岣嵝峰《禹王碑》的解读思路与初步结论

南岳衡山岣嵝峰《神禹碑》的解读思路与初步结论  

  一，《神禹碑》是谁制作的？    

《神禹碑》又被称作《岣嵝碑》，由一堆古怪别扭符号拼凑而成，刻在南岳衡山岣嵝峰大石头上，其具体来历并无官方史料确证。  

岣嵝两字，东汉早期许慎著汉字第一部字典《说文解字》时，尚未见此字。到汉未三国曹魏时，张揖著《广雅》(《博雅》)时，才首次提到"衡州南岳有岣嵝峰"，并写到"上有神禹碑"。(按:此记录有疑，或为《康熙字典》转录《博雅》条目传抄对误写或附入)

晋代，衡阳人曾任长沙相的罗含，在《湘中记》里写有"岣嵝峰有黄帝赐大禹玉牒"，"上有神禹碑″。唐代韩愈有诗文"岣嵝山尖神禹碑，字青石赤形模奇"，记载了确实有蝌蚪奇文的石碑。

这些都是较早的明确史料。现在，国内如长沙岳麓山、武汉汉阳长江汉水合流处等不少地方，国外如韩国多地都有摹印拓刻，皆托名为大禹鼓捣出来的古物。    

四千年前大禹时代就有这样的石刻？

全国范围内从三皇五帝到殷商之前，在甲骨文之前，并没有一件这种近似文字乃至文章的符号类金石刻录物品。作为孤例，说它是大禹时的造物，当然不太可信，甚至概率无限趋零。    

它是谁制造的呢？    

在南岳衡山这样有数的地理名山上，用众多古怪符号摩崖刻在大石头上。在殷商周代之后魏晋之前，其工程量不小，影响也不会小，不太可能是民间人士作品。如果是早期道教创派人士所为，这算是道门盛事大事，应该会留有史料方志道观典藏记录。如果是各王朝中央官方所为，同样多半会有相关史料记录。但偏偏没有这两种最具可能性的记录。    

那么，会是谁制作的呢？    

有几个人选，但最有嫌疑的，恐怕要数王莽与刘歆这两人。    

在南岳衡山做这种摩崖刻石的事，非帝王参与，一般人还真不敢去做。但是，无论哪位帝王参与了这事，为何却没留相关史料记录？    

推测起来，原因无非是制作时并非正常情况，制作它的目的有非同寻常之处。多半与当时那位帝王得国不正，需要搞阴谋伪造神迹有关联。    

历史上有这类需求的帝王可就多了。汉末三国这些帝王里，开国君主们都有可能。  

但他们不但篡位禅代成功，还都传了三五代。如果要造神迹托天命，把这石碑作为改朝换代的工具法宝证明，就没有必要事成之后不留记录不大书一笔不特别宣扬。    

所以，这石碑多半是改朝篡位事业搞成了半拉子工程，是搞成烂尾楼情况下的作品。    

即便是这类半拉子帝王或草头大王，数量其实仍然不少。    

比如，秦末南方的各支起义军如陈胜吴广鱼腹藏书又自立为王的之类，汉末的南方诸候们尤其是袁、刘、孙三姓世家贵族乱世豪杰们，汉末的黄巾太平道起义，他们也都可能去制作这类物件。但他们都是拿起铁杆子真刀明枪直接干武装的，犯不着把这事只做不说，深藏名山而不声张。所以，他们之中哪位枭雄做下这件事的概率也不高。    

相比较起来，介于上述两种情形中间的王莽(以及刘歆等人)，可能性就大多了。

他篡位成功了，还做了十几年皇帝。但最后终究又没能立得住，死于非命，身死族灭。他所建立的大新朝也不归于史册正统，史书不为他立本纪而只归入列传。

他与刘歆两人，一生都最喜欢制造符命图谶各种石刻神迹，又以虞舜后代自命，惯于伪造三皇五帝夏商周三代古文史料。    

这石碑但凡有一点痕迹显示它本来是伪造或改造过的。那么，由他们伪造的可能性就会最高。    

南岳衡山这地方，与虞舜有较紧密关系；这石碑上那些疑似文字乃至文章的符号组合，又如此古怪离奇。所以，无论是从制作人所应具备政治地位，还是从其应具备的文化水准能力去判断，显然都可判定它并非寻常人所能为。   

把这些疑似文字文章的符号，与汉字、古文形成发展过程中的变化对比起来研究，再结合这些符号独特的形状组合结构来判断，大致可判断其被制作的可能年代区间。从它所能发挥的功能去归类、从制作者试图完成的目标去判定、从制作的原由去分析，也可考虑一些线索得出若干推断。   

总体而言，可判断它大致上与周秦时期的金文、大小篆以及秦汉隶书这些字体，与《尚书》《楚辞》《汉赋》这些古文体，相对而言更接近或更早。也可推断出，在这些字体文体流行的年代区间内，时间越往前往年代区间的上限推，可能性概率相对也越高。    

综合考虑这些因素，也就容易让人把这石碑与王莽篡汉联系起来。     

那么，问题来了。王莽篡汉前后，他曾伪造了那么多符命图谶石刻祥瑞神迹，史书对其都有比较清楚详细的记载。为何这件并非可以轻易忽略的石碑，却又没能被记载呢？    

况且，在汉代，南岳并非是现在的这个衡山，而是现今安徽霍山县(潜山县)的天柱山。王莽篡位时所伪造的大量神迹，大多都是在长安周边地区或人口密集、开发程度较高的地方。他并不强求更高难度，似乎没必要安排远距离不易操控掌握、当时开发程度很低、交通不便、效果影响很小、当时还属于南部边荒地带名声不显的岣嵝山。    

当然，王莽当政二三十年，篡位后做皇帝都做了十几年。他一直到死，也都还沉迷于伪造符命图谶弄石刻神迹。他篡位得国不正，当然也就始终有这方面的旺盛需要。他在某个时候因政治所需，让人去岣嵝峰造出这个石碑，虽然不具必要性，但可能性也是有的。    

为何没有留下记录？    

如果伪造改造《岣嵝碑》的时间，发生在他篡位前后。这件事没被史料记录，那很可能是因为岣嵝山距离长安太远，由此造成的时间上各种不凑巧。   

 按照《汉书.王莽传》里记载，王莽指使造出大量符命图谶石刻神迹为篡位服务，他事成登基后，便大肆封官赏钱给那些参与造假的功臣功狗。当时，更多人也就不免要以此来求富贵，于是，这些东西便满天飞源源不断。然后，有人就上书劝谏了，王莽也下诏禁止了，还为此杀了一批人。     

所以，王莽虽然终其一生都喜欢伪造各种神迹，但在篡位登基前后，却又有一段减缓、中止乃至禁停伪造的时期。这样一来，也就肯定存在各种时间差了。而岣嵝峰这里，肯定就是系列时间差中受害最明显的那一类了。    

因为距离太远，它可能来不及去追凑神迹纷至沓来时的那些热闹。因为处在边缘地带、汉代的南岳还并不是它，影响作用效果也没那么重大，即便与舜帝大禹可以牵扯联系上，但也没到非它不可的地步。    

最后，这神迹造是造出来了，但却没能及时用上。等到造好了报祥瑞送来长安了，可能又已恰逢他的禁令诏书也颁布了。   

祥瑞太多，封赏赶不上节奏，于是他改赏为杀，人头都砍了不少。这种新情况下，长沙郡国驻长安办事处主任也许就难以判断《岣嵝碑》的价值份量，也许就不敢报喜讯，也许就果断退缩观望了。   

再然后，王莽政权被更始帝干掉了。天下战乱了一阵子，这事儿也就更没有下文了，恐怕一应档案都销毁得干干净净了。

二，《神禹碑》写了些什么？

《神禹碑》上面总共有77个符号。 

1，先说说它们的排列布局。    

从上往下看，上面五排，每排九个符号，共45个符号。下面4排，每排8个符号，共32个符号。从左往右看，左边第1列，只有5个符号。从第2列到第9列一共8行，每行9个符号，总共72个符号。    

如果左边第1列也是9个符号，那么它们就组成为纵横都是九道的一个正方形，九九八十一个符号。但是少了4个符号，也就显得上宽下窄有残缺。    

这样比较整齐规范的总体排列布局，值得注意。    

比如，左边第1列为什么少了4个符号？是不是说这石碑最后还没有完工？    

如果这些符号是文字、汉字，如果它们所组成的就是一个完整的文句文本，那么，左边第1列显得单立出来的5个符号，是文本的结尾字句、标题，还是签名？    

又比如，这样子排列布局后，客观上所形成的或可抽象出来的一些数字，在古代是否有特别意义的？    五排九列四排八列？九、五，四、八，45，32，77(81-4，5+72)。     

如果想得更复杂一些，把左边第1列与最上面或最下面的那一排符号都单独列出，则又会形成4，9(5，8)，8x8=64，这样的数字组合。     

这些数字有特别意义吗？

2，再看看这些字符具体特点。

首先，77个符号，没有雷同重复的。    

如果这些符号确实是文字符号，而且组成了完整文本，那它们彼此全无重复雷同的特点就比较古怪了。    

这个数量级的汉字符号所组成的文本，很少乃至根本找不出第二例完全是由不同的字来构造的。不要说常用汉字数量极其有限的古代文本了，常用汉字数量大为扩充的现代文本，也都很难构造出来77个完全不同汉字组成的语句段落。    

考虑到岣嵝峰上的这个石碑所可能具有的几种功能、作用，参考有类似功能的其它符号组合系统或文本，也就更加要令人觉得奇怪了。    

这类石刻作品可能有以下几种功能作用:记录帝王事功向祖先神灵吹嘘昭示后人、祭祀天地秉告或誓约于神明、托天命代表天意给出隐晦神秘暗示，以便作出相应的政治变革、权位更迭、大政方针改换之类关键性的安排。    

功能与之类似的可作为参考的文献，恐怕只有真伪古文今文《尚书》里，那十几篇几十篇诰、命、制、册、祭等等之类文本。    

然而，即便是《尚书》诸篇，虽然都是极尽言简意丰如同天书之能事，但是也没有哪一篇哪一段能做到77字个个不同。  

其次，虽然77个符号没有雷同重复，但其中很多符号在各自的形体结构上却有共同特点。

其中最为突出的是，很多符号在左右结构上，呈现出比较明显的对称结构。此外，所有这些符号从外观上整体上观察，也具有明显方块文字外型。    

这两个特点，与汉字的文字形体结构比较一致。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国人看到这些符号，无论是唐宋古人还是现代学者，都很容易就认定它们是采用了特殊刻写方式的汉字。    

此外，由于它们是石刻文字，也就很容易就让人去对比相应的汉代尤其是王莽新朝的印章文字，也很容易让人寻找到两者之间更多相似相近之处。 

3，综上所述线索，把它们串接起来，已有极大概率可判定一些结论，至少可以作出一些大胆假设:    

《禹碑》或《岣嵝碑》或许是在王莽篡汉这段历史事件前后，由刘歆等操盘手们具体操作，参考了他们这些作伪专家亲笔操刀过的古文《尚书》文本，为王莽的篡汉事业服务才制作出来的，是伪托天命天意的符命、册文、训示一类的重要物件。    

考虑到它没有被记录入史料，其内容的关键性重要性或许没有那么高，应该没有与篡位的直接必须需要发生关联。所以，它很可能只是表述上天神灵先祖对于王莽新朝未来宏观大政方针之类空洞东西的认可或给予指导意见。    

王莽篡位后未来大政方针方面的具体方案文本，他们当然早已有相应既定或粗略或细致各种安排。《岣嵝碑》只是对其更进一步的抽象化处理，只是要代天证明其合法性高大上伟光正。    

王莽在治国理政统军决战方面，胸怀、眼光、思维、操作能力，都算不上优秀。既无雄才也没大略，具体操作也常显幼稚呆萌死板。但他却算得上是托古改制的祖宗、专家，很能折腾。他的新朝，搞出了一大堆脱离或疑似超越时代的新玩意，让很多人以为他是穿越客。    

那么，王莽新朝搞的那一大堆具体施政方略里头，哪些东西才是需要《岣嵝碑》去确认，赋予天意祖先神灵光环的呢？    

显然，涉及人事变动、官吏制度更废的，有《周礼》《礼记》这些古书去让王莽按本本办事，改造旧汉朝，建设他的大新朝理想国。    

《岣嵝碑》所要确认的，多半就是他授意刘歆编改的《尚书》中的某些东西。尤其是象《洪范九畴》里的洪范五行、洪范八政这些东西。    

对比《洪范》文本，很客易就发现里面又出现了五、八、九这些数字，它们在《洪范九畴》这篇文本里甚至比比皆是。对比《岣嵝碑》布局结构上同样明显呈现出的五、八、九，它们只是巧合么？

4，顺着以上思路，已把《岣嵝碑》与王莽刘歆编纂的《洪范九畴》联系起来了。但是，这显然并不够。

《洪范》与其它《尚书》篇目一样，并没有由77个完全不重复古字构造的语句段落。

77个文字符号，具体所指示对应的又分別是哪些汉字呢？

首先，再认真研究一下，很容易就注意到数字五，单列左边第1列的五个符号，很突出。

这就不难根据左起第1列对应第一畴，而五个字符，大概率是金、木、水、火、土这五个字。    

两者对比，这五个汉字，全是左右对称架构。而《岣嵝碑》上这五个符号，同样也全是左右对称结构的。在字符结构上，两者一致。这样子连续五个字符全都是对称结构的，在《岣嵝碑》九列九行总共77个字符里，甚至也唯此一例(?)！   

《洪范九畴》第一畴，就是洪范五行段落。其中的关键字眼就是金、木、水、火、土。这一段落里的其余文字，全是对这五字的演绎扩充解释表述。《岣嵝碑》单列它们于左起第1列，并非偶然。    

其次，既然思路走到了这地步，已设定了左起第1列五个字与《洪范九畴》第1畴关键字眼相对应。那也就不妨继续往后设定:《洪范九畴》各畴可能与《岣嵝碑》的九列之间也会互相对应！还可继续直接设定《洪范九畴》文本与《岣嵝碑》符号集合两者之间的对应方法！    

即，《岣嵝碑》是对《洪范九畴》的再抽象，而《洪范九畴》则是对于《岣嵝碑》的扩大解释再表述。    

从左往右排列，《岣嵝碑》的各列大体上分别对应《洪范九畴》各畴，但可能并不严格要求各列九符一定要两两对应各踌九字。《岣嵝碑》各列的九个符号，只需要分别对应《洪范九畴》各畴的关键字眼，具体数目可能会有参差不齐。    

换言之，《岣嵝碑》只是《洪范九畴》里各畴的关键字眼，用特殊方式刻写后所组成的符号集合，它并非是一篇句组段落文本。     

《岣嵝碑》作为符号集合，与由阴爻阳爻所排列组合成的八个、六十四个卦符集合一样，是《先天八卦图》《后天八卦图》那样的符号集合。而《洪范九畴》作为对应文本，则是与卦爻辞、卦传所组成的由周文王推演周公旦注解孔子释义的《周易》文本类似的具体文本。    

《岣嵝碑》剩下的八列七十二个符号，大体对应着《洪范九畴》其它八畴各畴中的七十二个关键字眼。    

它们都必须是各畴中可作为文眼句眼的关键字。

在文字结构上，有些同样有左右对称结构，但也有不是左右对称的。

它们很可能不但无一雷同，还很有可能各自独立，并不强求要组成词汇短语，不会形成主谓宾结构的语句段落，更不会表达出什么系统完整的意义。

它们的排列组合顺序，也许并不严格按九畴关键字一一对应，也可能不严格按文本中的先后顺序排序。 

5，最后，根据上述所列示的标准、特点、要求，这77个字有可能是:    

金木水火土 

貌视言听思 

食货祭司空宾徒师    

岁月日星辰历数    

平强高正直刚柔    

天子民王父母皇

敬农协建义明念向威

卜筮贞悔吉凶 

风雨霁燮友

富康寿宁好攸德考

终命折短疾忧贫恶弱   

以上这77字，只是个人初步判断，不作为定论。具体的77个文本字眼，以及各字与各符号精准的一一对应关系，需要更细致的考察比较辨别。

这里只简单求证一下，拿比较有把握的几个关键字求证一下。    

左第3列从上往下九个符号，似乎就正是"貌视言听思食货祭司"九个字，那么，这就可以初步实证了！？     

其它的，这里就不再反复推敲比对，一一确认了。    

三，若干问题    

首先，还是前面那个问题，如果真是王莽刘歆他们伪造的这石碑，为何就没留下史料记录？

王莽刘歆他们是既有需要也有能力搞出这么个东西的，他们当时为了把那场篡位大戏尽善尽美地演好，真地是花了很长时间做了很多事。与后来的曹魏代汉、司马晋代曹魏相比，后来的这些篡夺禅代戏码全都是匆忙中仓促上演。    

他们时间这么充足，准备这么充分，这个物件这个事情所占分量虽然没那么关键，但也不能算小。为何最后没能用上，特别是为何没有留下史料记录？    

真的只是因为前面所述的，百忙之中这些属于锦上添枝叶的次要事项，因为距离太远操作难度大，又恰好遭遇各种时间差，最终才错失"假做真时"的机会？    

或者是因为《洪范九畴》本身也是做伪假造之作，而且它与王莽改制的进程并不配套，相互衔接上有问题。为了配合王莽改制具体操作进程，需要经历不断修改的长期过程。甚至因为政治需要，文本中有些字眼后来不得不改，而《岣嵝碑》在此过程中因此便失掉了价值？     

王莽改制过程中，经常朝令夕改，很多大政方针反复颠倒前后矛盾。《洪范九畴》恐怕也很难逃一改再版三修订的可能命运。于是《岣嵝碑》就无限期推迟了出山时机？     

具体究竟是什么原因，现在似乎已经很难准确判定了。当然，这问题对于推断破译《岣嵝碑》似乎也沒那么重要了。    

其次，此前，始终是将《岣嵝碑》与《洪范九畴》看成王莽刘歆伪造改造的"假货"。然而，它们的产生形成过程，有没有可能会是八卦符号与《周易》、《易传》、《系辞》的产生形成过程相类似情况呢？    

即，首先确实有大禹治洪水过程中在石头上刻制了这个蝌蚪文字的《洪范》。大禹时代的先人们用结绳记事时代记录方式，把最关键事情，确实先刻下来留文字在石头上了。后来的统治者、后人们在传承过程中，不断解释演绎，于是才有了《洪范九畴》这个《尚书》中的版本。    

大禹所刻石或铸鼎的《洪范》，传到二千多年后的王莽时代，或许早已没了。    

到王莽时，刘歆他们根据传下来的《洪范》古文，按政治现实需要再进一步修订完善后，再到岣嵝峰上去制作出新的《禹碑》。

换言之，真的本来就有大禹时代的《禹碑》 ，它就是《洪范》的原件。   

应该说，在《洪范九畴》这文本真伪存疑有争情况下，这种历史过程发生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    

毕竟，要王莽刘歆他们完全凭空去硬生生地造出这一整套的《洪范》与《岣嵝碑》，似乎有些高估了他俩的作伪能力水准吧？    

史料里记载王莽刘歆对于各种托古改制确实是过于的沉迷，让人感觉他们不应该会在明知那些都是自己造假出来的东西情况下，到头来，别人都不信了，他们还自己依然会相信到迷信的地步。     

反倒是，如果先秦《禹碑》当时确实留有残缺，而非全然伪造，王莽刘歆他们只是给予修缮。这种情况下，他们才更可能在生死关头仍然对这些似乎具有神秘天命天意气味的东西深信不疑。    

王莽为了推动贯彻托古改制，打造大新朝儒家理想国，甚至先后用各种花样方式干掉了自己的四个儿子。他自己至死仍在对天人感应的无限迷恋中祭天，向神灵倾诉衷肠。    

比他大五岁的刘歆，与他不是同年生，却是同年死。两人难兄难弟，不计较刘姓王姓两家族的国仇家恨，结为姻亲，在为儒家理想国奋斗路上始终是高度一致的同志战友，史谓堪称一对"骨肉君臣"。     

他们两人，生前就能明白预见到各自身死族灭、理想破灭成闹剧悲剧。一个比一个更凄惨地死后，这对"骨肉君臣"做为史上最善于作伪的一对政治好基友，也称名于千秋史册。     

假做真时真亦假，作伪做假，真地能做到他们这样忘命舍身舍家地步？    

历史都是罗生门。    

也许，正是彻头彻尾地全情倾力作伪过程中，他们的全部心血、理念灌注寄托之下，《洪范九畴》这些东西即便真地全是他们假造，心系神往之下，他们自己也沉迷其中了。甚至能人挡杀人神挡屠妖剁鬼。哪怕是亲儿子，只要陪同演出不认真、参与不倾力，也个个都一刀宰了没商量。    

这是何等疯狂的一对绝对理想主义君臣？   

 所以，究竟他们是不是完全在造假，才鼓捣出的《洪范》、《岣嵝碑》。究竟《禹碑》这东西与大禹是不是完全没关系？这些也似乎真地不那么重要了。    

后记:  

清明节，费了五六个小时，一气呵成。    

从选题到成文，堪称神速。

蝌蚪天书千年谜

四千二百载金身

快刀出手入破竹

一字纪之惟曰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