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人不为旅人忙——唐宋时期赴华外国游人经历趣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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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宋时期的外国人在中国看到了什么？

2019作为中日青少年交流促进年，中日在旅行签证政策等各个方面推出惠民计划，以鼓励两国人民交流联谊。而在中外交往频繁的唐宋时代，中国同样存在着不远万里来领略风光的外国友人。当时最受外国游人热捧的景点是什么？外国旅行家们在那时的中国又可以选择怎样的交通工具？他们在中国还有什么独特的见闻呢？

五台山：唐宋中国最热门的打卡地标

众所周知，自从汉代佛教传入我国之后，经过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发展，于唐宋时期已经成为蔚然大宗。“天台山”“九华山”一类的佛教胜地也于此时声名鹊起，蜚声海内。而最著名的还是位于今天山西省的五台山。经过北朝和隋代的大力营建，五台山逐渐被附会成了佛经中“文殊菩萨”的道场，不仅吸引了国内各处的僧侣信徒来此朝拜，更是在同样接受佛教文化浸染的临近诸国，例如“渤海”“新罗”“日本”，形成了特殊的“五台崇拜”。

新罗国僧人慈藏到山西五台山旅行时，机缘巧合之下得到了佛祖舍利和袈裟，回国之后便将自己修行之处也命名为“五台山”，这座“五台山”的所在地便是2018年冬奥会的举办地——韩国平昌郡。

“慈藏法师初至五台，欲观真身，于山麓结茅。”——《三国遗事》

敦煌壁画“五台山图”已经证实，唐代已经有了“新罗王子塔”等异国信众在五台山留下的建筑。甚至各国官方都会派遣专门的使者前来五台山礼佛，“五台山图”内也留下了5名“新罗送供使”以及3名“高丽送供使”的人物形象。当时甚至有专门的学问僧受派遣在五台山学习佛法。著名的日本僧人灵仙在五台修行时，日本嵯峨天皇还曾经托渤海人贞素在赴唐之时将黄金百两转交给灵仙。

五台山图“新罗送供使”

正是因五台山名声的“国际化”，唐宋时期来五台山朝圣成为了最受外国友人喜爱的旅行目标之一，甚至上升到了“人生成就”的高度，哪怕需要冒着生命危险远渡重洋也在所不惜。

北宋时期前往五台山的日本人戒觉，便因为当时日本国禁止人民私自出海，为了完成前去五台山礼佛的目标，只能和随行诸人躲在商船舱底整整10日，待到刮起顺风，船离开日本国境后才敢出舱活动。

据戒觉事后所写的旅行日记《渡宋记》，船舱中格外拥挤，连呼吸都有困难，几天待下来仿佛过了许多年一样折磨人。即便如此戒觉也没有放弃，可见“五台山”对当时外国人的吸引力之大：

   “依恐府制，隐如盛囊，卧舟底，敢不出，嗟有大小便利之障，仍不用饮食，身惄惄如经三个年。”——《渡宋记》

因为古代交通不便，医疗条件也不发达，进行这样的跨国长途旅行危险性极大，很可能就此在异邦成为“不归之客”。戒觉便因入宋时已过花甲之年，自觉难以生还故国，干脆就向宋朝申请在五台山朝圣之后于真容院居住直到最后去世。

住与行：宋代的“涉外宾馆”与“交通工具”

1072年，北宋神宗熙宁五年，一位和戒觉同时代的日本驴友成寻于杭州登陆，他此来也是为了完成自己参拜“天台山”和“五台山”的夙愿。可贵的是，成寻将自己在宋朝每日的所见所闻均详细记录，写成了流传至今的《参天台五台山记》，让我们得以一窥那时外国旅行家们眼中的中国。

据成寻所述，自己一行人在杭州登陆之后随即住进了一家客店之中，店主人名叫张宾。当时宋朝规定，“出州行游”需要有官府开具旅行证明，说明当事人的身份以及旅行的目的等等，且必须要有人为当事人提供担保。成寻作为初来乍到的外国人，其担保人只能是所住客店的店主以及受他聘用随行的宋朝通事（翻译）。

所以，在成寻到达杭州的17天之后，旅店店主张宾就前往杭州衙门“进署名之文”。宋朝贸易发达，沿海地区常有外国人到来。张宾如此熟悉申请衙门开具证明的流程，可见由他担保过的外国游人也不在少数。

“咸淳临安志”中的长安闸，成寻曾途经此处

也正是在他熟练的操作之下，提交署名文的当天下午，张宾便向成寻报喜：“知府都督感大师真诚之志，说来日可参天台山。”两天之后，杭州正式签发证明，同意成寻前往天台山游历。有趣的是，“唐宋八大家”之一的北宋文豪苏轼，此时刚好在杭州任通判，成寻在《参天台五台山记》里收录的杭州公文末尾，便是苏轼的签名。中国与日本历史上的两位大旅行家便以一纸公文产生了联系，实在是一段佳话。

与现代古装剧演得不同，过去出门动辄乘轿是不科学的。唐宋时期许多人是极其反对乘轿这一做法的，原因非常简单，第一，坐轿等于是让轿夫做牛马驴那种牲畜的用途，在部分文人雅士们看来是十分不人道的：

    “荆公（王安石）辞相位，惟乘驴。或劝其令人肩舆（坐轿子），公正色曰：‘自古王公虽不道，未尝敢以人代畜也。’”——《邵氏闻见录》

其次，当时坐轿是朝廷当中年老功高的元老大臣从皇帝那里所得的特殊照顾，象征一种荣誉，一般人乘轿可能被认为是“僭越”，不符自己的身份：

     “今大臣朝廷所崇敬而老疾，则赐以肩舆，盖自（唐朝）开成之制也。”——《事物纪原》

所以乘轿这一风俗真正普及开来，大约是要到北宋中期之后了。因为南方“天高皇帝远”，所以在江南地区首先掀起了乘轿的热潮。

成寻于宋神宗年间在江南游历之时，从杭州开始，包括后来的越州、台州、苏州出行所用就多有轿子：

     “廿九日戊寅辰时，府使并轿子持二人到来，即向兴教寺，四里计......申时，还着宿所，使者与钱百文，轿子担二人各五十文。”——《参天台五台山记》

成寻在1072年阴历4月29日从住处前往兴教寺游览，往返所乘的就是二人轿。有趣的是，成寻还记录了这次两名轿夫的佣钱是各50文。根据上下文我们可以得知，这天两名轿夫实际行走的路程是8里，这样折算下来一里不过六文钱，可以说当时杭州的轿辇价格是十分实惠了。

南方水网密布，出行乘船也是常态。不过租赁船只所需的价钱就要相对高很多，成寻所租赁的船只，一艘价格就达2贯钱，算是只适合长途出行的奢侈品了。

而在轿辇没有普及的北方，同样不必发愁，出行照样可以租赁马匹之类作为代步工具。《东京梦华录》中就记述说，北宋首都汴京（今河南开封）的居民“寻常出街市干事，稍似路远倦行，逐坊巷桥市，自有假赁鞍马者，不过百钱”。一国之都中的马匹，租价也不过一匹一百钱，跟成寻坐二人轿雇佣轿夫的价格相当，也是可以接受的。

盛世景：唐代外国游人之所见

提到古代的旅行游记，日本人圆仁所作《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可称为中国纪行之鼻祖。圆仁在唐朝各地旅居达9年之久，地涉今江苏、安徽、山东、河北、山西、陕西、河南七省，见闻格外丰富。

《巡礼记》中保留了大量唐代风土人情的第一手甚至是唯一的资料，唐代特有的节日“破阵乐之日”即在其中：

“廿四日，春节破阵乐之日，于州内球场设宴。”——《巡礼记》

所谓“破阵乐”本是公元620年，李世民击败刘武周之后，军人利用军中旧曲填写新词以欢庆胜利的作品。后来被用于宫廷宴会以及祭祀表演。圆仁所写的“破阵乐节”刚好在寒食节之后，可见其用于祭祀确为事实。

因为唐朝与朝鲜半岛的新罗国关系紧密，所以在今天沿海的山东和江浙一带都有所谓的“新罗坊”，也就是新罗移民的聚居地。圆仁在唐朝长期在新罗坊里居住，对这群唐朝时期的外国移民的生活习惯也多有记录，比如新罗特有的节日“八月十五之节”：

     “十五日寺家设餺饦饼食等，作八月十五日之节。斯节诸国未有，唯新罗国独有此节。老僧等语云：“新罗国与渤海相战之时，以是日得胜矣。仍作节乐而喜舞，永代相续不息。设百种饮食，歌舞管弦以尽续夜，三个日便休。”——《巡礼记》

由此可见，唐朝时期在“八月十五日”庆贺是唯独新罗人才有的习俗，这天还出现了“餺饦饼食”这种特定的过节食物。部分专家甚至认为现在的“中秋节”即来源自唐代新罗国移民的“八月十五之节”，在此聊备一说。

巧合的是，圆仁在长安附近的栎阳县游历时刚好碰上负责安葬唐文宗的使者，因而留下了唯一流传后世的相关记载：

     “于县南头见山陵使回入京城，是葬开成天子（唐文宗）使。营幕军兵，陈列五里。军兵在大路两边对立,不妨百姓人马车从中路过。”——《巡礼记》

唐文宗之后，便是武宗的“会昌中兴”。圆仁笔下绵延五里的浩荡队列，正是送别旧时代，迎来崭新辉煌的大唐王朝最佳的注脚。

唐“章怀太子”墓壁画——狩猎出行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