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世致用说

经世致用思想在中国由来已久，影响深远，现在又掀起一个经世致用之高潮。

孔子不言怪力乱神、不事鬼、鲜言性命，关注政治、社会、人生、道德、礼乐、学问，开了中国经世致用的先河，后世读书人大多不违祖训，以经世致用为圭臬，经营着修齐治平的事业，但毋庸讳言的是这个事业经营得不好，越到后来越日渐显出落后。

与孔子同时离经世致用稍远的道家，潜于山野，名家几乎绝迹，阴阳五行家用于牵强附会，不登大雅之堂，倒是和儒家一样致力于经世致用的法家和儒家相结合，构成中国几千年外儒内法的治世宝典。

中国的仁君把儒家爱民的外衣搞得富丽堂皇，迷瞎人的眼，内瓤仍然是法家，中国的暴君干脆就把儒家爱民的外衣脱掉，把法家内瓤翻出来，表里如一，大搞严法峻刑，道路侧目，人人自危。

中国人不辨善恶，歌颂仁君那是不绝于耳，歌颂暴君更是变本加厉，秦始皇本是独夫民贼却成了千古一帝，登峰造极的伟人，朱元璋残剥人皮，大搞特务统治却成了农民皇帝，感恩戴德，感激涕零。

两汉的古今文构成门户之争，用于拉帮结派，一直影响到近代的康有为和章太炎；魏晋玄学看似很超脱，但冠以清谈误国的恶名，被批判千年；白居易更是提出了“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经世致用主张；宋明理学杂糅儒道佛，看似很玄，其实不仅程朱一派，陆王一派也一样禁锢人心，经世致用思想很明显，朱熹差一点就成了圣人，王阳明成了儒家三不朽的代表人物；明末三大家可能认为明朝的失败在于人心的衰败，人心的衰败由于理学的空疏，于是针锋相对的鲜明的提出经世致用主张，岂不知他的经世致用不过是让人们进一步所谓的务实，营营于小道，离大道仍然很远，至于在清朝文字狱的打压下，人们连小道也不敢探讨，经世致用变成在故纸堆里安身立命去了。

本文并不是说经世致用思想一无是处，他毕竟让人们关注政治、社会、人生、道德、学问、甚至技能，热爱生命，严肃生活，不至于颓废，玩世不恭，游戏人生，甚至发神经，行尸走肉，没有血肉的稻草人，但不可否认的是，经世致用很容易让人们只低头看路而不仰望星空，只关注现实而不关注未来，只对有形事物感兴趣，而对抽象事物不进行思考探索，只觉得现实的残酷，而不去思考现实残酷的根本原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甚至发展成只为政治服务，利益至上，只追求实际实用，结果是限制了人们的精神自由，导致气局狭小，志向鄙陋，想象干瘪，兴趣丧失，短视，自私。

我们知道刘邦无赖出身，整天不事生产，结交一些狐朋狗友，游手好闲，从经世致用观点看，他很不成器，跟他两个踏实勤劳的哥哥简直没法比，为此他爹刘老汉很为她担忧，怕他养不活老婆孩子，没少责骂他。可刘邦人心胸宽广，志向高远，胸藏甲兵百万，需要时候更能艰苦卓绝，百折不挠，于是不几年人家当上皇帝，富有四海，崩后刘三也好、刘季也好统统变成汉高祖。

他当上皇帝后，有一次当着群臣的面开玩笑问他爹刘老汉道：“大人当年曾责怪我不知道踏实勤劳养家糊口，你看现在我和大哥、二哥比，谁的家业大？”那些马屁精大臣们轰然道：“圣上富有四海，连我们的老婆孩子都是圣上的。”而他爹刘老汉差一点羞愧得晕过去。

经世致用可以指导科学研究，但好像仅限于小的方面，而大的方面，在发明创造上，建立体系学说上，好像还是靠兴趣，也就是说主观的精神。

中国历史上有很多科学家在科学成就上可以说很辉煌，而且是多面手，很多领域都有建树，如天文、历法、治水、建筑、农业、文学、军事等，如张衡、郭守敬、徐光启等都是，但在世界范围内谈不上伟大。因为他们的成就都是在经世致用思想指导下取得的，再说具体点就是都是为了解决工作中的实际问题而利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和勤奋刻苦研究探索取得的，工作结束，研究探索即结束，是工作的副产品，不是工作本身，也就是说不是源于兴趣，因而没有天然的不竭的动力，因而成就是有限的。

亚里士多德取得恁么多而伟大的成就，对当时社会和自己都没有多少实际意义，当然也就不是任务；丹麦天文学家第谷可以说是一个贵族流浪汉，用肉眼观察星空，取得了不小的成就，但没有谁个需要他的成就；第谷的学生开普勒仅仅为了美，想想星星们的运行轨道一定是椭圆的，因为椭圆是最美的；爱因斯坦研究相对论肯定不是需要才研究的，因为当时不要说需要，连懂得的人也很少。他们取得的成就都不是在经世致用思想指导下取得的，可能要用经世致用思想指导，他们就兴趣全无了，也就取得不了成就。

   经世致用思想很重要，但有利有弊，实干能够兴邦，不切实际的空想有时就很有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