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采访过在云南和四川工作过的南下干部，他们认为刚解放时，民间信教的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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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流量子

• 不能静态的看这个比例，我记得20年前是90%，现在已降到70%。因为一神教的扩散速度很快，就像病毒一样，并且到了一定比例后，不可逆

有道理，首先举个云南农村的例子，我老婆家是在楚雄某山区县，傣族，二十年前农村佛教和道教比现在要茁壮些，主要原因就是和人的红白喜事有结合，算命，跳神的比较多。我第一次去是2013年，当时村里特别信一个人，说他有天眼，能预知未来，这算是道教。零几年还有个接生的，那也算道教，小乘佛教的话，会捐钱，结婚的时候来念经，但是，平时的生活是很少见到宗教的痕迹，价值观影响不深。所以你问他信不信教，他会说不知道。但是，村民不会像基督教那样，去研究佛教和道教的教义，佛教和道教对村民有价值观方面的影响，但深度介入家庭矛盾，试图精神控制这样的事情没有基督教这样强烈。

上次去是2019年，就发现有基督教的痕迹了，应该说基督教对村民的日常生活干预更大，而且随着文化的普及，很多村民已经有能力读圣经了，读了之后结合了对社会和生活的不满，就成为相对比较坚定的信徒，这时候再问，他会说他信基督。唯一的对冲力量是驻村扶贫干部，但是，他们偏重于实际的脱贫，比如教种芒果种经济林什么的，村里一个最坚定的教徒是个四十岁的妇女，因为婆媳矛盾，她总想不开而神职人员向着她，她就成教徒了。而驻村干部态度倾向于她婆婆，也不轻易断家务事，所以，虽然干部帮着他家里脱了贫，但妇女不仅不感谢，反而认为干部和婆婆是一伙，都是妖。目前，她的两个孩子很可能已深度信教，毕竟他们以政治课考低分自豪，话语之间流露出很多反社会倾向。而2013年的时候，我没有发现她家有这样的倾向。

对此，我曾经采访过不少在云南和四川工作过的南下干部，他们的观点是，刚解放的时候，民间信教的更多，西南很多地方还组织过“圣母军”，抗美援朝的时候就出来闹事，但是后来很多人不信了，主要原因是用毛泽东思想教育他们，其次就是了解他们的实际困难，帮他们解决一些实际事情，比如身体不好的你给他吃了药，他病好了，你告诉他这药是党生产的，他就感动。被欺负的人你帮他说理，主持个公道，妇女生孩子你让解放军医疗队来帮忙，少让神职人员插手，孩子你办班教他们文化，这样慢慢的我们的威信就高了，村民遇到高兴的事情，会感谢党和毛主席，而不是归因于神迹。现在的同志经济方面的工具远比我们那时候丰富，可能他们有一百种办法帮着他们脱贫，但没有一种有效的办法解决他生活中一些不起眼的小困难，小痛苦。所以政治工作应该加强，而不是被放到可有可无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