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五个月后，欧洲有国家撑不住了

欧洲维持了十五个月的团结表象出现了最新一道裂缝。

5月7日，斯洛伐克总理爱德华·海格尔宣布辞职，将该国已经持续到第四年的政治危机推向了新的阶段。一天后，斯洛伐克总统祖扎娜·恰普托娃将前央行副行长鲁多维特·奥多尔任命为看守政府总理——斯洛伐克将在今年9月举行议会选举，奥多尔政府注定只有四个月寿命。

更为重要的是，目前的民调显示左翼民粹主义反对党Smer-SD有极大可能将赢得下届议会选举，Smer-SD当前的领导人罗伯特·菲克不仅是斯洛伐克前总理，也是当前斯洛伐克政治光谱内最为亲俄的一端，不但支持俄罗斯在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而且公开反对斯洛伐克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

斯洛伐克是欧盟和北约双重成员国，也是过去十五个月里欧盟在军援乌克兰方面走得最远的国家之一，就在刚刚过去的这个4月，斯洛伐克向乌克兰转让了10架米格29战斗机，成为为数不多的几个对乌提供了空军援助的欧盟国家。然而事实证明，这个国家业已破碎的政治版图和民众低迷的信心不足以支撑它在外交上维持坚定立场，尽管自一开始就立足于散沙之上的海格尔政府画出了利用欧盟支持资金、在2024年解决生活成本等问题的美好前景，但愈演愈烈的政治危机没有给他留下这样的机会。

5月5日，海格尔在一次全国讲话里直言不讳地承认，斯洛伐克已经陷入“严峻危机”。过去四年，许多人尝试过阻止斯洛伐克滑向今天的境地，但一切努力都未奏效。

愈演愈烈的政治危机

刚刚辞职的前总理海格尔自一开始就不被认为是一位立场鲜明的政治家：他在2021年4月爆发的一次政府危机中取代了当时的总理马托维奇，成为新任斯洛伐克总理，巧合的是，马托维奇的下台也与俄罗斯有关——当时，大流行压力下的马托维奇在没有取得执政联盟内部一致的情况下，自行采购了一批俄罗斯卫星V新冠疫苗，而甚至没有告知自己的政治盟友。这起事件迅速发酵，随后导致了马托维奇的下台。

●刚刚辞职的斯洛伐克总理爱德华·海格尔 / 网络

与马托维奇出自同一政党OĽaNO的前公司高管和议员爱德华·海格尔作为救火队员出现在了总理位置上，他以冷静和经验丰富著称，此后他的表现似乎验证了这一印象，但对于斯洛伐克政界的大多数人来说，这仍然不是他们所期待的领导人——尽管作为救火队员上台，但海格尔没有在第一时间与前任马托维奇切割清楚，恰恰相反，他在上任后迅速将马托维奇任命成了自己的财政部长，正是这一点为未来埋下了隐患。

除此之外，由四个党派组成的斯洛伐克执政联盟内部想要取得一致，事实上并不容易，海格尔画出了政府会在冠状病毒后恢复计划的63亿欧元赠款的资助下成功改革的美好蓝图，而在现实中，任何改革方案要想通过议会，都需要反复的闪转腾挪才能做到：为了获得63亿补助款中的第一笔，斯洛伐克必须在2022年4月之前批准高等教育和司法改革。然而，经过一年的辩论，议员们只是在3月23日（高等教育）和4月27日（司法）的最后一刻才通过了经过反复修改、效果大打折扣的改革方案。

海格尔甚至也不讳言在执政联盟内部寻找共识的艰难程度，他的无所作为诱发了更多人对他的负面评价，2022年5月，由于来自Sme Rodina和OĽaNO的议员联盟的反对，议会未能批准逮捕前总理菲克。本就风雨飘摇的执政联盟因为此事陷入了惊涛骇浪，自由与团结党 (SaS) 激烈批评OĽaNO，并因此与海格尔趋于反目。

但与之同时，最初同样犹豫不决的海格尔在外交层面找到了自己的定位：面对骤然爆发的俄乌战争，海格尔在3月拒绝了波兰总理莫拉维茨基一起访问基辅的邀请，随后发现除他之外，他的波兰、捷克和斯洛文尼亚同僚都抵达了基辅，海格尔因此广受批评，并被嘲讽为懦弱胆小。在此之后，海格尔开始尽力弥补，他与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一起在4月初访问了乌克兰首都，并宣布斯洛伐克将把苏联时代的防空系统移交给该国，此后，斯洛伐克开始成为波兰等东部邻国眼中的“可靠盟友”。

内与外的不平衡迅速演化成了公开冲突，财政部长、前总理马托维奇的部门在5月提出了一系列社会改革方案，旨在帮助斯洛伐克人应对生活成本上升的问题，自由与团结党拒绝支持这一社会保障计划，马托维奇因此开始接触极右翼反对派，并在5月24日成功地促使议会通过快速立法程序通过了它。

自由与团结党主席、经济部长理查德·苏利克与出身OĽaNO的财政部长马托维奇之间的矛盾由此公开化，而作为总理的海格尔显然无法控制这一紧张关系，事实上，他一直在扮演和事佬角色——即使在马托维奇多次公开抨击他与总统恰普托娃的情况下，他也仍然试图在公开发言中为马托维奇辩护。

●时任财长马托维奇（左一）、经济部长苏利克（左二）和总理海格尔（左三）在2022年一次政府会议上 / 网络

矛盾日益发酵，在要求海格尔炒掉马托维奇的努力以失败告终后，苏利克最终在2022年9月带领自由与团结党退出了执政联盟，海格尔也由此失去了议会多数支持。随后，该党又在12月发起了一次针对政府的不信任案表决，理由是政府未能帮助人们应对因能源价格飙升带来的生活成本危机。海格尔政府并不令人意外地输掉了这次不信任动议，尽管总统恰普托娃选择了继续任命他作为看守总理，其内阁的摇摇欲坠对于任何人来说都已经不是秘密。几天后，海格尔终于放弃了让马托维奇留在他的新任临时政府中的想法，只有这样，他才能换取自由与团结党对于政府2023年预算案的支持。

争夺选票的斗争

现年49岁的恰普托娃是斯洛伐克最受欢迎的政治家，在从政之前，她曾是律师和斯洛伐克知名环境活动家，以领导了一场长达十年的反垃圾填埋场的运动著称，这场运动在2016年使她赢得了国际环境奖项，也开启了她的政治生涯。在她刚刚上台时的2019年，她的支持率甚至在邻国捷克超过其时任总统泽曼。尽管几乎整个任期都伴随着漫长且愈演愈烈的政治危机，恰普托娃的支持率直到2023年3月仍高达43%——比起2020年的她自己，这一数字当然不值一提，但这仍足以让她在下一次总统选举中领跑。

恰普托娃的履历完美地解释了她的政治立场，她是环境保护和气候议题的积极支持者，亲近欧盟，强调法制和改革的作用，支持同性伴侣关系和堕胎权。

而如今被各方视为最大威胁的前总理、反对党Smer-SD领导人罗伯特·菲克，在各种意义上都是她的反面：这位前总理在一场有关谋杀记者的舆论风暴中辞职下台，在任时一直负有腐败和专权的负面评价，直到目前仍面临多桩腐败和挪用公款官司。除此之外，菲克还以其亲俄立场著称，2022年战事初起时，菲克一度名列乌克兰政府公开宣布的为俄罗斯利益活动的外国政要名单之中。

斯洛伐克的总统选举将于明年春季举行，此前恰普托娃曾表态称，她将在5月15日前宣布自己是否参选连任的决定，这正是奥多尔新政府预期完成组阁的日期。对于大多数评论者而言，恰普托娃仍保有相当可观的选举优势，但过去半年里剧烈变化的斯洛伐克政局，将恰普托娃与菲克两个本应无所交集的政治人物拉上了同一条赛道：2023年1月，斯洛伐克国会通过了一项宪法修正案，授权在议会三分之二多数同意的基础上举行提前选举，议会选举随后被提前到今年9月30日，这意味着如果谋求连任，恰普托娃的总统竞选活动将与各党派的议会选举竞选同步进行。

●斯洛伐克总统祖珊娜·恰普托娃 / 网络

而原本预计将工作到今年9月的海格尔临时政府，在4月底再次发生一系列部长辞职事件，最终迫使海格尔本人也递交了辞呈。随后以看守总理身份上台的奥多尔没有政党背景，而争夺选民的竞争将在包括恰普托娃在内的所有人之间展开。

然而，这场竞争真正的战场既不在议会也不在政府，而在全斯洛伐克普通人收到的账单上。

能源危机中的最薄弱环节

尽管在战争爆发初期并未受到太多注意，但事实上，中欧小国斯洛伐克是全欧盟最依赖俄罗斯能源的国家之一，战前斯洛伐克85%的天然气从俄罗斯进口，而德国这一数字仅为65%。

除了自用，斯洛伐克还是欧洲主要的天然气供应十字路口之一。来自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的俄罗斯天然气通过Bratstvo管道流入斯洛伐克，并继续流向捷克和德国。该国还通过通往奥地利和意大利的管道出口天然气。

战争爆发以后，飙升的能源价格和欧盟对俄罗斯能源施加的制裁措施共同推高了斯洛伐克国内生活成本，对于已经在大流行期间蒙受重创的斯洛伐克经济，这是足以引发质变的打击：大约从2022年夏天开始，斯洛伐克经济开始陷入停滞，多家高耗能工厂被迫停产，失业率由此上升。到了秋天，当时刚刚失去议会多数地位的总理海格尔在2022年9月的一次采访中警告，由于能源价格问题，斯洛伐克经济面临崩溃风险。但他向欧盟委员会寻求财政援助的努力并未成功。2022年年底，多数预测认为斯洛伐克经济将在2023年陷入衰退。

而在社会现实层面，斯洛伐克国家银行在2022年8月发布的一份报告中承认，一部分社会弱势群体的处境并不能通过现行统计指标被准确体现，领取养老金的单身老人和多未成年子女家庭并非国家政策中的疫情补贴对象，但他们的处境却在疫情期间剧烈恶化了。2022年10月的预测认为，超过一半的斯洛伐克人难以负担其能源账单——对于工资水平约等于平均线的人口来说，年度平均账单金额约为他们一个月的收入总额，对于最低收入人口，这相当于一个半月的收入。

菲克所领导的Smer-SD党正在这样的氛围中逆势突围：他公开将斯洛伐克飙升的能源价格和生活成本指为欧盟制裁切断了俄罗斯化石能源供应的结果。斯洛伐克选民目前用实际行动表明了他们真正在意的是什么：尽管菲克丑闻缠身，Smer-SD仍在现在的民调中保持着领先地位，得票率大约17%。由于援乌行动与能源价格飙升之间被划上了等号，菲克目前最重要的竞选纲领就是承诺一旦上台，将终结对乌援助。

但在今天斯洛伐克异常破碎的政治版图面前，更有可能的未来不是菲克领导的亲俄政府，而是没有人能够成功组阁的政治僵局——将参加竞争的政党多达九个，另一位前总理佩莱格里尼领导的党派目前支持率与Smer-SD极为接近，而其立场仍然难以确定。或许更加贴近现实的说法是，无论是如何处理今天的经济困难，还是在这样的国内形势面前如何预测未来的外交立场，他们当中没有人真有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