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俄联合声明背后, “失序时代”迎来合纵连横的新机遇?｜文化纵横

卢周来

国家创新研究院

【导读】近日，中俄元首会晤，共同签署关于2030年前中俄经济合作规划的联合声明，并就乌克兰问题作出重要表述。随着乌克兰危机的演变，如何理解中俄经济合作？世界经济的底层逻辑又将如何变化？

本文以乌克兰危机后西方与俄罗斯之间的经济金融博弈为切入点，分析世界经济的三个底层逻辑，讨论了未来宏观经济政策走向。作者认为：首先，俄乌冲突提醒世人，和平发展并非常态，大国必须在发展与安全之间进行权衡，俄罗斯在乌克兰危机前后采取的宏观经济决策，使之将西方制裁的影响降至最低。其次，卢布汇率在西方对俄经济制裁中保持坚挺，揭示了货币本身并不是真正财富，硬通货与实物资产仍是国家信用与货币信用的重要支撑，同时也预示金融货币体系正在“去美元中心化”。再次，美、中、俄三个大国仍然是世界经济格局变化的最大撬动力量，美国对中俄两头施压、欧盟对独立贸易的诉求，使中俄关系更加紧密，也有了“合纵连横”的机会，即在灵活运用国内超大市场的同时，继续对各方扩大开放，撬动与其他国家关系的不同边长。

作者认为，乌克兰危机之后，地缘政治与意识形态左右着经济关系，面对世界“失序时代”，初级产品供给、制造业发展以及高技术创新，将决定未来中国宏观经济的韧性和活力。

本文原载《文化纵横》2023年2月刊，原题为《“穿透迷雾”：乌克兰危机与世界经济的底层逻辑》，仅代表作者观点，供诸君思考。

普鲁士军事思想家克劳塞维茨认为，战场上指挥员最难做的也最需要做的，就是“穿透迷雾”。在世界经济场域，同样充满了“迷雾”。在和平时期，世界经济的底层逻辑总是被一些看似重要，但其实并非决定性的要素掩盖了；只有在危机时期，关于经济的真相才能够被看清。在乌克兰危机爆发近十个月以来，美国及其盟友对俄罗斯发动了多轮“经济与金融战”；俄罗斯也运用各种工具，对美国及其盟友进行了反制。正是这两方之间的经济与金融博弈，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得以“穿透迷雾”的契机，看清世界经济体系运行的真正底层逻辑。

▍安全与发展的权衡

世界经济运行的第一个底层逻辑是，和平发展并非一国常态，大国必须经常在发展与安全之间进行权衡。

自从邓小平在1984年首次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主题”以来，这一提法在过去的38年中被反复强化，深刻塑造了中国人对世界的看法——把和平作为常态，把发展视为中心关切。其实，这一提法是邓小平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对世界格局变化所做的洞察。其潜存更深层的含义是，人类历史上像这样相对和平的时期并不多，因此中国要格外珍惜。也正因为这一提法，中国的改革开放与现代化建设才抢抓了和平的历史机遇，在过去的40多年里实现了一次发展的大跨越。

乌克兰危机的爆发，使人们注意到这样一个残酷的事实：能够长期和平发展不过是一种奢望。这个世界的确没有几天是和平的，没有多少时间能够让一个国家集中精力谋发展，也没有多少机会能够让一个国家从容地集中几乎所有资源去搞经济建设。邓小平的伟大也正在于抓住了这一历史机遇期。如今以乌克兰危机为标志，世界进入冲突与转型时代，充满动荡与不确定性。大国再次面临发展与安全之间的权衡。在此背景下，经济、金融与科技不仅被“政治化”了，而且还有可能被“军事化”。战事一开，“市场秩序”和“财产权利”都将失去意义，公产与私产都将被“战利品化”，被用于战后秩序的重新安排。就欧盟而言，乌克兰危机爆发后，欧盟政客们宁愿眼看着能源价格与通货膨胀高企、企业成本与生活成本上涨，实体工业一片哀号，也不肯对俄罗斯让步。原因在于，欧盟是把应对“来自俄罗斯的威胁”、保证欧洲安全的考量置于第一位。为了欧盟的集体安全，他们宁愿舍弃部分发展利益。

危机之下，一个国家的宏观经济决策究竟应该偏重发展还是偏重安全？发展与安全之间有何不同？

中国古代的历史或许能予以启示。春秋战国时，晋国六大姓之间反复征战，赵姓族长赵鞅让手下尹铎去治理晋阳。尹铎问赵鞅：“是让我去发展经济为你收更多的税，还是去为你建一个危急时可保安全的地方？”赵鞅回答说：“建一个保障安全的地方。”尹铎在晋阳，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安全考虑：一是重粮轻商，粮食充足对安全最为重要，商业尽管可让人富裕，却侵蚀民众精神、分化民众团结，特别是战事一起，主要需求将是粮食与盐铁，这是以服务业为主的商业所无法解决的；二是打击豪强，实现分配上的共享与平均主义；三是对民众百姓实行仁政；四是巩固城池，备战。若干年后，赵襄子战场不利，去晋阳守敌。果然，晋阳百姓与赵家团结一心，晋阳城军民联手英勇抗敌。

俄罗斯在乌克兰危机前后的表现，同样说明了安全型经济政策的重要性。在过去若干年中，俄罗斯经济发展趋于放缓，结构调整放慢。有人将其原因归结为普京的经济政策，亦有人认为是俄罗斯至今未能走出西方金融危机的影响。但在乌克兰危机爆发后，全世界都注意到，俄罗斯的经济比想象中更有韧性。2022年3月，相关国际组织曾预测俄罗斯经济将下降25%左右，但到了11月，包括IMF在内的国际组织都修正了观点，认为俄罗斯经济全年仅下滑了2.5%。之所以会有这样的差异，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俄罗斯汲取了2014年克里米亚危机的教训，近些年其宏观经济决策一直偏向安全型。这种政策偏向在某种程度上抑制了市场效率，但为乌克兰危机的爆发做好了准备，使之可能将美国及其盟友对其经济制裁带来的影响降到最低。

具体而言，自从克里米亚危机受到西方金融制裁并蒙受重大损失以来，俄罗斯就一直在为今后可能再次遭受金融制裁而进行反制准备。直至乌克兰危机爆发前，俄央行积累了高达630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位列全球第四；而历史上俄罗斯外汇储备高点是2010年的5000多亿美元。同时，俄罗斯的黄金储备已经达到2271.2吨（约7300万盎司），约占俄外汇储备的20%。此外，俄罗斯还大幅抛售美国国债，在乌克兰危机爆发之前，俄罗斯就几乎完全清空了美国长期国债。为了防止和西方产业脱钩，自克里米亚危机以来，俄罗斯在初级产品领域就加深了与欧洲的绑定，使欧洲对俄罗斯能源、粮食、化肥、葵花籽油等资源形成全面依赖。因此，在乌克兰危机爆发之后，俄方得以成功地把“资源诅咒”变成了“资源红利”，甚至变成了战时的“资源武器”。在高科技产品领域，2014年以来俄方主动推动与欧美更快脱钩，寻求国产替代，以防止战时被“卡脖子”，其中军用电子元件器领域已实现90%以上的自给。此外，为了确保国内社会大局稳定，俄罗斯近些年一方面进一步整治寡头，另一方面不断提高福利全民覆盖面，让全民过上有保障但不奢侈的生活。这都是从优先保障国家安全角度进行的经济决策。

以上两例表明，发展导向与安全导向的宏观经济决策之间存在着重要差异。

以发展导向主导宏观经济决策，是“韩信用兵，多多益善”，考虑的是经济增长越快越好。在这一动机下，宏观政策自然是以放权与市场优先，决策首要考虑选择性激励，方案措施是优中选优，并且允许失败概率存在，总体上是一种积极进取型的宏观经济决策。但当安全导向主导宏观经济决策时，强调的更多是集中统一以及计划优先；决策的优先考虑是实现社会公正、塑造共同体意识，方案措施优先考虑的是如何避免出现最坏结果，尤其是在国家与民族生存的意义上，不允许失败的概率存在，这是一种偏保守型的决策。极端情况下，这种宏观经济目标甚至会这样定位：一旦国家进入特殊状态时，可以保证国家和全体民众做好打“持久战”准备的基本生存条件。

就中国的情况而言，近几年来，特别是党的十九大以来，领导人反复强调要统筹好发展与安全，此次党的二十大报告也辟出专章来论述“国家安全”。1992年，党的十四大报告首次使用“国家安全”一词时，报告中包含这个词的只有一个语句。随后，在党代会报告和其他党政文件中，“国家安全”一词的使用频率逐渐增多。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虽然在论述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十四条基本方略时，把“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作为其中独立的一条来阐述，但在整个报告中仍然只是属于“社会治理”部分里的一个方面。而在二十大报告中,“安全”一词就出现了91次，其中“国家安全”被提及29次，远多于其在十九大报告和十八大报告中的提及次数。此外，二十大报告关于世界形势的判断也不同于以往。在党的十三大报告到十九大报告中，都写入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主题”“机遇大于挑战”；而二十大报告却指出，“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加重，人类社会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世界又一次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何去何从取决于各国人民的抉择”。

基于上述对安全环境的判断，中国未来的宏观经济决策将不可避免地会更加注重安全导向，注重“统筹发展与安全”。事实也的确如此。中国政府正试图在确保一定经济增速以壮大整体经济实力的前提下，尽快调整经济结构，真正转向内循环与外循环相互促进、以内循环为主的发展轨道；同时也在尽快调整开放策略，将更加注重自力更生，在继续扩大对美欧开放的同时，更加注重向金砖国家及中东、非洲地区的开放；在金融政策上，逐渐减少美元资产，增加黄金储备，继续扩大吸引外商投资；在科技政策上，坚定不移地转向自主替代，“哪怕是性能低一点，也坚决先用起来”；分配政策也是加快调整的重点，中国将继续坚定不移地走共同富裕道路，最大限度地凝聚民心。

世界各国都正面临艰难时世，中国在继续推进发展的同时，也要确保安全底线不被洞穿。

▍硬通货与实物资产支撑货币信用

世界经济运行的第二个底层逻辑是，货币本身并不是真正的财富，硬通货与实物资产仍然是国家信用与货币信用的重要支撑。

从当年的贵金属到后来的纸币，再到现在的电子货币和当代的数字货币，表面上看，货币的形式一直在脱实向虚；但自从乌克兰危机爆发以来，美俄金融对弈，尤其是俄罗斯反制的有效性表明，货币信用是建立在抵押物上的，是要有对应标的的，这一基本事实并没有随着货币形式的变化而发生改变。

在乌克兰危机刚开始时，美国联合盟友对俄罗斯进行金融制裁，一度使美元兑卢布汇率从开战前的73跌到开战后不到一周的132。美国政要发表言论认为，卢布汇率将可能贬到500，并最终成为“垃圾货币”。但没有想到，在俄罗斯采取一系列反制措施之后，卢布反而摆脱最初的颓势，一路升值，欧元对卢布汇率自2015年6月以来首次跌破58，美元对卢布汇率甚至一度跌破56，成为2018年2月以来的最低点。

为什么卢布汇率不仅能稳住并且还能上升？根本原因在于，俄罗斯有足够的黄金储备和足够的上游产品，尤其是能源和粮食作为支撑或抵押物，这是俄罗斯反制的底气与硬气。这也再次表明，尽管对于某种主权货币的需求会影响到该货币的价值与信用，但最终决定这种货币有无信用的关键，仍在于它是否有足够的抵押物、是否有足够的对应标的，因为货币最终还是要用来购买实物。在俄罗斯宣布强制本币结算之后，连美国及其盟友也被迫接受了这一决定，就是因为俄罗斯的油气出口比例占世界市场的20%以上，俄罗斯的粮食出口占世界市场近20%的比重，而其氮肥、钾肥和磷肥的出口量分别位列世界前三位。因此，美国及其盟友需要俄罗斯的油气与粮食，世界也需要俄罗斯油气与粮食。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何卢布在遭到打压时反而能更加坚挺。相较而言，自乌克兰危机爆发以来，欧元及英镑则不断贬值，幅度高达20%，这一方面是美联储加息的结果，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欧洲财富不断缩水的现实。

通过乌克兰危机爆发以来美国及其盟友与俄罗斯在经济和金融对弈中的表现，加上此前新冠肺炎疫情对供应链产业链影响的教训，越来越多的国家意识到，拥有货币并不等于拥有财富。除了美元之外，其他货币所代表的财富都会缩水，甚至可能一夜之间化为乌有。因此，与其追求拥有货币，不如追求拥有真正的实体与实物财富。于是，一些具有初级产品优势和制造业优势的国家，重新认识到它们所拥有的资源禀赋以及创造物质财富的优势和力量，另一些曾经陷入“能源资源诅咒”的国家也开始迅速觉醒。俄罗斯反制美国和西方的重要经济武器之一，就是能源和资源优势。欧洲一些国家对俄罗斯能源、粮食、葵花籽油、化肥、矿石能源的硬依赖，使俄罗斯不断释放并放大了能源和资源红利，迅速将处于世界经济竞争中的总体劣势地位转化为结构性优势地位。

中国在红色政权建立初期，就深谙货币信用是靠硬通货与实物资产来支撑的道理。1927年，共产党在红色苏区组建“东固平民银行”，决定发行纸币。毛泽东同志当时就意识到，如果发行的纸币最终买不来东西，那就是废纸一张。于是，平民银行千方百计筹集硬通货作为发行纸币的基础。有了充裕的硬通货作支撑，平民银行保证纸币随时可以与硬通货进行兑换，其发行的纸币很快在苏区流通开来，甚至在某些非苏区也获得了良好的货币信用。

同样，目前国际上美元信用之所以强大，其底层逻辑也仍然是其强大的硬通货和资产供给能力。无论是粮食、油气还是矿产资源，美国目前都是世界上供给最丰富的国家之一。而美元最大的优势还在于，它能与世界范围内几乎所有财富直接挂钩。这种优势背后的根本原因是，美国强大的财富供给能力不是由自己一家所提供的，而是由国际社会共同为它支撑的。其中，中东及俄罗斯的石油，以及中国强大的消费品生产能力及出口，都在为美元提供着信用支撑。正如瑞士信贷知名分析师Zoltan Pozsar在其新作《战争与产业政策》中所言，美国的富足来源于量化宽松，但印钞的基础则来自俄罗斯的廉价能源和中国的廉价商品所带来的低通胀。

国际社会之所以愿意共同去支撑美元的信用，是因为美国有着以强大军事能力为支撑的规则制定权，并且这种权力在此前和当下的世界秩序中得到了各国的认可。美国海军学院教授托马斯·巴纳特 （Thomas Barnett）公开宣称：“美国武装力量的核心任务之一，就是保证美元在世界任何地方都不会被拒收！”但事情一旦走到极端，就会出现问题。近年来，美国一直在透支美元的合法性，为了维护霸权而胡作非为，特别是它在乌克兰危机以来的行为，更是在一点点侵蚀美元的国际信用。在当下的世界经济格局中，俄罗斯在将天然气等资源与卢布绑定，沙特在力推石油去美元化，中国也不再把向美国出口作为经济增长手段，其结果都是让美元一点点失去抵押物与对应标的。在这种情况下，必定会出现一个新的国际货币金融秩序。无论乌克兰危机最终是怎样的结果，它都将重塑世界秩序，包括国际货币金融秩序。在这次冲突的过程中，“金融战”作为“混合战”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激烈程度也预示了它将极大加速国际货币金融秩序的变化。

世界苦美元久矣。美元霸权通过收取铸币税，反复割取全世界的“韭菜”，早已让国际社会非常不满。此次俄罗斯在金融战中对美国相对有效的反击，至少使国际社会中两种类型的国家看到了离开美元体系并不可怕：一种是作为主要初级产品（包括能源、农产品）提供者的国家，如俄罗斯、中东诸石油生产国及美洲农产品生产国；另一种是作为主要初级产品需求者的国家，如中国、印度及欧洲部分国家，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都进一步认清了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的脆弱性，认清了美元的合法性地位更多来源于“霸权支撑”，美元本身甚至是一种“财富幻觉”。因此，“去美元中心化进程”已经开启。正如有学者所观察到的：在乌克兰危机爆发仅三个多月之后，从黑海到巽他海峡，就初步呈现出一条弧形的“美元断层线”，主要由俄罗斯、土耳其、伊朗、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印度、印尼等多个国家构成。这些国家共同构成的贸易货币体系，愈加倾向于本币结算或类本币结算。

可以预期，如果乌克兰危机扩大，世界政治一旦分裂为两个或三个权力体系，一定会出现相应的两个或三个金融货币体系。新的格局有可能由美国及其盟友、反对美国及其盟友的国家和中间状态国家构成。其中，由美国及其盟友构成的金融货币体系实则很难维系，不仅因为其内部有美元与欧元、英镑、日元等货币之争，更因为它们虽然处于国际产业链上端，但如果逆全球化而动，终究会因缺乏足够硬通货，尤其是能源粮食等初级产品的基础性支撑而丧失稳定性。当然，这一体系一定会竭力拉住中间状态国家，不过也必须付出相应代价。

在世界越来越充满不确定性，全球进入瘟疫、天灾及战争越来越频繁的“坏时代”之后，美元的强势地位将会进一步丧失。而如卢布这样有硬通货尤其是初级产品支撑的货币，或像人民币这样有自身强大的生产能力作支撑的货币，则会越来越走向强势。需要考虑的是，未来是否会出现一个以“黄金+战略资源”作为锚定物的“布雷顿森林体系3.0”，或是一个美元与人民币双体系并存的国际货币体系？就目前的情况来看，这样的讨论并非虚妄之言。

▍大国对世界经济格局的撬动力量

世界经济的第三个底层逻辑是，大国仍然是世界经济格局变化的最大撬动力量，“失序时代”会制造出“合纵连横”的机会。

进入新世纪以来，有很多关于世界多极化发展的讨论。一种观点认为，发展中国家的崛起将可能极大改变世界经济格局。然而，乌克兰危机却显露出世界经济的另一个底层逻辑：有力量撬动世界经济格局的，还是大国，尤其是美国、中国和俄罗斯。欧盟在乌克兰危机中的表现表明，它根本没有独立的经济政策，仍然改不了它的依附性，也因此成为大国角力和拉拢的一方。也就是说，冷战时期的“国际大三角”不仅在国际政治格局中仍然举足轻重，而且在撬动世界经济格局方面，也仍然是最大的力量源。

目前，在这个“大三角”的角力之中，美国正拉拢其欧洲传统盟友，并胁迫部分印太地区国家，推动世界经济格局重现“阵营化”，不仅对俄罗斯已施加极限制裁，而且正对中国进行极限施压。2022年10月12日，美国拜登政府公布的新版《国家安全战略》中有47次提到中国，将中国视为优先考虑的唯一的全球竞争对手，声称“未来十年是我们与中国竞争的关键性十年，重点是保持我们对中国的竞争优势”。美国先是强行与中国脱嵌，把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打得七零八落，然后推动与盟友在所谓的“民主国家”之间构建新的完整的产业链与供应链。但这一逆全球化潮流的过程将非常艰难，其转换期的代价非常大，未来的不可预测性亦非常大。

俄罗斯是世界第十一大经济体，第一大天然气出口国，第二大石油、小麦出口国，也是钛、镍等关键矿产资源的重要供应国。作为初级产品供给大国，同时作为中间产品，尤其是制造业产品的需求大国，俄罗斯正在寻求与中国、印度、巴西、南非等金砖国家巩固产业链与供应链领域的合作。中国经济与国家安全的软肋之一，就是粮食及能源等初级产品自给率不足，而在美国势力范围内的进口风险主要来自次级制裁及通道安全威胁。正因如此，乌克兰危机将迫使中俄在经济上进一步靠近。中国将可能在不断挖潜扩大自给率的基础之上，增加粮食与能源储备，坚定与俄罗斯背靠背。基辛格曾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表示，全球正处在一个崭新的时代，而美国的做法却相当不明智，甚至是大错特错。他认为，就算中国和俄罗斯并不是在所有问题上的意见都统一，美国也很难分开中俄，甚至美国现在全方位施压俄罗斯，想要一举击垮俄罗斯的举动，反倒会让中国和俄罗斯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加紧密。

截至去年，中国已经连续12年稳居俄罗斯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国。在出口方面，俄罗斯是中国第一大能源进口来源国、第一大电力进口来源国和第二大原油进口来源国。2021年，中俄贸易总额为1400亿美元。乌克兰危机爆发以来，中俄贸易额逆势大幅增长，至2022年11月底其增长幅度超过30%，全年有望实现两国贸易额2000亿美元目标。2022年4月27日，俄罗斯横跨中国黑龙江通往中国的首座跨境铁路桥——下列宁斯科耶-同江铁路大桥顺利通车，6月15日连接中俄两国边境的第一座公路大桥黑河-布拉戈维申斯克界河公路大桥正式通车。两桥通车不仅将最大程度保证两国贸易往来通畅，而且将俄罗斯土地与矿产资源最富有的远东地区与中国东北紧紧联系在了一起。

在乌克兰危机持续的状态下，预期未来还有一批“觉醒的中间大国”，包括土耳其、法国、德国、沙特、东南亚国家以及南美国家，等等。这些国家都害怕美国“胁迫式”地让它们做“非此即彼”的选择，都在重构相对更安全的产业链和供应链。未来，这些国家会往哪个方向靠拢，尚有待观察，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如果世界经济格局继续“阵营化”，那么它们所能做的可能还是被迫依靠大国。

与此同时，美国与欧洲在战略诉求与根本利益上的差异日益凸显。乌克兰危机爆发之初，欧洲依从于美国，而美国一直试图利用此机会，将本国产业标准与贸易规则强加于欧盟，在新兴产业领域更是以“非常规手段”打压欧洲相关产业的正常发展。2022年8月，美国推出《通胀削减法案》，以贸易壁垒和政府投资来提升制造业国际竞争力。法国、德国等欧洲主要经济体表示，法案相关措施对欧洲诸多制造业领域将造成根本性打击。近两个月以来，欧洲开始更加强调“技术主权”“数字主权”等“开放性战略自主”概念，将“开放”作为欧洲反向塑造国际技术生态的基础条件，将对美、对华科技“自主”作为直接目标。2022年12月初，在美欧贸易和技术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欧盟成员国纷纷提出独立贸易和政策主张，并拒绝加入美国的芯片制裁联盟。

这也给了中国以“合纵连横”的机会。在坚定不移地立足国内超大市场、实现内部循环顺畅的同时，中国仍需扩大开放，但对各方开放的目的会有所不同。对美国进一步开放，是为了形成“扭抱缠斗”的态势，充分利用我国制造业竞争优势和市场规模优势，深化与美国相互依赖的经济合作关系。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研究报告显示，贸易战四年后，美国从中国进口商品总额有所下降，但从中国进口某些产品的数量反而激增。其中，笔记本、电脑、显示器、手机、电子游戏和玩具等商品的进口额，从贸易战之前加起来占美国进口总额的21%，提高到当前的27%。报告认为，美国与中国脱钩的设想，并没有证据能够支持。美国波士顿咨询公司的报告则指出，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半导体消费国，占全球半导体消费总量的53%；美国仅生产全球12%的芯片，其产量的1/3都出口至中国；EDA设计软件2022年第二季度总收入的45%都来自中国。对中国制裁将使美半导体公司收入减少37%，失去1.5万到4万个高技能工作岗位。正因为中美双方的产业链、供应链耦合得如此紧密，英国《金融时报》专门发表了题为《中国和美国仍被锁定在相互确保合作当中》的评论员文章。如果中国通过对美国进一步开放而在彼此间形成更深的相互依赖，当美方意识到双方依赖程度已经会使中国的反制导致“确保相互摧毁”时，中美双方至少会进入“冷和平”的状态。在对美开放的过程中，我国可特别针对美方企业家做工作，巩固与美国企业家的商业关系网。同时，也要进一步深化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开放与合作，加强我国嵌入所在国发展战略的能力，可持续性地提供其发展所需要的红利与有效方法，增强“一带一路”的吸引力、亲和力与凝聚力，破解美国对我国的围堵和制裁。最后，要对欧洲扩大开放，目标在于最大限度地减少对手，扩大利益覆盖面。

乌克兰危机之后，地缘政治及意识形态正左右着经济关系，世界经济也因大国关系的变化由原来的全球化、区域化向阵营化、联盟化方向发展。在世界越来越充满动荡与不确定性的背景下，初级产品供给、制造业的发展以及高技术领域的创新，将决定未来中国宏观经济的潜力、韧性和活力。中国要更加灵活地运用超大市场空间这一有利条件，通过撬动“大三角”以及与其他国家之间关系的不同边长，确保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在未来能够顺利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