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博 | 《工厂青年》：世界工厂里的青年困境及其可能

2014年底，郭熙志带着两名大学生，扛起摄影机，来到深圳市康佳通讯制造总厂，开始了纪录片《工厂青年》的拍摄。郭熙志是深圳大学传播学院的教授，在进入高校之前，他曾有过二十年的地方电视台的工作经历，并创作过《渡口》（1998）《喉舌》（1999）等观照现实的重要纪录作品。此次和他一同参与拍摄的两名学生，阿婵和阿涵，一位已经毕业工作了两年，却感觉自己一直在浪费时间，另一位仍在学校念书，她们都对纪录片怀有理想和热情，想借这个机会学点做纪录片的手艺。之所以选择以“工厂青年”作为拍摄对象，郭熙志说，他希望能以纪录片为媒介，回应曾经发生在富士康工厂里十四连跳的残酷现实，追问那些年轻人在自杀前究竟承受了多大的工作与心理压力。

富士康惨案接连发生的2010年，世界经济依旧处在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的阴影之中，与此同时，中国企业则加速了从实体经济向互联网经济的结构调整和转型步伐。在新一轮的全球化进程和区域化竞争当中，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不断发生变化，世界工厂的定义也随着信息时代的深入展开而悄然改变。在这一背景之下，新生代的中国工人群体开始逐渐得到人们的关注，尽管社会各界对这一群体的境遇和命运不乏讨论，但在很多时候，这些讨论乃至其讨论的对象本身，依然湮没或遮蔽在今天以发展主义和消费主义为主流的话语逻辑之外。[1]郭熙志的摄影镜头所聚焦的，便是这样一群流水线上的工厂青年，而对他们精神困境的探寻和呈现，则赋予了这部纪录片更为丰富且独特的价值。

郭熙志将自己拍摄《工厂青年》的方法称作“不作为美学”，整个拍摄过程既没脚本也无计划，唯一事先确定的仅仅是，要让参与这次拍摄的两名女大学生也亲自进入工厂车间，以产线工人的作息和管理要求，在流水线上工作一个月。由此，在长达七个月的时间里，三位拍摄者不仅为我们记录了世界工厂里的生产情形，不仅跟随那些从乡村来到城市的年轻人一同过年返乡，一同感受他们家乡的变化及其与父辈间的隔膜，同时还留存了一份颇为难得的工厂影像日记，也正是通过这种日记形式的影像档案，观众得以窥探到当代青年内心世界的隐秘一角。这些多声部的素材经过了近两年的剪辑，最终以“工厂”、“青年”、“故乡”和“日记”四个部分，被有机地组织到了三个多小时的成片当中——在长达五个多小时的导演剪辑版里，“工厂”和“青年”两个部分则被更富余的素材分别拆分、扩展成了两个章节：“工厂（上）”/“工厂（下）”，“男青年”/“女青年”。

《工厂青年》海报

可以说，这样的拍摄安排和叙事结构，将物质与精神、生产与消费、城市与乡村、中国与世界等维度一同纳入了我们的观察视野，为我们锚定、追踪工厂青年的生存轨迹和内心起伏提供了更具纵深性的社会坐标。不仅如此，这部纪录片还让车间里的工厂青年和更为人们熟知的知识青年形成了某种微妙的对照，作为拍摄对象的工厂青年不再是外在化、他者化的存在，而与大学生群体构成了一组密切的镜像关系。在这个意义上，纪录片《工厂青年》确实“标志着一种重新整体化意识的觉醒，为我们重新理解现实打开了一个新的大门。”[2]而当我们借由这部纪录作品尝试着推开现实之门，我们或许可以首先追问的是，今天中国的新生代工人群体，是如何被“嵌入”到了世界工厂当中，他们遭遇着怎样的外部处境和内在困境；而同样置身于这一结构里的知识青年们，他们又正面对着什么样的危机和难题？

一、 世界工厂的空间与时间

在三小时版的《工厂青年》里，影片开场是一个将近六分钟的镜头，令人印象尤为深刻——需要提前说明的是，由于三小时版和五小时版均共享了基本一致的结构框架，只是在素材的丰富程度上略有差别，因此这部纪录片的两个版本将一同纳入我们的讨论——而那个漫长的开场镜头之所以让人难忘，并非因为它为我们提供了多少信息或展现了什么独特视角，相反，这个镜头仅仅是用了一种平缓而单调的方式拍下了空无一人的工厂车间：拍摄者从车间的最右侧一直横扫到最左侧，接着再以同样的节奏和方式折返回来，其间除了依次排开的七条流水线之外，别无他物。这可以是任何一家制造业工厂里的任何一个车间，既无美感也不抒情，而数以亿计的流水线上的青年们，正是在无数个与之类似的地方，完成着每天超负荷的工作。这种机械性的往返运动和漫长的时间过程，营造出的无疑是某种压迫式的观看体验，夹杂着不知从哪里传来的噪音，对观众来说简直就是一种折磨。这种折磨是双重性的，既来自于最本能的生理反应，同时也来自于这样一个令人倍感困惑的疑问：世界工厂，究竟是机器的工厂，还是人的工厂？进一步说，当我们试图在今天讨论工厂青年，青年们在工厂里究竟占据着什么样的位置？

空无一人的工厂车间

除了整齐划一的宿舍和食堂，我们在《工厂青年》有关“工厂”的章节里，可以看到大量直接表现工厂空间的镜头：进入车间前的打卡处、离开车间前的安检口、白帜灯下的流水线、存放工作服的更衣间、大门紧闭的办公室、以及无处不在的监视探头……种种这些，和我们曾经从媒体上零星得到的关于现代化工厂的认知别无二致，只不过此时此刻，当这些空间一起出现在观众面前，我们才开始意识到这些现代化的世界工厂仿佛有着自己的眼睛、耳朵和嘴巴，它们不仅自行监控着工厂里的一切运转，同时还要发出自己的声音，散发出气味——导演郭熙志特别在某个细节里提到了流水线上刺鼻难闻的味道。在这样一个工厂空间里，各种机器发出的声响很容易将流水线上年轻工人们的说话声压盖下去。与此同时，这些年轻人的面目是模糊的，甚至在他们之间也更习惯用各种工种的名称来称呼彼此，如：QC（质检员）、工艺员、线长等等。他们穿着统一的防尘服、戴着同样的防尘帽，唯一的区别在于，不同级别、岗位的制服颜色不同：绝大部分工人是白色、线长一级是蓝色或黄色、考察来访的领导及外宾则是粉红色。

事实上，我们鲜少能够看到真正的管理者也即领导层在车间里现身。在五小时版的《工厂青年》里，领导唯一一次视察流水线，他们谈笑风生地说到了对工厂未来的“美好畅想”，那是在利润推动下的更高程度的“自动化”，几乎可以不用工人就能完成生产；而在这个未来还没实现之前，当前更为重要的则是产品的“策划与包装化”，是像罗永浩[1] [3]那样去炒作。同样是在五小时版当中，有一个刚刚工作了两个月的小女孩不知为何想要申请辞职，她拿到了一堆表格并被告知要找不同部门的领导签字。镜头中的她显得茫然无措，既搞不清楚表格上的“离职”和“辞退”的区别，也弄不明白每份表格究竟要找谁批准。尽管有老员工告诉了她各个主管的姓名，但她显然无法把那些名字和人对上号，只能在一间间办公室门口小心翼翼地徘徊，在好几次无功而返后，她显得很不耐烦，想要干脆直接走人。辞职女孩的经历和领导考察的段落形成了明显的对比，不仅为我们进一步扩展了工厂的空间，让我们看到现代企业制度下所谓世界工厂的等级结构，同时也再次反证了工厂青年与生产车间彼此绑定的位置关系。这些从农村来到城市的年轻人，他们的生活世界便是由宿舍到车间的两点一线所构成。他们在手机生产的流水线上进行着插卡、贴标、检测、拆机等重复劳动，然而这些劳动的意义和价值无法和市场营销相提并论，并且即将甚至正在被更为自动化的机器完全取代。

在每天的工作正式开始之前，全部工人都会被召集到车间门口，背诵一段口号：“……我们正直坦诚，我们实干进取，在变革中成长，在创新中超越，奉献精致产品，引领美妙生活……”[4]这种现代化的管理方式在今天早已司空见惯，然而，口号里的“成长”、“超越”、“精致产品”、“美妙生活”似乎都与流水线上年轻的工人们无关，即便在这部纪录片的全部章节里，我们也几乎看不到在这二者之间存在过任何实质性的关联。当每天重复而机械的工作告一段落，线长们也会被安排集体训话。一名线长负责人对他的同事强调着，大家现在的底薪已经从原来的2300元涨到了2700元甚至2900元，他希望大家的工作能够对得起这份底薪，同时在最后提醒大家记住两个字：意识。这位负责人没有在镜头里说明究竟是什么“意识”便宣告解散，我们大致可以猜想，恐怕他自己也无法说清其中含义或具体所指，似乎也没考虑过底薪的上涨和通货膨胀、物价攀升间的关系，但这并不妨碍他的训话以及在同事中建立起来的那一种威严。实际上，拍摄者如实记录下的这两个片段，是我们在三小时版纪录片的“工厂”章节里，难得能够听清的由工人们发出的声音。但与其说这是工人们自己的声音，不如说这是作为某种有机体的现代工厂，透过一具具年轻的身体赤裸又神秘地显露着自身的意志。而从开工前的口号直到下班时的训话，其中还有一个重要的维度值得我们关注，那就是“时间”。

工人们背诵口号

世界工厂里的时间与自然时间并不相同，在纪录片的镜头里，观众往往难以察觉这种时间的流动。工厂车间永远灯火通明，光洁的地面也总是倒映着天花板上的灯光，这让我们只能借助窗外光线的变化勉强分辨眼前的场景是在白天还是夜晚，以至于时常会忘记自己看到的很多工作其实是在“加班”中完成。“加班”是工厂青年们自觉不自觉间，最常提到的一个词，但依照这家手机制造厂的规定，直到每天夜晚八点半甚至九点前的工作，全部都是“义务”的。拍摄者阿涵在她第十八天的“工厂日记”里提到了两个新来的女工，起初她们觉得“只要愿意给钱，就愿意加班”，但阿涵补充道，“可能她们刚来，也根本不了解什么叫义务加班，总之听到今天晚上加班没有钱的时候，两个人都委屈地说，那我不来了”。阿涵在这里陷入了很长时间的停顿，不知是出于一天工作的疲惫还是因为自己想到了别的什么，随后她才继续说道，“但是晚上她俩还是来了。”义务加班当然不是这个厂的发明，比如“义务劳动”，但“义务”二字包涵着个人与集体/共同体超越了利益的另一种关系，包涵着个人对集体/共同体的认同，因为这一认同而自愿放弃自己的利益。然而，在劳动力/劳动已经成为商品的今天，当这种被延长的劳动时间成为一种身不由己的义务和规定时，世界工厂的时间性再次体现出了特定空间及制度上的合谋。直接地说，工厂车间里的时间是由可以不用停歇的机器所主导的，并且决定着工人们生产与生活的全部时间。

到了这部纪录片的“青年”章节，我们终于能够听清那些年轻人在车间里的闲聊，但他们的谈话总会被手头上的工作打断。一位小伙问他隔壁工位的年轻女孩，“在宿舍孤独的时候，你会想起谁？”从接下来的交谈中我们得知，小伙之所以这么问，是因为他听说这女孩有次一个人在宿舍感到心里特别难受，而他对她显然很有好感，想要找机会表现自己的关心。当女孩听出小伙的意图之后，她连忙否认说自己“很少孤独，孤独的时候就会听歌”。这段有点青春偶像剧味道的对话，发生在流水线上。事实上，小伙和女孩聊天的同时，两人都没停下手里的工作，并且在整个谈话中，他们也几乎没有任何视线的交流，女孩一直埋头看着手上的电路板，小伙则一边扫描着什么原件一边盯着面前的显示屏。小伙的工作显得熟练很多，因此他有更多时间说话，而女孩似乎无力分心，不一会儿她便抱怨“堆机了”——前面工位的机器堆积到了她的工位——小伙只得说，“好，先不说了”。类似的情形在这部纪录片里还出现过很多次，且几乎无一不是以“堆机”作为聊天的结束。如果说“加班”、“义务加班”显现的是工厂时间对自然时间的强制延长，那么“堆机”无疑是前者对后者的某种无形挤压。也是在这样一些地方，我们反复体会到了机器的时间带给工人们的胁迫感。

车间里的闲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