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起了彭总在部署铁原阻击战时的一句话

想起了彭总在部署铁原阻击战时的一道命令

——为什么东野四纵在《塔山阻击战》能够成功？

2023-05-18

在原广州军区和当年参战部队解放军第41军的鼎力支持下，电视剧《塔山阻击战》以七集的片长，较为客观真实地再现了在四野战史上具有重大里程碑意义的塔山战斗。时任“塔山英雄团”通信股股长，曾任中央军委副主席的张万年将军题写了片名。

人民解放军东北野战军第四纵队在此仗中打出了“塔山英雄团”（第12师第34团、焦玉山\江民风），“白台山英雄团”（第12师第36团、江海\王淳），“守备英雄团”（第10师第28团、鞠文义\张继璜）和“威震敌胆”（纵队炮兵团、王一平\郑戈令）四个英雄团队，程远茂、卜凤刚等20名指战员荣获野战军颁发的“毛泽东奖章”。在中共中央从“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进驻北平时，由四纵改编的四野第41军在郊外西苑机场接受了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的检阅，其中“塔山英雄团”的战旗排列在第一位。

随后，作为四野“四大主力军”，改编后辖有第121、第122、第123、第154师，共6.4万余人的这个部队和韩先楚任军长的第40军一起解放了海南岛，并留在这个天涯海角组建榆林要塞守备区，1951年1月进驻广东潮汕地区担负海防任务。

在明末辽东督师袁崇焕领导关外明军竭力抵御来自新兴的后金满洲“边患”，著名的松山（今兴城）之战发生地的这片古战场上，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在继作为国共大决战“序幕”的济南战役之后，首先发起了“三大战役”中辽沈战役。

在前所未有的敌情压力下, 此役首先胜利攻克锦州歼灭范汉杰部，进而在辽西黑土地的追歼战中消灭了包括国民党军“五大主力”中的新一军和新六军在内的廖耀湘兵团主力，从而实现了中央军委“封闭蒋军在东北”的战略决策。而攻打锦州能否能够得以顺利进行的关键，取决于位于辽西走廊、锦州以西三十公里外的我军部队，是否将国军“东进兵团”的11个师坚决挡在无险可守，几乎没有任何屏障的白台山-塔山堡-打渔山岛一线。

当时的国民党军统帅部和战场指挥官，都对其部队的兵力与装备实力充满自信，甚至准备用一个上午打通这一通道路，进而增援驻防锦州的范汉杰。然而，经过1948年以“诉苦运动”“三查三整”为核心内容的新式整军和春季大练兵的东野第4纵队（吴克华、莫文骅）在既无山也无塔的塔山堡，创造了用六个昼夜，将国军陆海空三军首次协同作战的侯镜如兵团，坚决阻击在巨马河边的战争奇迹。

在塔山阻击战中，我军的伤亡是巨大的，其中就有“两个主力团七千余人，战后尚能战斗的仅120人”之说，四纵的七位领导，从司令、政委到“塔山英雄团”团长，去世后都安葬在塔山烈士陵园，同那些牺牲在这里的战友们长眠在一起。

也因此有了林总“我不要伤亡数字，只要塔山”的著名指挥格言。

这是为什么？

首先在于人民解放军坚定的战斗意志，这支军队的指战员都知道“为谁而战”并且官兵共欲，敢于牺牲。此战东野第二兵团司令程子华在可以看见蒋军军官手中烟头的前沿战斗接触线上指导部队排兵布阵、修筑防御阵地，林总亲自指定四纵胡奇才副司令坐镇一线进行前敌指挥，东野炮兵司令在义县前线触雷，毛主席称“朱瑞同志的牺牲实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中之巨大损失”。在此前的济南战役中，华野山东兵团就有3纵8师的王吉文师长和13纵37师徐海珊政委牺牲在城垣；而在解放战争末期兰州战役的沈家岭战斗中，一野第4军10师30团政委李锡贵、11师31团团长王学礼、32团副团长马克忠也战殆在战斗的第一线。

其次，部队在“军事民主”的基础上，对防御战术机动灵活的运用。在塔山阻击战中，四纵在十一纵部队的配合下，能够在野司没有动用战役预备队的前提下顺利完成任务，其中一个核心的战术要点，就在于采取了主动性质的“攻势防御”而不是被动死守既设防御阵地，一线官兵不间断发起的反冲击对最终稳定防线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抗美援朝战争的第四次战役中，志愿军第50军之所以能够在汉江南岸顶住美英军在强大空地火力支援下持续猛烈的进攻，关键也在于此。这个部队是来自彩云南，在徐州会战中坚守禹王山，长春起义前的原国军第60军。当然，并非任何一个部队都能做到这一点的。

第三是将帅同心。在打响之前，据说林总是作了一万人牺牲的准备，他其对塔山防线能否守得住还是很担心。因此，才会有派出他最信任的野司作战处长兼情报处长苏静（开国中将），带一个重炮连去四纵司令部，做只看只听但不说的“观察员”的奇怪之举。但是，吴克华却坚决只凭自己纵队就完成了任务。这样，原本准备用作预备防御部队的11纵基本未动而战役预备队（一纵）也专注在攻城方向。

而由分别来自国民党军第54、第37、第62、第92、第39军和独立第95师的11个师组成的东进兵团，在此战中表现得也还是很用命的，在战斗后期甚至组织起了“军官敢死队”。其中，源自广东的第62军151师451团的正副团长带头冲锋并均战死在阵前，而作为华北“剿总”预备队的独立第95师，经过不断实施开阔地集团冲锋，战后重新整编起来的部队实力仅余三个营。

然而，他们最终失败了！这是为什么？

这不禁使我想起了在随后的朝鲜战场上第五次战役第二阶段，当范佛里特组织以装甲炮兵分队为主的各式“特遣队”穿插迂回至后撤志愿军中线与东线各军的后方并奔袭我后方补充枢纽铁原，甚至可能动摇整个志愿军作战态势的这一异常紧要时刻，彭总在重新进行战役布势，部署建立新的防御线以稳定战局时，曾经给第19兵团杨得志司令员下达过的一个命令，就是把63军打光，也要死守铁原以南阵地15天。结果十三天后，当傅崇碧部以惨重的代价完成志司交给的作战任务，奉命撤出阵地时官兵衣衫褴褛，手中只剩下弹仓空空的步枪。随后彭总命令给傅军长补了两万老兵并换装才到货的苏式装备。

这就很能说明问题！

在1926年中广东国民政府决定北伐时，国民革命军序列的编成内仅有八个军，约十万人。其中，以黄埔师生为主体组建起来的第一军是蒋总司令的嫡亲起家部队，其他各军则是分别来自粤桂湘滇等国内不同的地方派系，包括湘谭延闿的第二军、滇朱培德的第三军、粤李济深的第四军、桂李宗仁的第七军等。然而，这时的国军却在与北洋军阀三大势力的作战中所向披靡，一年后建立起蒋记南京国民政府；到1928年7月，国民革命军己拥有“八十四个军约三百个师，共二百二十万人”。在1928年底张学良易帜后，全中国实现了至少形式上的统一，其间只用了两年多一点的时间。

然而，这支军队在二十年后就变成了这样！

个人认为，其中一个重要的根源就在于国军中的这些黄埔新贵更不用说那些前朝权责，从骨子里承袭了北洋军阀将军队视为私物，是将领个人“发达”的资本这一“意识精髓”，从而导致号令难以从精神得以统一，在行动上难以贯彻。因此，就有了此时的蒋总统斥之为“蝗虫”之说。军师长各有自己的心思、打着自家的小算盘，弄得打仗就如同做生意一般。

尚不用说，已经腐败到根上的民国政治，抗战胜利后发动的这场内战导致国民经济的破败，发行金圆券引发的财政崩溃，……

                                    初稿写于2023年5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