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健消失、朴树抑郁,民谣差点死于2022

作者 |  白蘋

来源 | 视觉志

  近日,一档音乐综艺《我们民谣2022》播出。

  不同于其他节目的爆梗和抓马,它就是一台眼泪收割机。

  很难想象,张玮玮、小河与万晓利会同台演唱,老狼和叶蓓能世纪相逢。

  当《白衣飘飘的年代》《米店》的旋律再度响起,台下哭成一片。

  有网友说,终于找到一个可以安静听歌的节目。

  第二期结尾,老狼和所有民谣歌手站上舞台,齐唱《想把我唱给你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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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横跨二十余载,老一辈民谣人,新生代民谣人,齐聚一堂。

  恍惚间,又回到了那个属于民谣的黄金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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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纯真与迷茫

  1969年,高晓松出生在一个高知分子家庭,父亲是清华教授,母亲是师承梁思成的建筑学家,外公更是一手创办了深圳大学。

  打小起,他便生活在清华园,邻居则是林徽因、梁思成等全中国最有学问的一群人。随便溜进一户人家,就能让对方用流体力学、古建筑学论解释椅子腿断了的小问题。

  就在不远处的北大家属院,一个名叫濮树的孩子也在悄悄长大。

  高晓松从小玩世不恭,天天抽烟喝酒打架,考试却总能排前几。

  濮树不行。

  父母的高学历和身边人立志考北大的目标将他压得喘不过气,小升初就因为0.5分之差落榜北大附中,让父母在家属院抬不起头。

  年纪轻轻的濮树,因此有了抑郁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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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年朴树   

  后来,高晓松进了清华大学,濮树则勉强考取首都师范大学。

  相同的是,两人最后都选择辍学。不同的是,高晓松始终将清华学子作为自己的标签,濮树则顶着高中学历,只字不提大学院校。

  高晓松退学前,和朋友组了中国第一支大学生摇滚乐队——青铜器乐队(早期叫零点阳光)。

  贝斯手、吉他手、键盘都有了,唯独缺个主唱。有好几个人不请自来,结果都没入高晓松的眼。

  经朋友介绍,他认识了北京联合大学的老狼,二人见面后直奔主题:

  “我得听你唱歌。”

  “好的。”

  老狼当即唱了首《我要的不多》,一开嗓,高晓松就狠狠拍了下大腿:“好!这就是我要的人。”

  多年以后,老狼回忆那天:

  如果不是高晓松,他现在应该是一个工程师,可以说,是高晓松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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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乐队凑齐了人,但永远凑不齐吃饭的钱。

  高晓松等人四处走穴,还给黑豹乐队垫过场,却赚不到三块五毛,最后闹到卖血买贝司的地步。

  难以为继的生活让乐队内部出现分歧,随时处于解散边缘。

  1990年暑假前夕,海南歌厅的商演邀请成了转折点。

  高晓松没带乐队,单独拉着老狼千里迢迢跑过去。

  不曾想,老狼平缓温和的嗓音跟歌厅气氛根本不搭架,老板指着鼻子骂道:“你们唱的什么玩意儿,我们完全听不明白。”随便给了几十块钱就把他俩打发走了。

  眼瞅着即将开学,两人钱包一合计,就够买一张车票,高晓松仗义地留给了老狼,自己一个人跑去厦门闯荡。

  在这里,高晓松认识了大自己两岁的初恋女友。

  他从小深谙泡妞攻略,每天早上都会攥着梳子给女友梳头,讨对方芳心。‍

  有一天,正在梳头的他灵光一闪,来不及找纸,便随手打开一本书的封底,写下一行歌词:谁把你的长发盘起,谁为你做的嫁衣?

  《同桌的你》,就此诞生。

  1993年,高晓松将这首歌低价卖给大地唱片,要求只有一个:老狼来唱。

  那时候的老狼,毕业后去了一家公司当设计,每天坐在工位上苦逼地画图。

  面对高晓松抛来的橄榄枝,他二话不说答应了。

  1994年,大地唱片发行专辑《校园民谣1》,《同桌的你》和《睡在我上铺的兄弟》等歌曲收录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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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当时原创音乐贫瘠的华语乐坛,《校园民谣1》就像平地惊雷,火到烧透了90年代的半边天,专辑正版卡带卖出七十多万盒,盗版超过3000万盒。

  那段时间,高晓松打开电视,出现的是老狼的脸;打开收音机,响起的是老狼的声音。

  他俩参加上海“东方风云榜”颁奖典礼,嘉宾阵容堪称星光璀璨,前边坐着正当红的那英、林依轮,邻座是摇滚圈的扛把子何勇、罗琦,结果两个民谣圈的新人拿到了当天的第一名。

  高晓松后来在《写在墙上的脸》一书中写道:94年的某一天,我与老狼大眼瞪小眼,同时冒出一句:“咱火了!”

  这时的濮树在干嘛呢?

  实在读不进书的他选择了退学,每晚10点半拎着吉他在家门口的运河边弹琴唱歌,直到第二天凌晨4点才回去,一觉睡醒,就趴在吹来河风的窗边写歌。

  河风在朴树的窗前吹了一年时间,看着儿子成天待家里,濮树妈妈担心他憋坏了,问他要不要出去找份工作,当个服务员也成。

  朴树想想也是,就攥着几沓歌曲草稿,找上了名气响亮的高晓松,问他买歌吗?

  看着眼前这个一缕长发遮住半张脸的青涩男生,高晓松没有说话,濮树便红着脸自弹自唱起来。脆弱动人的嗓音让高晓松忍不住赞叹:“你唱这么好,我给你投资出唱片吧。正好我和一哥们开了个公司,你来我这当歌手。”

  其实,那时候公司还没影,只是因为高晓松见着两个人,一个是眼前的濮树,另一个是叶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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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6年,高晓松拉着濮树见了刚回国的老朋友宋柯,濮树清唱了一首《那些花儿》,把一脸严肃的宋柯唱得嚎啕大哭。

  就这样,濮树成功签约麦田音乐。

  艺名,朴树。

  朴树的难产这时便初显端倪,同年加入麦田的叶蓓已经唱了《白衣飘飘的少年》《青春无悔》等四首歌,成为内地最红火的女歌手之一。

  朴树的歌,连影都没见着。

  1999年,朴树的首张专辑《我去2000》终于发行,当时的校园民谣已是昨日黄花,但朴树的歌声,是无视流行曲风、无视市场喜好的。

  专辑销量豪取15万张,新人歌手朴树名声大振,就连春晚导演都亲自找上门,点名要朴树唱《白桦林》。

  对任何一位歌手而言,春晚都是求之不得的舞台。

  朴树不愿意。

  他讨厌千篇一律的采访,厌恶繁忙的商演活动,总想逃避炙热的聚光灯。

  结果被经纪人张璐骂了个狗血淋头:“你牛x得不行了是吧!所有人都在为你这件事忙前忙后,你要是不去,公司上上下下都会因为你受到伤害,以后业务都别想做了!”

  朴树委屈地哭了,最后还是走进了春晚彩排的录制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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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名的「代价」让朴树畏惧写歌,拒绝出专辑、开演唱会,这让高晓松、宋柯等人急得直挠头。制作人张亚东也看不过去,赶忙出面劝他做一张新专辑。

  朴树问:为什么要做?

  张亚东回答:可以赚钱呀。

  朴树不理解:为什么要赚钱?

  纯真的朴树不懂何为名与利,他只想逃避喧嚣与繁华,那不是他想要的。正如他所哼唱的民谣,更适合宁静的角落,一旦落于嘈杂的人群中,只会被淹没。

  直到4年后,第二张专辑《生如夏花》才姗姗来迟。

  专辑还是火了,《生如夏花》荣获2003年“内地最佳专辑”,朴树的身价跻身内地前三,大量采访、商演活动、颁奖典礼的邀请函塞满了麦田音乐的公司大门。

  有一天,妈妈主动打电话问朴树:“我在电视上看到你唱歌了,你现在是不是过得不开心呀?”

  朴树一时没忍住,哭了出来,嘴上还反驳道:“没有的事。”

  2004年,当高晓松忙着拍影视剧、开公司、接采访时,朴树逃了。

  这一逃,就是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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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忽略的两个人

  朴树消失那年,“中国当代民谣的母亲河”河酒吧转手让人。

  张佺和张玮玮站在酒吧门口,望着正在拆卸的牌匾,眼里尽是三年来的美好时光,那是中国民谣生机盎然的三年。

  河酒吧2001年开业,是北京三里屯南街一间15平米的小酒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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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酒吧 | 摄影:安娜伊思·马田   

  野孩子乐队成员张佺、小索初至北京那会儿,兜里没几个子,连房租都得朋友接济,排练只能蹲在三元桥底下的草坪上,头顶时不时飞驰过一辆小轿车,发动机的轰鸣声淹没了吉他、手鼓发出的声响。

  一天,朋友李正凯提了个建议,三里屯南街有个小画廊在转让,你们要不盘下来整个酒吧,这样的话,乐队既能排练、演出还能赚点钱。

  小索觉得这主意不错,找女朋友和认识的人借了笔钱,把酒吧开了起来。

  不料,河酒吧根本没赚到钱,吸引来的酒客不是小河、万晓利、左小诅咒、周云蓬等民谣歌手,就是谢天笑、舌头乐队、布衣乐队等摇滚青年,还有一帮子爱听曲儿的文艺青年在台下喊“安可”,罗永浩就是其中之一。

  他们有个特点:穷。

  每天一到点,整个酒吧就嗨了起来,台上的乐队肆意地玩起即兴,台下的观众如果手痒,也可以随时上去亮一手,经常唱到后半夜快打烊,酒吧里还坐满了人。

  有时唱得兴起,喝得上头,小索便扯着嗓子嚷嚷:“服务员!给每桌都来上一扎啤酒,算我帐上!”


  在酒吧的窗户旁,总有个留着短寸,戴着贝雷帽的男人喝醉酒后靠坐在那儿呼呼大睡。

  他叫张玮玮,是野孩子乐队的忠实粉丝。

  自从1997年在兰州看过野孩子乐队的演出后,他和死党郭龙就一发不可收拾地喜欢上了这支乐队。

  “好听,牛逼,颠覆。”张玮玮如是说。

  野孩子住在三元桥,他们就厚着脸皮在对门租了个房间,还时不时跑过来蹭口饭。

  野孩子排练演出,他们就提着手风琴、键盘在旁边伴奏。

  一来二去,大家都熟了,张玮玮、郭龙也成了野孩子乐队的编外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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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酒吧|摄影:安娜伊思·马田   

  张玮玮特爱河酒吧,觉得它就是音乐人的乌托邦,连琴行的工作都辞了,整天待里头狂欢。

  他这样形容河酒吧:“那阵子看什么东西都隔着一层热空气,就是青春的那种巅峰状态,觉得太美了。”

  河酒吧每周三都有一支叫「美好药店」的乐队上台唱歌,成员只有两个人,分别是万晓利和小河。

  他俩在天通苑租了个房间,每天坐三个小时大巴跑到河酒吧驻唱,等唱完歌大巴车早下班了,只能坐出租回去。

  一天的演出费,还不够打车钱,但他俩乐意,因为在河酒吧唱歌真的很开心。

  其他酒吧总是有乱嘈嘈的主持人大喊“大哥再来一瓶呗”,还有擦边舞、魔术等乱七八糟的表演,根本没人在乎他俩唱的啥。

  万晓利的第一张专辑《走过来走过去》,就是在河酒吧现场录制的。自由的歌声中,不时传来观众稀碎的掌声、酒杯的碰撞声,那是音乐最美好的模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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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酒吧演出   

  2003年,非典的降临让这个音乐的乌托邦摇摇欲坠。同年,小索查出胃癌晚期,第二年10月与世长辞,野孩子乐队随之解散。

  张佺伤心得一夜白头,背着冬不拉流浪远方。张玮玮乘着绿皮火车去了新疆,路过伊犁,走过喀什,他不知道自己在寻找什么,只是漫无目的地走着,走着。

  后来,张佺不再流浪,张玮玮回到北京,他们重组了野孩子乐队,河酒吧的一些人也陆陆续续回来了。

  除了小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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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欲望与迷失

  2006年,一个叫宋冬野的胖子在中关村图书大厦买下万晓利的二专《这一切没有想像的那么糟》。

  他将卡带插入随身携带的便携式CD机中,坐在中关村的广场上收听第一首《陀螺》,他边听边哭,从下午4点单曲循环到晚上11点半。

  宋冬野成了万晓利的脑残粉,豆瓣签名都是“我爱万晓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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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隔壁天津,一个叫马頔的国企小员工听了万晓利这张专辑后,天天在豆瓣聊歌论曲儿,俨然一副文艺青年的模样。

  一来二去,宋冬野在豆瓣上认识了马頔,还有一个贵州小伙尧十三。

  2011年,臭味相投的三人决定北京“奔现”,顺便成立了一个民谣组织「麻油叶」。

  三人住在宋冬野靠安河桥住房拆迁款买的破房子里,马頔睡长条桌子,尧十三躺在客厅沙发上,宋冬野住在最里头的卧室。

  白天睡觉,晚上喝酒吹牛,有时候尧十三会拿起吉他唱《他妈的》,宋冬野和马頔就蹲在墙角边哭边鼓掌。

  一天,一个叫作业坊的酒吧邀请他们开业演出,三个人兴冲冲跑过去,结果屁观众没有一个,只有酒吧老板站在吧台发呆。

  唱完以后,老板给了他们100块演出费,就没再叫过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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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左至右:尧十三、贰佰、宋冬野、马頔   

  2013年,宋冬野突然收到一条消息,是一个叫左立的小伙子发来的,他参加《快乐男声》想唱《董小姐》,希望宋冬野同意。

  宋冬野很意外,竟然有人喜欢自己的歌,也不收钱,直接答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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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月29日,当酒醒后的宋冬野打开手机,发现满屏都是《董小姐》。

  他火了。

  马頔和宋冬野不愧是兄弟,宋冬野成名没两年,马頔也因为《中国好声音》选手张磊翻唱《南山南》出圈。

  他们的演出场地从空荡荡的小酒吧,搬至上百人甚至五千人的体育场。

  一开始,宋冬野特爱臭显摆,成天在马頔、尧十三面前转悠,嘴上念叨着:“哎哟,真是没想到,我怎么就先火了呢?”

  马頔气不过,起身踹了两脚,俩人便扭打在一起,最后还得靠尧十三拉架。

  宋冬野没得瑟两天,就高兴不起来了,因为圈内人不认可他的歌。

  杭州酒球会的老板王涤打趣宋冬野只是一个网红,偶像万晓利委婉地形容他的歌是“流行民谣”,就连他本人也越来越讨厌《董小姐》,管这首歌叫“恶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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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頔也一样,甚至后悔写了《南山南》。

  他在参加《我是唱作人》的时候说:“我写《南山南》那种歌,说实话,分分钟写出来,不用一星期,就三天,《南山南》好写,太好写了,为什么我不写?”

  话没说完,抬手在脸上拍了两巴掌:

  “爷们儿要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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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爆红的兄弟俩并不开心,他们竭力撕去身上的标签,结局却大相径庭。

  2016年10月13日,宋冬野又火了。

  这次,他的脸登上了法制节目。

  北京警方在他家搜到93.71克大麻,已吸毒为名将其关进东城拘留所10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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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冬野“失踪”了很长一段时间,直到2017年5月9日。

  他回来了,带着一首《郭源潮》。

  宋冬野特地在歌词中用“事发之木和东窗之麻”来致敬万晓利《陀螺》的歌词“在东窗事发的麻木里转”,并第一时间将歌曲小样发给偶像。

  沉默寡言的万晓利用了很长一段话评价:

  新曲的配器很丰富,有器乐摇滚的感觉,起承转合也有气势,可以体会到他的开拓心。他在音乐上花了不少力气,这个就没什么好说的,你知道他有一个自己的方式来应付这些吧,无论从音乐里边,还是人的状态。

  第二年,《郭源潮》还夺得第29届金曲奖的最佳作词人奖,评审团评语是:

  不只是引经据典,或华丽词藻的堆砌,宋冬野以《郭源潮》塑造了可以听声、也可以听情的音乐故事,整首歌没有赘字,文字造诣相当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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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都说宋冬野变了,成功撕去《董小姐》的标签。

  2021年10月11日,宋冬野深夜发了一篇千字长文,控诉演出遭人举报后取消的同时喊冤自己也是毒品的受害者。

  网友评论:那你干嘛非要当艺人呢,工厂还缺拧螺丝的呢,不还是图这行赚钱快吗?

  宋冬野回复:去你妈的。

  6个小时后,再次回复:再说一遍,去你们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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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网友在「中国警方在线」的一篇禁毒微博下@宋冬野:好好看看!你还觉得委屈吗?

  宋冬野回复:觉得。

  随后,不知悔改的宋冬野微博被禁言了。

  宋冬野的故事,其实是这代民谣人的缩影。

  他们吃着民谣红利,成名捞金上综艺,又困于民谣身份和成名曲的固有印象,在极力撕去标签的道路上驶向不同终点。

  陈粒被粉丝贴上了“高冷、文艺”的标签,却在综艺节目上语出惊人,化身音乐圈的“女流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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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歌迷跑到微博下面说:“我还是更喜欢以前那个唱着《奇妙能力歌》,清新简单的陈粒。”

  她转头发表新专辑《玩》,专辑封面上的她穿着饱和度拉满的艺术裙裳,前卫又先锋,但唯独不民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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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雷亦然。

  《成都》出圈后,赵雷不管参加什么演出活动,主办方唯有一个要求:“唱一首《成都》就行。”

  2017年4月19日,他在台上当着万千歌迷爆发,公开对主办方爆粗口:

  “特别想对主办方说一声FUCK!”

  他也无数次在采访中提到:

  “我唱《成都》都已经快唱吐了!”

  最后,赵雷逃走了,像十几年前一样,骑着摩托车四处流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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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2013年借着《董小姐》的东风掀起民谣热,已然过去十年。

  十年间,说唱征服了主流舞台,摇滚续写了红磡传奇。

  民谣,却昙花一现。

  好不容易走红隔壁老樊和花粥,一个被嘲转基因民谣,一个被扒歌曲抄袭,如流星划过。

  各大主流舞台有流行歌手高音嘹亮,有嘻哈歌手嗨翻全场,更有摇滚乐队狂轰滥炸,唯独没有民谣歌手的一席之地。

  有人说民谣已死,也有人嘲讽民谣从未活过,从始至终都是音乐圈最边缘的角色。

  为此,有人发出疑问:我们还需要民谣吗?

  事实上,这个答案很明确。

  《我是歌手》向来是高音为王的舞台,杨宗纬、陈明等慢歌歌手根本讨不着好。

  第三季李健的走红,恰恰证明听众在喧嚣过后,需要一些让人心静的声音。

  民谣正是如此。

  为什么我们总是被这样的歌声感动?为什么我们总是看着看着就眼含热泪?

  因为我们需要它。

  民谣不仅承载着我们的回忆,也在这个浮躁的时代,安抚着我们的内心。

  监制:视觉志

  编辑:白   蘋

  微博:视觉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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