阴阳怪气国进民退，但就是不点破国进民退的本质---削藩。

这点，财政出生，又在港府积累了大量政策工作经验的卢麒元先生是实诚的，从《盐铁论》始，到中唐时期府兵制的衰败，他指出了藩镇对于中央权力的掣肘。

而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里，我国的资本藩镇们恰恰也对中央政府的一系列谋求长远的战略形成了掣肘的效应。

表面上看，自由派知识分子是在为了维护小民尊严而冲塔，实际上，他们是在利用小民的情绪，维护其背后藩镇的利益。

当今的中国，跳出左与右的意识形态的无聊争执，我看到的是中央政府在削藩。打击医疗行业，是削医疗资本的翻；打击教育行业，是削教育行业的藩；最近对金融重拳出手，削的也是金融资本的藩。

这个藩，不分国企还是民企，本质上是谁在试图削弱中央权力，那么谁就是这个藩王。

卢麒元在谈及官僚垄断资本主义时，提到过这种资本僭越了国家与人民主权。其实说得就是这么个道理。

抛开国企与民企的外壳而争，有一个更深层次的逻辑，那就是你是否为了小圈子的利益而进行了僭越。官办经济的畸化物就是官僚垄断资本主义，民营经济的畸化物就是托拉斯或者说像美国那样的金融垄断资本主义。

我们国内的舆论场肤浅地讨论官办好还是民办好，这本身就是在给藩王们转移矛盾的。这世上哪有脱离了现实环境的好坏判断？理念入局表达，理念在现实中之中为局现，只有在自由派的颅内才可能具现。

房地产问题，本质上也是一个藩镇问题，就是金融资本做大了，绑架了房地产，进而绑架了全国的民生。

但我们国内对于房地产的批判却简单粗暴地变成了对于大政府腐败的批判，将政府与人民对立起来，其结果就是让真正应该得到清算的金融资本藩镇们偷着乐。

在诸多对国内问题的分析上，我们的自媒体人缺乏最基本的形势判断，故而越批判越错，越批判越帮倒忙。

自由派知识分子则在其中发挥催化剂的作用，用所谓的新自由主义那套理论去将社会矛盾简单地解释为“个体与整体”、“政府与民众”、“自由与集权”的矛盾。却不知道，现实中的政治，恰恰是分中有合，合中有分。

新自由主义追求的那种无政府的自运行状态在中国本身就是一个伪命题，因为中国的地缘条件不允许这么做。

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全国粮食自主率最高的地方是东北，最低的地方是上海；但反过来，上海的GDP却是碾压东北的。这样一个现象恰恰说明，上海的高GDP离不开东北的粮食，而东北的粮食也需要上海的消费能力去消化。

国土面积越大，经济区块分工越明显，中央政府对一个国家来说就越是必要。

国土面积大决定了产业收益难以做到全民覆盖，总会出现贫困地区。经济区块分工决定不同区块之间的依存关系无法用单纯的GDP高低来衡量。

像北欧这样的国家，之所以可以非常自由，归根结底是因为国家小，一两个产业起来就可以覆盖全民的福利，所以政府没有做转移支付的必要。

但相同的情况，在中国就很难，沿海经济发达地区的收入很难自然流入到其他欠发达地区，甚至有外流的风险，因此就必须得有强大的中央财政进行转移支付。

这个道理我将其称为“七天神像理论”。

在原神里，七天神像是给角色恢复生命值的治疗木桩，当旅行者的活动范围仅局限在蒙德主城周边时，那么在风起地放一个七天神像就能够满足其的回血要求。

但如果旅行者的活动范围遍布璃月、稻妻、须弥甚至枫丹呢？这时候一个单一的七天神像自然就不够用了，因此需要修更多的七天神像。

而对于七天神像这种误国的奇观，如果只在风起地周围修一个，也许可以通过晨曦酒庄大商人迪卢克的施舍。但若是要把它修到整个提瓦特，那光靠迪卢克的友情赞助就不一定足够了。同理，在蒙德一望无际的大草原上写七天神像也许很容易，但若是在须弥的沙漠里修呢?在枫丹的水下修呢？那是不是难度就上去了，成本也上去了？

因此，地缘疆域的范围决定了对其治理的成本，而治理的成本加大，就反过来对转移支付与中央财政提出了要求。

在关陇地区玩得熟练的府兵制，为什么在中唐时期会被藩镇为主的募兵制给取代？无他，关陇地区才多大，治理成本才多少？全盛时期的大唐疆域有多大，治理成本又几何？

从七天神像理论出发，我们看中国960万平方公里的疆域那肯定是需要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的。

而在此之上，大国也不能太大，因为太大就一定会藩镇化，否则中央政府的治理成本会过高。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美利坚恰恰是因为过度地介入全世界各地，才最终导致了其藩镇化的结局。

二战结束、苏联解体，看似给了美国一个巨大的割韭菜空间，但却从另一个角度加大了美国全球治理的成本。因此就只能在不同的区域扶持不同的代理人，而代理人又反过来与其国内不同的派系勾结，最终以此壮大了其国内的藩镇力量。

我们今天强其藩镇，弱其中央，恰恰也是因为其国内有些利益集团跟我们发生了关联。有些看似捞到好处的地方，在不久的将来往往也可能成为要你命的凶器。历史最有趣的地方莫过于这种辩证性。

因此我在《合川钓鱼城上的碎碎念》一文中看似唱衰我们的海外进展，实则是提醒我们一定要坚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不要过多地去承担全球治理的成本，否则，我们将陷入与美国当下一样的，被藩镇制约的尴尬境地。

扯远了，在七天神像理论之外，其实电路也是同样的道理，没有干涉，电流总会流向电阻小的地方，当你这个电路足够简单，一根电线就能支撑起的时候，你的流动当然是自由，无需干涉的。但如果是一个复杂电路，需要给不同的元件进行不同电量、频率、频次的供电呢？是不是就无法遵循最简单的那个让电流去电阻最低的地方的自由原则呢？

资本的自然逻辑是：去获利阻最小的地方，这也是为何金融资本主义一定会是资本主义的最高形式。因为没有什么比“钱生钱”更“低电阻”了，金融资本增值简直就是资本流动的“室温超导”。

所以，在中国谈自由经济，自由市场，这是一种不尊重客观现实的态度，从纯粹的学术角度去看，这是一种无比劣质且荒诞的存在。

但为何自由派还能将自己的二货思想大行其道呢？

无他，有人愿意出钱养这群二傻子罢了。

谁愿意养呢？藩镇们嘛。

某些人谈文科的独立性，你以为他们是真的在谈独立性吗？人家谈到是独立于中央政府的独立性，但独立于中央政府之后又依附于谁呢？藩镇们嘛！

辩证地看，极左和极右都不是什么值得推崇的存在。

只不过在当下极右的问题处理不好，有可能亡国灭种；极左虽然暴躁，但整体有利于与美帝国主义斗争，所以我才会表现得对极左多一些耐心，对极右多一些恨意。

当然，极左一样可以为藩镇所利用。比如前著名媒体战士那教科书般地叫四川人民让电于工业，就是表面上看去在左倾，在以大国崛起驳斥小民尊严，实际上是利用左的思维去维护他背后藩镇们的利益。

站在藩镇们的角度，无论是极左还是极右，只要他们够闹腾，只要他们能给中央政府带来一些麻烦，掣肘，那么这些藩镇们也都是愿意出钱养这群二货的。

我们之所以看到当今中国舆论场上那种令人哭笑不得的“左右互博辩经”，恰恰是一出与“流浪气球”、“爱波斯坦事件”有着异曲同工之妙的闹剧。

如果中国的键政圈要蜕变，那就请一定撕碎左右互搏的闹剧开始，正视中央与资本藩镇博弈的现实。

此种博弈，不分左右，不分官民，请拿掉这些党争的标签，回归事物最本质的一面：

谁在僭越国家与人民主权？

再说两个题外话：

1. 为什么即便股市如此低迷，上面还是会出台政策影响股市呢？

因为现在就是收拾金融藩镇的最好时机啊。A股上市公司前十都是什么类型的公司？国家在哪一年布局了科创板与北交所？我们国家对于金融市场的规划与期望是什么？这些大家都应该思考思考。

想把一个大池子里的水引入小池子，你得先修一个小池子，然后再把大池子的水慢慢放干。你不可能期待从大池子中直接勺水出来灌进小池子里。所以我劝大家这几年少碰传统大盘板块，因为事情的底层逻辑就是如此。

金融要削藩，这镰刀下来，误入的韭菜们一样会遭到误伤。但削藩的同时，对于优质产业的扶持，对于行业的规范也在逐步推进。我们谋求的是生态，而不是短期的消费波动，所以经济增速什么的，没必要在乎，你非要觉得自己生在了经济下行期是对你的不公平，那这世上不公平的事情就多了去了。

人类社会本身就不是均衡态的，人性也永远都是难以砌平的砖石。大环境的不平坦与小环境的不平坦，再叠加人的不平坦，那么这世上自然会有那么多欲壑难填的哀怨。

真要把这种哀怨当作小民尊严来挨个哄着，还不把人给累死。

西方高福利社会，不就是陷入了这种怪圈之中吗？大量的社会财力与精力被用在了满足其人民越发离谱的要求中，最后的结果就是政府当下无底线地哄着你们，在未来也会与你们一起无底线地奔向死亡。

2. 乡村振兴就是在削藩

从政治角度来讲，乡村振兴就是一种削藩。很多人扯什么乡村振兴了是养乡贤搞割据，却忽略了现在的中国，资本藩镇到底是在那一侧。农村要钱没钱要人没人，还搞割据？你真当是在看《革命机》？

辩证且动态地看，今天孱弱的农村，恰恰有利于中央政府力量的直接介入，因为这个曾经被资本与人力抛弃的地方，真的就是爹爹不疼，姥姥不爱。没有中央政府以转移支付强行推进的精准扶贫与乡村振兴，能有农村今天的基础建设？

不否认，在某一个遥远未来，因为乡村经济太好了，它们也会成为新的藩镇。到时候，我们又会去制衡其发展的态势。这就跟我们种树需要修枝，做饭需要调火候是一个道理，正所谓治大国如烹小鲜，从来都没有一蹴而就，也从来都不存在一个价值判断打遍天下。

改革开放几十年的发展，我国的资本分布存在了几个现象：

1.资本集中在城市侧

2.资本集中在沿海对外侧

3.资本集中在金融侧

这三个现实是资本主义演化的基本逻辑决定的，那就是追求获取利润的效率。

而这三个现实也从客观上决定了，我国的资本藩镇会在这三个领域聚集。

因此，在当下削藩，一是会在城乡再平衡中动大城市端的利益；二是会在类似于新三线建设、一带一路、东北振兴这样的区域经济平衡中得罪沿海经济发达地区的利益；三则是会在“去杠杆”的过程中得罪金融资本集团的利益。

围绕这三个点去观察中国社会的舆论，你会对很多蜗角之争一目了然。

这种分析方式会给我一个在当下可能并不合群的结论，那就是我国社会内部斗争的主要矛盾，不完全是爱国与恨国的矛盾，而是国家人民主权与藩镇利益之间的矛盾。

看明白这点，我们就不会受那些扛着红旗反红旗的骑墙大V蒙蔽。我们有些自媒体大V特别善于玩弄此种话术，一边喊着爱国的口号，一边替应该被收拾的藩镇喊冤。

而我之所以会特别认真地关照马督工，恰恰也是因为他善于利用“马列”作为话术，去蒙蔽那些朴素的爱国群众，当然，后来俄乌、马超、马铁这些节目把它在爱国群众心里的形象给搞垮了，自然就只能转为激情冲塔的自毁模式去迎合恨国党们的胃口。

与那些把“不自由，毋宁死”贴在脸上的传统公知不同，马督工这种能够灵活使用左与右两种思想观点为自己屁股打掩护的新型公知非常危险。如果我不点破其思维上的本质缺陷，不点破其为藩镇服务的本质立场，那对于我们舆论生态的良性发展显然是十分不利的。

此外，情绪相对激动的爱国在当下之所以会凸显，恰恰是因为我仍处于的特殊的美西方全球殖民的时空背景，以及国内藩镇大多与之勾结来对抗中央的客观现实。

从这个角度而言，情绪相对激动的爱国在当下有着极高的正面价值，因为它通过打击美西方霸权来削弱国内藩镇的靠山，使其必须依附于中央政府。

而在遥远的未来，假如美利坚真的飘了，美西方的单极霸权不复存在的。那时候我们的确需要重新审视舆论场的主基调，回归更加理性的爱国。

怎么说呢？恨国公知总是喜欢在人类共性问题上玩双标，以高标准要求中国，以低标准要求西方。但他们背后藏镜人真实的目的，往往也不是真要去证明西方文明的优越性，仅仅是希望以这种冲塔的方式去瓦解当前执政者的公信力罢了。

冲塔的背后一定是更多想要造塔的人，这是如同冰与火之歌一般的无善无恶的群像恶斗，这也是政治最令人蛋疼晕眩的地方。

但是，人从来不应该由此而虚无，因为良政永远都存在，关键在于你以怎样的格局和视角去看待它。

是否符合人类的明道，是否遵循历史的趋势，是否采取合理的手段。

看明白道势术，那么对于人性的丑恶也就最多当个乐子。

当人类被理性的算计奴役着迷失自我时，荒诞的解构会让生活回到欢愉命途的嘲弄中去。

对于终将一死的凡人来说，能够自由地选择看待世间的态度，能够用虚无解构枷锁，用荒诞解构虚无，能够以一种上善若水的方式坚定着自己从未改变过的信念，以心求道，那也许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自由，是逍-遥-游。

迷失在新自由主义里的那些真正想求索的人，与其给藩镇们当喉舌，恍恍惚惚庸庸碌碌地过完一生，你们兴许应该看看我上面这段话，喜怒哀乐皆是活者的一种面前，愚者千面，不过游戏人间。对于黑暗之物掷以欢愉的嘲弄，对于光明之心给于长情的相守。

无意于生，无意于死。无意于得，无意于失。唯铸此剑为此名。

戏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