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录民族历史创伤之前，请先尊重、爱护具体的受害人

来源：公众号“短史记”

文 | 谌旭彬

对幸存的日军性暴力受害者而言，最悲哀的事情，莫过于二次伤害。

3月13日，新京报刊发了一篇报道，名为《岳阳新发现两名“慰安妇”幸存者：被强征时仅14岁》。报道称：

“32岁的陈栋梁是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湖南地区）特约调查员，正是在他不断地走访下，×××与×××姐妹的身份得以确认。这也是岳阳地区最新发现的两位 ‘慰安妇’制度幸存者。”（注：×××系笔者所作处理）①

3月18日，陈栋梁在微博实名发布长文，披露自己与新京报记者在采访前曾有约定，“1、不违背老人意愿，不公开老人个人信息；2、不能公开我的个人真实信息。”但该记者在刊发的报道中，“完全违背了此前的承诺，将三位老人以真实姓名披露，除了将一位未曾承认自己受害身份的老人擅自宣布为受害者之外，还多处捏造受害情节。”这种做法“给当事人造成了严重的伤害”，且该记者在事后“微信电话不接，手机电话设置拉黑，最后微信也拉黑”，故陈栋梁无奈之下“只有诉诸网络”。

图：陈栋梁微博截图

简言之，据陈栋梁所述，当事记者违背了采访前的承诺，违背了当事人（牵线人和受害人）的意愿，强行披露了他们的身份信息（截至本文推送时，新京报及当事记者尚未就此事做公开回复）。

这场二次伤害，挂靠在“幸存者在老去，记忆也在不断模糊。……这是一场与时间的赛跑”的名义之下。仿佛为了存留与民族伤痛有关的历史记忆，无视受害人意愿、对个人的二次伤害，就可以理所当然。

类似的伤害，在包括幸存“慰安妇”在内的日军性暴力受害者身上，已发生过太多次。

比如，1995年，班忠义去山西孟县访问日军性暴力受害者万爱花。万告诉班：

“我不是‘慰安妇’，根本就不是‘慰安妇’。我从小就是儿童团，后来加入了共产党，我怎么能是‘慰安妇’呢？那是他们强迫我的。我一直反抗，才被打成这个样子。天津有个记者，一下子把我写成‘慰安妇’了，我打心眼里不高兴，决不能让你们这些记者胡采乱说。”②

万爱花不愿意自己被媒体称作“慰安妇”，有两层含义：（1）不是所有的日军性暴力受害者，都可以被归入到“慰安妇”这个范畴，据万爱花的自述，她并没有被日军纳入“慰安所”一类的组织机构，而是作为抗日干部被俘后遭到了日军惨无人道的性暴力伤害；（2）“慰安妇”这个词，本身带有模糊事情本质的色彩。

一些女性日本学者，对这个问题有着很敏锐的意识。铃木裕子在自己的论文中特别声明：

“‘从军慰安妇’一词有含糊事物本质之嫌。然而，鉴于目前尚找不到合适的词语取代它，本论文在使用该词时权且加上引号。”③

曾前往山西调查日军性暴力受害者的石田米子，也在自己的论文里强调：

“‘慰安妇’只是性暴力的一种形式而已，而孟县的各个事例不能包括在内。万爱花就坚定地说：‘我自己不是慰安妇。’‘慰安妇’是非常有欺骗性的、侮辱性的称呼。自己根本就没有自愿去安慰日本兵，他们对‘慰安妇’这个词非常敏感。这个词伤害了她们的尊严。我们就是基于真实情况而决定叫‘性暴力官司’的。但是历史上日军设置‘慰安所’和‘慰安所’里的‘慰安妇’是确实存在的，我当然不认为可以把‘慰安妇’从教材里去掉。希望能对用语本身所包含的犯罪性敏感一些，不要给所有的性暴力受害者扣上‘慰安妇’的帽子，也不要全部包括在‘集团强奸’里。”④

可惜的是，不管万爱花有多么反感自己被称作“慰安妇”，多么在意这个称呼带给自己的二次伤害，在中文媒体的报道里，她始终只能是“赴东京出庭作证的中国慰安妇受害作证第一人”——有时候“慰安妇”三个字，甚至连引号都没有。⑤

图：人民日报2014年2月17日报道，人民日报图文数据库截图

战争结束了，但伤害没有结束，是多数日军性暴力受害者共同的人生特征。

曾赴东京民间法庭作证的袁竹林，年轻时被人诱骗进入一家由日军站岗守卫的“旅馆”，被逼做了“慰安妇”。战争结束后，她在街上偶然碰见骗她入魔窟之人，向派出所报了案，结果骗子没进牢房，她自己的档案里多了“日军慰安妇”一项，背着“日军妓女”这块牌子，在历次运动中遭受冲击。邻里纠纷时，总被人骂“你这个脏东西，为什么不去死，有什么脸活在世上！”⑥

图：作家李碧华小说《烟花三月》，以袁竹林故事为蓝本

另一位日军性暴力受害者侯冬娥，于1994年去世。去世前，“她是村子里最受轻视的女人，大家不叫她真名，称她是‘进过炮楼的’，更有人拿她的遭遇当笑话说……（笔者注：之所以将这个笑话略去，是因为它太过恶心与露骨，可能引起严重不适）。一个雨天，她重重摔倒在村口，因为嫌她‘不干净’，没人肯过去扶她。”⑦

致力于中国“慰安妇”调查二十余年的苏智良教授，对这种二次伤害也深有体会。2005年，他在接受访问时披露，“最初的时候还会（为‘慰安妇’）找援助。但人家一听到‘慰安妇’首先就说这很敏感。所谓的敏感，往往是大家都不敢碰，因为要中日友好。中日友好应该说是个手段，不是说为了中日友好，什么都要顾忌。”“云南某县，曾有4个受害者找到当地官员：‘听说我们可以得到日本人的赔偿……’官员奚落：‘你们这样的事还有脸说吗？’”⑧

与这类二次伤害相比，石田米子所关注的问题——“陪同万爱花来（日本法庭）的是一位（中国）男性公职人员，不像韩国、菲律宾来的那些女性，在她们背后声援她们的都是女性NGO（非政府组织），那种气氛完全不一样。我觉得万爱花很孤独。”⑨——似乎简直不值一提（其实石田米子的这个观察非常非常重要）。

高喊爱抽象的全人类者，未必会去爱具体的个人；标榜“与时间赛跑”、致力于存留事关民族创伤的历史记忆之前，也得先学会尊重、爱护具体的受害人。

（完）

①新京报，《岳阳新发现两名“慰安妇”幸存者：被强征时仅14岁》，2019年3月13日。

②班忠义，《血泪“盖山西”：日军山西性暴力十年调查》，中国文联出版社，2006，第30页。

③铃木裕子，《渡洋女、“从军慰安妇”、占领军“慰安妇”》。

④石田米子：《调查发生在山西省的日本军队性暴力——对受害女性“出口气”的思考》。

⑤《慰安妇奶奶的生命怒放》，人民日报2014年2月17日第3版。

⑥班忠义，《血泪“盖山西”：日军山西性暴力十年调查》，中国文联出版社，2006，第285页。

⑦陈宗舜，《血思：追访战灾幸存者》，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95，第21~22页。

⑧华商晨报，《专家谈慰安妇问题》，2005年3月30日。网址：http://news.sina.com.cn/o/2005-03-30/16445508672s.shtml

⑨石田米子：《调查发生在山西省的日本军队性暴力——对受害女性“出口气”的思考》。收录于：《战争与性别：日本视角》，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第18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