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堪回首的外交岁月——国民党败退台湾之后密谋和西德建交

【陈弢 同济大学德国问题研究所助理教授】

今天的联邦德国分别是中国大陆和台湾在欧盟的最大贸易伙伴，其互相之间所进行的政治经贸文化交流对欧亚大陆的和平繁荣起着重要的作用。而1949年先后成立的联邦德国（本文中简称西德）与中国政府在冷战中分属东西方两大阵营，陷入了敌对的关系。然而与美、英、法等西方大国不一样，西德既未与同属西方阵营的台湾当局建立“外交关系”，又未承认新中国。这种状况为上

世纪70年代中德两国展开建交谈判并成功建立外交关系减少了诸多障碍。不过这种状态的形成却并非易事。50年代初期，台湾当局曾联合美国政府向西德政府发起了强烈的“建交”攻势，并一度与西德政府进行了密切的往来。这不仅是1949年后中德关系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事件，也直接体现了冷战初期西方阵营内部的相互关系。

就对此问题所进行的研究而言，冷战结束后，德国学者开始用德国的档案材料进行考察。台湾“中央研究院”欧美研究所副研究员陈郴对二战结束初期至1955年台湾当局宣布对德终止战争状态期间的西德与国民政府关系进行了考察，但对台湾当局对西德政策的发展过程、对德联系渠道、台美之间如何就此进行交涉和中共的影响因素等问题缺乏探讨。中国大陆的相关研究则更为薄弱，在提及50年代台湾与西欧国家的关系时，有的文章认为当时“欧洲对美国言听计从”，甚至错误地认为“联邦德国一直与台湾保持着外交关系”。

为了能对当时台湾对德政策及其影响因素有一个更全面的认识，本文利用台湾、中国大陆和德国的相关档案文件，以更多的国际史视角，对台湾当局对德政策的发展过程、对德联系渠道、台美之间的交涉和中国政府在其中的影响进行研究。

一、1949年前后的中德关系

1945年二战结束后，随着纳粹德国的败亡，美、英、法、苏４大国于1945年9月20日全面接管了德国的对外事务，并开始陆续邀请曾参加对德、意、日轴心国作战的１５个国家派遣军事代表团进驻德国，以加强盟国间的联系，并协调对德管制政策。中国作为主要战胜国和联合国５个常任理事国之一，参与了占领和管理德国的工作。中国驻德军事代表团于1946年1月21日在柏林美占区成立。

这是1941年中国政府正式断绝与纳粹德国的官方关系后，在德国建立的具有官方性质、且承担领事和对德占领事务的机构。在1949年东、西德政府分别正式成立前，驻德军事代表团承担了类似于大使馆的职责。此外，中国政府不仅计划恢复中德经贸关系，还拟定了相对宽容的对德和约草案。同时，中方也相继恢复了位于汉堡（英占区）和斯图加特（美占区）的两处领事馆。

二战后德国被各战胜国占领

1949年9月至10月，国际冷战和中德两国国内局势都发生了重大变化。9月20日，联邦德国政府正式在波恩成立，其内政外交秉持敌视社会主义阵营的意识形态。而当时中国正值国共内战末期，国民党当局在中国大陆的统治已濒临结束，并准备撤往台湾。10月1日和7日，新中国和民主德国政府相继成立。作为社会主义兄弟国家，双方很快建立了正式外交关系。因此，若联邦德国再与退往台湾的国民党当局建立“外交关系”，那么中德关系就将会出现完全按意识形态来划分营垒的状况。

尽管此时在中国大陆国民党军队已兵败如山倒，但国民党内部以时任“行政院副院长”和中德文化协会理事长的朱家骅为代表，仍在国民党中央非常委员会上提出了“赶快承认联邦德国政府，并与其恢复邦交”的建议。这一提议得到了国民党中央的一致通过并交由“外交部”办理。

1949年10月28日，朱家骅通过其德国友人，向西德首任总理阿登纳转交了一封亲笔信，祝贺阿登纳当选。他在信中表示，“中德外交关系虽曾短期中断，但在精神上双方的传统友谊却从未改变，两国的外交关系望能重新建立”。1950年春，中德文化协会在台北复会，朱家骅任理事长，杨继曾、俞叔平等担任常务理事。随后，该会在其理事会决议中请求台湾当局恢复中德“邦交”。

在朱家骅的牵头、主持和联系下，张群（时任“总统府秘书长”）、江杓（时任“经济部长”）、杨继曾（时任台湾糖业公司总经理）、关德茂（在台湾中纺公司任职）、俞叔平（时任台北大学教授，并参与中德文化协会事务）等曾在同济大学就读或任职的台湾政经大员，成为了此时台湾当局对德事务的重要参与者。这些人之间主要通过同济在台校友会、留德奥瑞同学会和中德文化协会等组织进行联络与协商。

1950年春，“中德文化协会”在台北复会，理事长朱家骅

在朱家骅等人的建议下，1949年9月底“行政院”给“外交部”下达指示，准备向当时已经迁往西德波恩，以美、英、法３国为首的“盟国高级专员公署”派出代表团。然而，当时西德政府在政治和外交上仍然处于美、英、法3国控制之下，也没有自己的外交部，而且“其他国家派西德代表似需经英美法一致同意”。

因此，美、英、法3国的态度显得尤为重要。由于当时英国已经准备承认新中国，它对国民党当局的这一计划从中阻扰。西德首都波恩位于英占区，因此英国管理部门对国民党当局派驻西德代表团的通知故意稽延不发。

“驻德军事代表团”官员曾亲自前往交涉，“亦无具体结果”。面对这种情况，台湾当局“外交部”在1950年2月的一份分析中指出，“目前英国既已承认中共，即使美法两国对我设立驻西德代表团事予以帮助，似亦再难获得英方同意。如此，我代表团将难望联盟国建国德国高级委员会（即盟国高级专员公署———笔者）之接受，暂缓设立”。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后，国际冷战局势出现了重大变化，欧洲冷战局势也由于朝鲜战争而加剧。坊间充满了社会主义阵营将像其在朝鲜半岛一样发动攻势、一举拿下整个柏林的传闻。阿登纳认为，西德面临与南韩一样的危险，“斯大林对西德所拟定的做法同对朝鲜一样”。

1950年8月29日，西德一份有关国家安全形势的备忘录指出，苏联和东德政府将在10月中旬展开对西德的攻势，“先解放柏林，然后利用东德民警部队向西德开进”。

在这种背景下，美国决定武装西德，并重新给予其内政与外交的主权。因此，至少从防共反共意识形态来看，当时的台湾当局和西德政府有诸多共同点。然而，朝鲜战争爆发初期，台湾当局的对德政策非但没有见到转机，反而进一步陷入困境，突出表现就是撤销了最后一个“官方”驻德代表机构：“驻德军事代表团”。

台湾当局是否能够维持1945年在德国设立的“官方”机构对其发展与西德的关系有着重要的意义。德方对此事一直耿耿于怀，认为台湾当局“那时连领事馆的牌子都不愿留一块”。台湾内部也有人认为“使馆领事馆全部撤退”的做法“未留丝毫余地”。

西德外交部国务秘书罗尔夫•拉尔1967年在接受联邦议院亲台议员质询时曾表示，“联邦德国成立后，中华民国不仅没有准备承认联邦德国政府并建立外交关系，反而在1950年底终断了与我们的领事关系，并撤回了在柏林的军事代表团。台湾只允许法国在一定情况下代表德国的在台利益”。

由此看来，西德外交部不仅将台湾当局终断“领事关系”和撤销军事代表团及对德不重视作为德台未建立“外交关系”的重要原因，还凭借这个理由来应付议员的质询。那么，台湾当局当时究竟为何要终断对德“领事关系”和撤销军事代表团呢？通过对相关档案进行考察，可以发现这一过程并非如拉尔所说的那么简单。

退到台湾初期，国民党当局由于本身立足未稳，加上财政极为紧张，在1949年至1950年相继关闭了28个驻外“使领馆”，其中8个在欧洲，包括1949年11月关闭的斯图加特“领事馆”和1950年1月关闭的汉堡“领事馆”。

此时，台湾当局在德国唯一剩下的“官方”代表机构就是位于柏林美占区的“驻德军事代表团”。因此只要该代表团继续存在，那么双方建立正式“外交关系”便可在时机来临时进行。

然而，此时“驻德军事代表团”的日常工作已经难以顺利开展。当时在柏林居住的华侨多半居留于苏英两个占区，而苏英两国又相继承认了新中国。这样该团当时的主要事务，即领事工作就很难继续维持。1950年2月8日，蒋介石同意“外交部”和“国防部”的意见，将该团军事人员全部调回。团务由“外交部”派驻该团人员代理。这样，该团名义上虽仍保留，而实际上只留领事组两名人员暂时维持，在对外关系上仅具象征意味。

但即使是这种象征意义上的关系也很快陷入难以维持的境地。联邦德国政府成立后，西方各国分别派遣代表团驻扎首都波恩。由于英国的阻扰，台湾当局不能向波恩的盟国高级专员公署派遣代表团，故而与西德的关系无法建立。为此，仍留在柏林的领事组人员多次致信“外交部”，表示其处境的困难并以“为节省外汇起见”为由建议撤销该代表团，侨务则交由台驻欧其他“使馆”兼办。

朝鲜战争爆发后，同样位于冷战风暴中心的柏林、地处西柏林美占区的台湾当局最后一个驻德“官方”机构“驻德军事代表团”及其最后两名工作人员都面临着巨大危机，对随时可能发生的战争心存恐惧。代表团向“外交部”表示，“柏林随时有被苏军突击占领之虑”，“一旦有变，亦无法交涉撤退”，并要求“外交部”“速派大员前来主持，以免延误”。

这种心态在1950年8月15日“驻德军事代表团”官员赵俊欣给“外交部”的信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本年7月25日，职拟查看英区我（老）大使馆房屋。事前经过使馆门房发觉拟刺职之嫌疑犯一名，当报请英当局予以逮捕，惟英警感到该犯已逃逸，现正由英方严密追查。尚未破案。

又同月27日，在本团附近发现形迹可疑之人五名，分乘挂有东柏林牌照之汽车两辆，互给暗号，追随本团公车。经设法报警，连人带东予以扣留。全案任由治安当局审理。已向美军当局交涉，对职及其他本团人员加紧保护”。

这样的紧张情绪很快从柏林传回了台北。“外交部部长”叶公超对“行政院院长”陈诚表示，“最近柏林方面局势渐趋紧张。一旦有变，该团人员撤退困难，恐遭无谓损害。是以经审权衡厉害后，似可将该团予以裁撤”。鉴于该团具有重要的政治和“外交”意义，因此在“外交部”做出裁撤“驻德军事代表团”的指示后，“国防部”随即提出了不同的意见。

败退台湾之后的“外交部长”叶公超

“国防部”认为，“一旦欧陆国际关系转变于我有利之时，则该团之重要性并不亚于我国驻日本盟总之代表团。因此，贵部留德人员，似可以返国述职之名义调回，拟请酌留一员维持团务，该团名义仍可予以保留，相机予以运用”。但“外交部”对此并不认同，表示留员维持团务一事“事实上已不可能”，而即使是日后出现有利的局势，也将“另设适当机构”。

此时仍留在柏林的领事组成员也是斗志涣散、人心思变，不再想为台湾当局工作。据大陆最新公布的材料记载，当时代理团务的“驻德军事代表团”副团长赵俊欣在1950年夏即已通过其在大陆的岳父冷遹及黄炎培与中国政府取得了联系。在周恩来的直接关怀下，赵俊欣决定携家归国。最终，赵俊欣等“驻德军事代表团”最后两名成员也在9月2日离开了德国，该团正式撤销。

赵俊欣随后前往法国巴黎，并于1951年7月携带夫人和子女回到大陆，被安排到南京大学任职。尽管更多相关材料目前尚未公开，但赵俊欣的行动在中国大陆被称作是“宣布起义，倒向新中国政府”的义举。由此可见海峡两岸的斗争也是导致台湾当局撤销在德国最后一个“官方”机构的因素。此后，台湾当局再也没能在德国的土地上设立任何官方性质的“外交”机构。

综上所述，台湾驻德“官方”机构的裁撤并非如拉尔所指的仅仅是台方不重视德国事务那么简单。这里面既有当时台湾当局人员及经费紧张和对德事务不重视的原因，也和东西方冷战和两岸斗争加剧有着重要关联。

二、台当局开始重新重视对德事务

尽管“驻德军事代表团”在朝鲜战争爆发后被撤销，但局势很快发生了有利于台湾当局的变化。先是美国派第七舰队巡航台湾海峡；10月中旬中国出兵朝鲜半岛后，11月底美国交付给台湾第一批军援，台湾开始由美国的负债变成了资产。

总之，台湾的安全重新获得了保证，并逐渐成为了美国在全球遏制共产主义战略的东亚桥头堡。在此之后，台湾开始重新计划与世界上的反共自由阵营国家恢复和发展关系，而西德被视作其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1950年底，已卸任“行政院副院长”一职的朱家骅在给“行政院”的信函中指出，由于国际形势演变，“应速与西德建立外交关系”。

10月21日，即“驻德军事代表团”被撤销后不到2个月，台湾“外交部”在发给驻法国、驻比利时“大使馆”的电报中指出，“我政府因鉴于西德地位日趋重要，而战前中德关系素甚为密切，为谋今后中德两国在商务与技术以及其他方面之合作计，自应积极设法与之建立正常关系”。

然而，英、美、法3国外长会议虽然已在9月同意西德成立外交部，但当时西德的外交权力仍由盟国高级专员公署掌控。因此在这封电报中，台湾对驻法、驻比“大使馆”表示，“换使一事，目前尚难办到。但仍需随时注意此项可能，并于西德外交部成立时，即与西德政府人员，各方接洽。在两国未能互换使节前，至少可先建立正式联系”。台湾当局认为，目前可以操作的，是由此两处往波恩派驻联络人员或设立“总领事馆”等，以促进对德关系并办理侨务。

1951年3月15日，西德外交部正式成立，总理阿登纳兼任首任外交部长。与此同时，西方国家纷纷与西德结束战争状态。对于这一变动，台湾当局非常关注。“外交部”认为，“结束对德战争状态，但须同时与西德建立外交关系，互派使节，始具意义”。

阿登纳

“外交部”同时电告驻美“大使”顾维钧，要其“先探美方意见，请其支助，转起洽德方，预为布置”。此后，在对德活动中寻求美方的援助，成为了台湾当局的一贯做法。

8月，在收到准备建立与西德的“外交关系”的指示后，顾维钧即与美国国务院主管部门进行了联系，美方允诺电告驻德美方代表，要求其和驻西德的英法代表协商，以“觅得对各方圆满之解决”。

然而直到1个多月后，美方才做出答复，表示经过与各方接洽，“西德政府因在中国大陆尚有德侨甚多，若与中国政府发生关系，难免中共不取报复手段。再中国前设两领事馆，系由中国军事代表团向高级专员公署取得承认。现外国设使领馆，须向德政府取得承认。故在技术上言，并非恢复问题。又英国态度仍无与前异，目前似无改变趋势”。

对于西德政府的态度，台湾当局心知肚明，认为以侨民安全等理由拒绝“仅为西德推诿之一种借口而已。究其实际，自我政府退出大陆，各国对我信心不坚。

复因各民主国家仍有心存幻想如英国者流，迄仍承认中共，在团结反共之步调上，未能与其他民主国家一致行动。在此情形下，西德对我建交、换使及恢复领馆事，乃出之于观望之一途。观此事，现我自仍应多方设法，积极进行，一旦国际环境对我作有利之特点时，即不难迎刃而解矣”。

除了顾维钧在美国活动外，台湾当局还将美“驻台北大使馆”作为中间人与美国务院联系请求帮助，并表示“美政府如能就建立中德外交关系一事予我协助”则会提升双方的睦谊。对于台湾与西德“建交”的请求，美国政府尽管不像英国那样表示反对和从中阻扰，但也没有太大的热情。美国国务院回复台方，“第一步当为与西德政府进行磋商”，第二步才是“取得盟国高级委员会（即盟国高级专员公署       ———笔者）之同意”。在这种情况下，叶公超只能要求时任“驻法大使馆代办”的段茂澜在法国加强与德国人联系，并实现先设立“领馆”的目的。

三、台当局开展的对德“建交”活动及西德政府的反应

“驻德军事代表团”撤销后，台湾当局将德国的领事事务交由驻法和驻比“大使馆”负责。而随后与西德方面直接进行的“建交”洽商，也大都由这两处“使馆”负责。在1950年代初期，以时任驻法“代办”段茂澜在其中的活动尤为突出。

段茂澜是当时台湾当局不可多得的“外交”人才之一，不仅精通英法德俄西等多门外语，还曾在1949年之前，任职于国民政府驻澳大利亚、菲律宾和英国的使领馆，外交阅历丰富。这使得他能够在对德活动中充分利用自己的语言能力和交际圈。其在任职驻法“大使馆”之初所顺利处理的“凌孟叛乱事件”亦为其在台湾当局内部获得了更多的支持。

在与西德接触的初期，段茂澜发现，“德国驻巴黎之总领事其职务以商务关系为限，不能涉及政治范围”。于是他建议“外交部”“以保侨为由，先恢复驻西德总领事馆。再商换使，阻力较少”。他提议，“我方似宜先行终止对德战争状态，以对德国释出善意”。“外交部”当时表示赞成。但蒋介石的批复却指出，“对德外交，至少应使商务或领事馆可以恢复，届时再议其他”。他认为，“在西德态度如此犹豫期间，我政府似不可自动采取宣布对德战争状态终止之步骤”。这样，先行终止对德战争状态以换取“建交”的提议被否决。

1952年5月26日，美、英、法3国与西德签订和平条约激起了台湾当局与西德“建交”的热情。“外交部”仍认为，西德政府一旦获得完全外交权力，就会考虑与台湾建立“邦交”。因为“中德关系素甚友谊，两国政府反共立场又属相同，自宜合作。且德国与日本近已恢复外交关系，与我尚无联系，似非所宜”。

在这种状况下，叶公超于７月３日亲自致电段茂澜，指出台湾方面“对德复交事极重视，现拟请兄以私人名义前往波恩游历，相机推动以期促成”。

叶公超还要段茂澜探寻前德国驻华军事顾问团团长、与国民政府高层关系极为友好的亚历山大•冯•法尔肯豪森将军的下落，“闻其对西德政府尚有相当联系，可向之先行探寻”。此外，叶公超还委派曾在德生活多年、与德国各方面人士颇为熟悉的台湾糖业公司总经理杨继曾与段一同前往。

8月15日，段茂澜和杨继曾由瑞士赴德。两人在瑞士时，首先与当时在瑞士居住的亲蒋人士汉斯•克兰等人进行了谈话。克兰当即将西德联邦情报局首脑、阿登纳亲信赖因哈德•盖伦介绍给段。盖伦承诺就台湾与西德“建交”一事与阿登纳协商。

到西德后，段杨二人首先找到了法尔肯豪森。仍亲蒋的法尔肯豪森不仅对段杨二人予以亲切接待，还亲赴波恩与时任德国外交部政务司助理的哈索•冯•艾兹多夫和外交部远东司司长贝茨分别进行了长谈。经过这些努力后，艾兹多夫表示可通过商务易货协定作为“建交”的先声，但须西德各部多门商量后才能最后做出决定，此事尚需时日。为此，段杨二人只好暂时回到巴黎。

经过与台湾方面协商之后，段杨二人于9月9日再赴波恩，并向德方提出了台湾以糖２万吨易货西德肥料的建议，而具体协议将通过换文或议定书，并签订一份“通商暂行办法”的方式达成。但在这份“暂行办法”的第三条，台湾“外交部”则加入了互换“领事”的条文。正是这项条文，使得与段茂澜协商的德国外交部政务司主管“颇有难色”。

他直接对段茂澜表示，“西德对台采取中立政策，如有变更，须经内阁会议通过才行”。此外，德方还表达了希望台湾方面即日宣布对德终止战争状态。而联邦政府随后提交给议会审定的《国际糖业协定》草案尽管包括了从台湾进口食糖的内容，但也同时认可了由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和苏联等国提出的与台湾进行贸易“并不代表承认台湾的国民党当局和中华民国为中国的合法责任政府”的条款。

但此时的台湾当局坚持认为，通商和“换领”应该同时进行，而宣布对德终战一事只有在商务或“领事馆恢复”后才能进行（蒋介石批复）。后在“互换领事”暂时无望的情况下，台湾“外交部”才指示段茂澜可以与德方签署单纯的易货协定。此后段茂澜又两次赴德，但“建交”一事仍无任何结果。虽然双方的接触开启了台德之间贸易交往的大门，却未导致“外交”关系的建立。

前文已提到，尽管美国政府对1951年台湾当局谋求与西德“建交”并无太多热情，但台湾当局在段杨二次赴德之行未果后，又重新加强了对美国的工作。因为美国当时是自由世界的领袖，而西德和台湾又均为美国在不同区域内的重要盟友，而且尽管西德已恢复外交主权，但美国对西德仍拥有巨大的不可替代的影响力。

1953年4月24日台湾“外交部”致电顾维钧，要求其与离台经美返回巴黎的段茂澜取得联系，商讨对德事务，“希相机商请美外交部从旁予我协助”。

于是4月底至5月初，段顾二人一起在华盛顿展开了活动，并相继拜访了美国务院参事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和远东事务助理国务卿瓦尔特•Ｓ．罗伯森等诸多官员。

在与罗伯森的对话中，顾段二人表示“斯图加特属美区，如美助我先复该馆，则汉堡领事馆亦易恢复”。段茂澜对于美国估计过高，仍然相信可以借美国之力促成“建交”一案。他对台湾“外交部”表示，“以澜查此事，如由华府推动收效较易”。为此他还在巴黎同美国务院助理国务卿庄来德进行了协商。

1955年5月，美、英、法等西方国家正式批准了《巴黎协定》，由此联邦德国恢复主权，并加入了北约组织。台湾“外交部”认为，“西德恢复外交主权，而我亦与美订约，厉害亦趋共同”。为此“外交部”指示顾维钧，“希即向国务院重申我对德复交愿望，盼能由其向德表示美国政府对此事之关切，从旁推动，以期早日促成”。

实际上美国此时对于协助德台“建交”感到相当为难。一方面，美国对德影响力在西德恢复主权后日益下降；另外一方面，美国在全球范围内忙于与苏联的冷战，对于盟友之间的相互关系，尤其是相隔遥远的西德和台湾，更是没有精力顾及。为此叶公超只能亲自出面与美方接触，以说服美国政府提供帮助。1955年3月31日，美国驻台“大使”卡尔·蓝钦在拜访叶公超时表示，对于与西德协商建立“外交关系”一事，应该由台湾当局直接向西德政府作初步接洽。而叶公超对蓝钦坦露，“已数度与西德接洽，但未获圆满答复。因此，决定请美国政府从中斡旋。望美国驻西德大使能设法向阿登纳提及此事”。叶公超还在访美时向国务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直接求助，表示“与西德直接间接商议建交事历时三载尚未成功，盼美方询情代为促成”。

在台湾方面的多次请求下，美国还是允诺予以协助。罗伯森向叶公超表示，“深愿见西德承认民国政府。但在上次美方向西德政府提及此事时，西德政府答告对大陆与台湾两个中国均不拟承认”。罗伯森建议，“现院中研究，以为如能向西德说明承认范围可仿效中日和平条约换文所规定者即是适用于现在中华民国政府控制下或将来在其控制下之全部领土，西德或可同意”。

而对于台湾借助美国的影响谋求与德“建交”，西德官方颇为不满，直言不讳对台方表示“在目前国际局势下，欲求中德建交换使似嫌妄想”。德方在美国面前也挺直腰杆表示“（对）两个中国不拟承认任何一个”。与德方对话的美国官员认为，德国人在美方面前之态度“似甚直截”。

此时西德国内就对华政策存在着巨大争论，基民盟和基社盟支持与台湾发展关系，社民党和自民党则支持与中国大陆建交。而在西德政府内部，实际上除了发展商务往来外，并不愿意与台湾“建交”。

首先，对于1949年后的中国问题，当时在西德政府中占主导的观点是，台湾当局只是“流亡政府”，“国民党重返大陆执政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建国后，发展经济是西德政府关注的重点，而中国大陆在经贸上有着远比台湾巨大的潜力。为此，西德企业界的东方委员会主席奥托•沃尔夫•冯•阿梅龙根曾力劝阿登纳不要和台湾发展“官方”关系。他认为，西德不仅不该同情在两岸实力对比上较弱的国民党当局一方，反而“应该为没有陷入这场东西方冲突的困境中而感到高兴”。

但西德又必须顾及到美国的态度，外交部中国科科长马丁•菲舍尔1953年10月26日提交的一份文件指出，西德在中国大陆和台湾之间应该实施“平衡策略”，“对于福尔摩沙，我们需要尽可能使其不破坏我们与北京的协商和可能达成的协议。对于北京，我们要尽可能地避免其对我们和福尔摩沙的关系产生误解，从而危及到将来的协商”。

其次，西德政府认为中国问题是东亚地区最复杂的问题，政治上卷入这一争端对西德不利。阿登纳曾在芝加哥公开表示，美国对东亚地区的关注，会削弱其在欧洲对抗苏联的能力，“欧洲而非亚洲才是自由世界的决定性舞台，只有当苏联获得欧洲的工业潜力之后，才能挑战美国的世界霸权”。西德政府多次向台湾方面表示，“德国目前外交活动集中于欧洲，对于远东实为次要”。西德难以顾及“自由世界”在东亚的形势，“欧洲国家最惧战争，尤恐美国在远东用武致牺牲本国而危及欧洲安全，在金门马祖问题确实解决前，其政府对建交一事恐不拟有所决定”。此外，阿登纳还对中苏可能出现的分裂有所期待，认为联邦德国可能从中获得苏联的让步。因此，轻易在中国问题上出牌也是阿登纳所不愿的。

再次，成立初期的阿登纳政府，其外交的首要任务在于获得国际承认，以及围堵东德、实现国家统一。由此西德政府提出了著名的“单独代表权”，不承认东德的合法性，此即“一个德国政策”。西德外交部认为，由于中国在亚洲具有重要影响，一旦与台湾“建交”或设立“领馆”，那么亚洲、非洲和近东地区的中立不结盟国家就将以此为理由与民主德国建立外交关系或领事关系。因此，“我们采取的措施每向福尔摩沙倾斜一步，就会给（解决）德国问题带来负担”。这对当时的西德来说自然是不可接受的。主要由于以上3个政治和经济方面的原因，西德政府对于台湾方面的“建交”呼吁始终态度冷淡、虚以委蛇。

四、中国大陆因素的影响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尽管并未与西德建立外交关系，意识形态上也与其属于敌对的两大阵营，但在对德关系上却比台湾当局更为积极，不仅很快同民主德国建立了外交关系，而且很早就与西德建立了经贸联系。

新中国１个月，西德著名工业企业博世公司就表达了与“新民主中国”建立“合理与互惠合作”的愿望，而中国政府也认为“可与之建立密切贸易关系”。

1950年，以非官方形式开展的中德贸易额达到了1942万美元，甚至超过了中国和与之有外交关系的东德的贸易额。50年代初，中国政府为了打破西方对华的贸易封锁，在1952年4月的莫斯科国际经济会议后与西德企业界代表签订了总额为1.5亿卢布的贸易协定。

尽管该协定后来被西德政府否决，但１９５３年双方的贸易额还是从前一年的8560万上涨到了2.896亿西德马克，大大高于同期440万西德马克的德台贸易额。

中德经贸往来所凸显的中国大陆市场的重要性，不仅给西德各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引起了大力发展对外经贸的西德政府的重视。西德外交部的一份文件指出，“与福尔摩沙建立官方关系不会导致双边贸易的显著提升，同时与中国的贸易关系却肯定将会遭受极大损失”。台“外交部”也认为，德方“复存与中共通商之幻想”，而“与我商务之利益甚少”。

这从经济上直接导致了西德政府在发展和台湾关系时的谨慎态度。鉴于台湾当局在西德的频繁活动，中国外交部也考虑对来华的西德贸易代表团“做一些工作”，以制止台湾与西德的接近。在后来同半官方性质的西德贸易代表团达成的贸易协定中，中方甚至同意了德方提出的将西柏林也包括在协定之内的请求，实际上是向西德方面传达了善意。

    中方在对德活动时，政治上一直“注意避免产生两个中国的不良影响”，“不参加有台团参加的活动”，并向记者“阐明我反对美帝制造两个中国阴谋的主张”。同时，又表示希望作为中国唯一合法政府与西德建立外交关系，反对德台交往。1954年6月日内瓦会议期间，菲舍尔代表西德外交部和中国外交部西欧非洲司司长宦乡进行了谈话，这是两国之间第一次官方接触。宦乡表示，尽管政治观点不同，但还是希望中德之间的传统关系能够重新建立起来。

中国政府在对德终战问题上也抢占了先机。1955年5月5日，《巴黎协定》正式生效，盟国结束对西德的占领，西德恢复了主权。在这之前，苏联已宣布结束对德战争状态，并寻求与西德建交。

4月7日，毛泽东颁布了《关于结束中华人民共和国同德国之间战争状态的命令》，从而将对德终战的主动权牢牢掌控在了中国政府手中。这之后，台湾当局只能哀叹“尚未采取此一步骤者，仅我一国”。10月21日台湾正式宣布终止对德战争状态，以“争取西德合作，进而促成建交”。台“外交部”也向西德媒体表达了将“建交”与终止战争状态挂钩的建议。然在中国政府宣告对德终战面前，台湾当局的迟疑不决很难赢得西德政府的好感。

日内瓦会议和中国政府宣布终止对德战争状态后，中国政府乘势邀请了大批西德经济和文化界人士访华，并表示欢迎同联邦德国关系正常化。西德经济界和政界人士要求同中国建立正常贸易关系和外交关系的呼声逐渐增加。

1955年6月20日，西德政府发言人甚至在波恩表示，“中共如有建交建议，将予善意接受”。只是受制于当时的国际冷战大环境和美国对新中国的政策，西德官方并未有大动作。而这却使得台湾“外交部”赶紧联系西德“友人”加以制衡，并认为需要“促请美国注意，并设法劝阻”。但无论如何，中国政府向西德传达的政治意愿，极大地制衡和抵消了西德国内支持台湾的势力及其影响。

五、结语

1950年代初，在国际冷战局势变化，西德恢复主权并加入西方阵营的情况下，台湾当局对西德展开了旨在谋求最终“建交”的活动。为此台湾当局集中动用了其在欧洲、美国等地的“外交”资源，并试图通过美国的协助来达成此目的。然而，从最初的受英国阻扰，到西德政府直接表态拒绝，再到被中国政府对德政策所压制，台湾当局并未实现“建交”的目标。直到50年代中后期，台湾和西德政府进行的直接“建交”对话都以失败告终。

以朱家骅为代表的中德文化协会认为，与联邦德国的邦交之所以始终没有“恢复”，是由于台湾错过了时机。但从本文的研究可以看到，德台“外交”关系最终没有建立存在着多方面的原因。西德对中国大陆市场的兴趣、单独代表权问题和避免政治上卷入中国问题是其拒绝与台湾“建交”的根本原因。

尽管美国也曾为台湾对德“建交”提供了帮助、进行斡旋和协商，但力度明显不够，以至西德方面认为，美国政府在50年代的几次磋商中“仅仅是询问了联邦德国是否有意和福尔摩沙建交”。

而在同一时期，美方却成功迫使西德加入了对华禁运的巴统“中国委员会”，试图全面限制西德和中国经贸关系的往来。两相比较，可以看出当时美国对中（台）德关系问题的考虑：即西德可以拒绝和台湾“建交”，但绝不能和新中国发展关系。

中国政府对德政策的影响也不应忽视。通过发展中德贸易、日内瓦会议和颁布对德终战宣言等机会，中国政府与西德各界建立起了正式的往来，并赢得了西德政界一部分人的好感。尽管未能成功与西德建交，但却牵制了西德国内的亲台势力，并为日后与西德进一步深入展开谈判奠定了基础，使台湾没有成为1972年中德建交的潜在障碍。

台湾在这段时间之内的对德“建交”活动尽管以失败告终，但并非一无所获。在此期间，台湾当局重新与克兰、法尔肯豪森等亲蒋派西德势力建立了联系，并在西德组织起了强大的亲台势力团体，从而推动了双方非官方关系的发展。台德双方从50年代末开始相互设立了各种非官方的文化、经贸机构，这一交往也延续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