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梅毒病例激增破记录，这种横扫世界500多年的性病怎么治？

梅毒，一种历史悠久的性病，大众耳熟能详。提起它时，有人嘴角会浮出一丝邪惑的笑，有人满脸通红、支支吾吾，有人则直起鸡皮疙瘩，避之唯恐不及。

梅毒螺旋体

梅毒可不是“没毒”。长疳、起疹、糜烂、溃疡……它曾让无数感染者备受折磨煎熬，乃至一命呜呼。

横行人间五百多年这段时期，在经历了自身突变、毒性降低，以及“克星”青霉素的问世之后，梅毒才逐渐收敛脾气，变得低调，“风头”也被更具威胁的艾滋病抢走。

但是，梅毒和人类的暗战从未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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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理八世的远征军

日本卫生部门的官员们最近估计头疼得厉害，因为梅毒又“搞事情”了。

据日媒报道，东京都2022年的梅毒感染人数达到3677人，是自1999年有记录以来的最高数字。[1]而截至去年10月，日本全国的梅毒确诊病例就已破万，同样刷新了记录。

数据还显示，近10年日本的女性梅毒病人增加近40倍，大部分为20多岁的患者。这也提示我们，需要关注女性梅毒患者所承受的疾痛。

眼看梅毒感染人数激增，东京都政府坐不住了，宣布从3月起开设多个梅毒免费检测场所——有“梅”有病，赶紧去测一测吧。[2]

手指上的梅毒硬下疳。图源：Wikipedia

目前还不清楚日本这波梅毒感染激增的原因，但梅毒的主要传播途径是性接触，此外还可能通过母婴及血液传播。

梅毒是一种细菌型的性传染病，病原体叫做梅毒螺旋体。它透明不易着色，因此也被称作“苍白螺旋体”。1905年，科学家霍夫曼、肖丁联合发现了它。

不过早在被人类识别之前，梅毒就已经横扫世界四百多年，是货真价实的“老江湖”了。

时间回到欧洲中世纪的末期。1494年，法国国王查理八世亲率来自大军，穿越阿尔卑斯山脉，前去攻打那不勒斯王国，史上著名的意大利战争（又称“哈布斯堡-瓦卢瓦战争”）就此爆发。

次年2月，法军攻克那不勒斯。进城后的法军一番烧杀淫掠，结果梅毒这种新型的传染病突然蔓延开来，给查理八世和他的远征军献上一份“厚礼”。[3]

根据当时人的记载，那时候梅毒的症状比现在猛烈多了。感染者从头到脚全身长满疹子，随后溃烂、结痂；再之后，鼻子、咽喉、嘴巴等部位的组织大量坏死，病人的样貌变得十分吓人。

德国画家杜勒1490年代创作的版画《梅毒患者》。丨图源：Wikipedia

这还不算完，病人还会感到骨骼肿胀，许多人因为感染或二次感染而死亡。更可怕的是，有些溃烂会发生转移，扩散到骨头中，导致四肢出现鸡蛋般大小的梅毒瘤。“如果将瘤切开，会流出白色的、黏性的脓液”。[4]

此后，随着法军战败被迫撤离那不勒斯，梅毒开始在欧洲大陆遍地开花。短短两三年内，法国、德国、荷兰、匈牙利、俄国等国纷纷暴发了梅毒疫情，可谓“雨露均沾”。

2

“甩锅”与污名化

梅毒这种传染病起源哪里，至今聚讼纷纭。

其中较为可靠的一种说法，与航海家哥伦布有关。

1492年，哥伦布受西班牙女王的派遣，组建船队浩浩荡荡要去印度、中国。船队从大西洋出发后一路向西，最终歪打正着发现了美洲新大陆。

哥伦布画像 图源：Wikipedia

美国历史学家克罗斯比认为，在美洲，哥伦布和船员们同当地土著女人“寻欢作乐”，从而感染上了梅毒的美洲变种。船队于1493年返航，也将这种梅毒的美洲变种带回了欧洲。后来在法王查理八世远征那不勒斯的军队中，有些雇佣兵就曾是哥伦布船队的船员。[5]

欧洲人对这个梅毒变种没有免疫能力。于是梅毒疫情如同猛摇瓶身然后拧开盖子的可乐，不可遏止地迸发了。从时间节点看，梅毒疫情在欧洲的流行，恰好也开始于大航海时代。

在克罗斯比看来，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推动了旧世界（欧洲）与新世界（美洲）的物种双向交换。旧世界给新世界带去了天花，导致美洲大量原住民死亡；新世界表示“礼尚往来”，回赠以梅毒，也导致欧洲许多人丧命。

随着梅毒的流播，一场轰轰烈烈的“甩锅大赛”也开始了：

英国人把梅毒叫做“西班牙病”，法国人把梅毒叫做“那不勒斯病”，意大利人叫它“法国佬病”，俄罗斯叫它“波兰病”，波兰人叫它“日耳曼病”……欧罗巴大陆的地图炮声此起彼伏，响彻长空。

（真的高能，真的慎点）

第二期梅毒出现的红色丘疹及斑块。图源：Wikipedia

不久之后，伴随着远洋贸易，梅毒由葡萄牙人带到远东，印度、中国、日本也纷纷中招。[6]

有研究认为，梅毒是在明朝中后期传入中国的。明代俞弁《续医说》记载：“弘治末年，民间患恶疮，自广东人始。吴人不识，呼为广疮。又以其形似，谓之杨梅疮。”

看来不仅欧洲人会放地图炮，中国人也未能免俗。

3

疯狂的水银疗法

归根究底，“甩锅”和“开地图炮”，源于当时人们对梅毒这种新型传染病的恐惧与厌恶。

毕竟那时，欧洲刚从中世纪黑死病的阴影中走出来不久，梅毒紧接着大驾光临，这谁能顶得住？

为了遏制梅毒，人们赶忙采取行动。

公共浴室、妓院、名声不好的小酒馆首先被大量关闭。欧洲许多地方立法禁止梅毒患者去公共浴室，甚至两性的正常交往也受影响，恋人间的亲吻都减少了。[7]

巴黎人类博物馆内的一个梅毒患者塑像，显示患者因感染梅毒而容貌受损。丨图源：Wikipedia

因为主要通过人类性行为传播，梅毒很快成了一种声名狼藉的病灾。在当时人看来，梅毒患者染病是上天的惩罚，因为病人存在“不正当性关系”和“嫖妓行为”，必须要受到道德审判。[8]

在16世纪初，梅毒患者不被允许进入医院。欧洲一些大城市为了隔离梅毒患者，特地设立了单独的科室和病房。妓女、梅毒患者屡屡遭受歧视和迫害。例如新教改革领袖马丁路德扬言，应该处死那些患有梅毒的妓女。1656年成立的巴黎总医院，则要求梅毒患者入院前要忏悔并且接受鞭笞。

不过最重要的问题还是，梅毒病人要怎么治？这让医生们绞尽脑汁。

外科医生让梅毒病人禁食、发汗、腹泻，给他们放血；有的医生使用愈创木树皮酿制的汁液来治疗病人，因为愈创木来自美洲——这种玄学疗法，最后自然是治疗了个寂寞。

还有一些学院派医生，想出了水银疗法——在油脂中添加水银（汞），混合出油膏，让梅毒病人涂抹在患处；或是制作出水银药丸，让梅毒病人服用。[9]

16世纪晚期，人们用创愈木的树皮制作成汁液，给梅毒患者喝。丨图源：Wikipedia

最刺激的是一种蒸水银浴。具体办法是让梅毒病人浑身赤裸，进到一个装满液态汞的箱子里，只有头从箱子顶部的洞口探出来。然后在箱子下点火加热，让汞雾化蒸发。

16世纪，意大利的医生吉罗拉莫·弗拉卡斯托罗说，“在经过含汞油膏涂抹和水银熏蒸之后，你会觉得疾病已经随着一口令人作呕的唾液，排到了你的口中。”

水银疗法确实能起到一定的治疗作用，因为汞和类似银这样的金属，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杀死体外细菌。但问题随之而来——过度使用水银，会导致病人慢性中毒。

人文主义者、批评家冯·胡滕得了梅毒之后，就接受了11次水银治疗，过度使用水银让他深受其害：流涎不止、语言障碍、口腔发炎、手指发抖、眼睑颤动、舌头颤抖、头部剧痛、尿潴留、人格变化、易紧张激动……估计胡滕事后肠子都悔青了。[10]

使用水银蒸浴治疗梅毒。丨图源：Wikipedia

由于年代遥远，我们并不清楚梅毒病人是被汞疗法治好了，还是疾病发展到了一个数年内无症状的新阶段。前提还得是——汞中毒没有先把他们杀死。

4

尚未完结的战斗

随着时间推移，梅毒病菌经历了几次突变，毒性逐渐降低。有研究认为，16世纪中期以后，梅毒的症状已经和现代相差无几，不再那么令人恐惧。也正是因此，一些风流人士甚至以染上梅毒为荣。[11]

如今，早期梅毒（一期、二期，无其他系统病变）是可以治愈的。但如果到了无症状潜伏阶段并进入第三期，可能损伤全身各处器官，并导致死亡。

19世纪的法国文豪福楼拜在他的著作《庸见词典》里，形容梅毒在当时就像是“感冒一样普遍的疾病”。福楼拜本人和他那风流成性的弟子莫泊桑，也都感染过梅毒。

莫泊桑肖像。丨图源：Wikipedia

除了这两人，梵高、尼采、贝多芬、舒伯特、王尔德等人，都被怀疑是梅毒患者。当然了，由于年代久远，留存下来的证据不一定确凿。

而另一边，科学家们也在思索着攻克梅毒的办法。

1909年，德国生物学家埃尔利希和他的助手秦佐八郎经过反复实验，发现一种有机砷可以选择性地杀死梅毒螺旋体。于是，第一种针对梅毒的特效药“砷凡纳明”就此问世，埃尔利希迅速将此药投放到市场中。[12]

再后来，另一种新诞生的药物取代砷凡纳明，加入抵御梅毒的战场，起到了扭转战局的作用——它就是大名鼎鼎的青霉素。

1928年，英国生物学家弗莱明偶然发现了青霉菌，到了20世纪40年代，青霉素被广泛临床应用。1946年，美国医生约翰·马奥尼在采用青霉素治疗梅毒，收到极佳的效果。

上世纪40年代，一张防治梅毒的宣传海报。丨图源：Wikipedia

这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自那以后，全球范围内的梅毒病例大量减少。一直到现在，使用青霉素仍是梅毒患者的首选治疗手段。[13]

但梅毒显然不会就此安分。近几十年，随着性解放思潮的涌动，无数痴男怨女欠下了风流债，以及性传播感染的抗微生物药物耐药性迅速增加，梅毒感染人数快速增长，这一趋势重新引发了社会关注。

2020年，世界卫生组织估计，有710万人新感染梅毒。[14]

不过，对于个体而言，避免危险性行为、加强婚前、产前检查，仍是预防梅毒感染的最有效途径。而人类与梅毒这场已持续了500多年的战斗，还远未到鸣金收兵的时候。

参考文献

[1] https://m.gmw.cn/2023-02/17/content_1303286754.htm

[2]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47814670226270925&wfr=spider&for=pc

[3]查尔斯·肯尼 著，舍其 译：《瘟疫周期：人口、经济与传染病的博弈循环》，中信出版集团，2021年7月。

[4] 汉斯·辛瑟尔 著，谢东桥、康睿超 译：《老鼠、虱子和历史》，重庆出版社，2019年12月。

[5] 克罗斯比 著，郑明萱 译：《哥伦布大交换：1492年以后的生物影响和文化冲击》，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10年4月。

[6] 布式克、雅各生 著，董秋斯 译：《性健康知识》，三联书店，1991年，第143页。

[7] 张箭：《梅毒的全球化和人类与之的斗争——中世晚期与近代》，《自然辩证法通讯》，2004年第2期。

[8] 苏珊·桑塔格 著，程巍 译：《疾病的隐喻》，上海译文出版社，2018年4月。

[9] 莉迪亚·康、内特·彼得森 著，王秀莉、赵一杰：《荒诞医学史》，江西科学技术出版社，2018年9月。

[10] 伯恩特·德克尔 著，姚燕、周惠 译：《医药文化史》，三联书店，2004年5月。

[11] 乔治·罗森 著，黄沛一 译：《公共卫生史》，译林出版社，2021年8月。

[12] 张文宏：《张文宏说传染》，中信出版集团，2020年8月。

[13]https://www.uptodate.cn/contents/zh-Hans/syphilis-treatment-and-monitoring

[14] https://www.who.int/zh/news-room/fact-sheets/detail/sexually-transmitted-infections-(stis)

本文经授权转载自微信公众号“腾讯医典”，腾讯医典内容团队出品，审稿专家：孙立元（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皮肤科副主任医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