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朝的奢侈之风

    公元前2世纪，汉武帝在对外敌的政策方面做了许多考虑，千方百计地为军费寻找财源。《汉书》中有关武帝多次用兵，穷奢极欲，致使国中空虚的记述随处可见。其例证之一就是户数人口急剧减少了。这样的说法多少掺杂了史书编撰者对武帝的一些个人偏见。

    事实上，当时朝廷并没有向人民增税，而是通过调整国中物产和租税的融通方式使政府岁入大幅增加。这就是以均输、平准的政策为基础，加快货物流通，使租税在广阔的国土上不会被运费抵消。

    古往今来，在幅员辽阔的中华，运送货物的费用自然会很大，以武帝征云南时为例，朝廷向云南运送大米，运30担最终只有一担能够运到。通过均输、平准的方法能够用最低的运费把要送的货物送到任何地方。这就是《汉书-食货志》中所谓“国用饶给，民不益赋”的原因。

    当然，这里的所谓“国用”是指朝廷收入和支出的消费，不同于人民的财富。武帝死后，霍光摄政。他致力于节约军费和其他费用，即罢兵、少兴土木，于是人们也开始富裕起来。

    这时候，武帝的部分财政政策如酒的专卖等被废除，但是，武帝的主要政策并未被废止。盐铁的专卖此后依然延续，只在元帝（前75年—前33年）时期曾有过一段3年左右的中止，后来又恢复依旧了。收入的来源依旧，而支出被节约了，所以汉代国家，无论政府还是人民生活都产生很大的富裕。

    因为富裕，自然导致了奢侈的倾向。霍光本人为人谨慎，无论何事都奉行节约。然而，他的家庭已不再遵守这样的信条了。据《汉书-霍光传》记载，霍光之子霍禹的生活十分奢华，霍光之妻的生活也非常铺张，她的车座的褥垫是刺绣的；乘舆上镀着黄金；车轮用皮革和柳絮包裹，以防颠簸。

    至于天子一族的豪奢，《汉书-外戚传》突出地记述了汉成帝（前51年—前7年）时期得宠的著名美人赵飞燕、赵合德姐妹的穷奢极欲的生活情景。

（“昭阳舍”虚拟图）

    据说，赵合德的居所昭阳舍，中庭涂着彤朱，殿上涂着“髤漆”（红黑色的漆），门槛上都是包铜鎏金。门前的台阶是白玉（大理石）的，墙壁的围边镶嵌着黄金的图饰，并用玉石、珍珠和孔雀翎装饰。在收入《文选》的班固的《西都赋》中，也对昭阳舍的富丽大加称颂。

    这一时期，工艺技术有了飞跃进步。关于此，《汉书-宣帝纪-赞》中有所记载。与此同时，用于奢侈的费用也变得十分巨大，这一点反映在元帝时期御史大夫贡禹（前124年—前44年）的奏疏中。

   贡禹提到，在武帝之前、文帝前后，生活是十分朴素的，近年则过于奢华铺张。当时，衣服的制作有齐（即山东）的三服官，此三服官中各有工人数千人；蜀地广汉地方是金银器皿的制作地，那里一年要耗资五百万，这五百万是以当时的五铢钱计算的；此外，还有三工官。关于此工官，《汉书》的注中有不同说法，有的说是地方上的工官，有的说是附属于中央政府的工官。总之，三工官各官要耗资五千万。从当时的物价来看，这些支出是相当惊人的。东、西织室也是如此。

    贡禹还说，他本人曾去过东宫，在那里见到过天子下赐的杯案，那上面布满用金银镶嵌的花纹装饰，这些器物都是不该赐予臣下的。如果再加上东宫的费用，想必支出是十分巨大的。在诸侯中，有些人妻妾多达数百人。有的官吏与民间富豪圈养歌人可达数十人。另外，这时期已流行厚葬，人死要加盖金制品，奢侈的传布已十分广泛。

（随葬的金器）

    就是说，作为武帝新政的后果，奢侈之风经历数十年后，已从天子一直渗透到一般民众中。这一切都归因于经济上取得的许多成就，就如同王安石的财政政策实施数十年后，导致了宋徽宗时期财富的增长。

    《盐铁论》中详细记述了汉代中期庶民生活的奢侈之风。其《散不足篇》中大量列举了武帝以前和以后在各个方面的差异。文中，将武帝以前和以后在衣食住、器物，特别是食器、马具、车舆等方面的差异做了比较。

    《散不足篇》中谈到，过去的食物，如谷物、蔬菜和水果等食物，不到成熟季节是不食用的，鸟兽鱼鳖也都各有捕获季节。而这时的饮食变得奢侈起来，开始食用各种异样的东西，如吃鹿肉要吃幼崽鹿肉，禽蛋要吃将要孵化成雏的蛋，还吃仔羊和未出生的猪崽。总之，一切的东西都要食其幼小和味美，就连蔬菜也要吃未到采摘季节的。

    居住方面，富人们想尽办法装潢宅院。过去的器物是有一定规制的，若不遵规制则不准出售；而这时的器物不是以实用而是以装饰为首要，各色器物徒劳地装饰其表。在当时，这些装饰精美的器物是普通铜制器物价格的十倍。

    服饰穿着方面，富人不用说要有刺绣，还讲究穿薄的衣料；中人要穿纯白的绢，薄衣料和锦；普通百姓的女子毫不在乎地穿戴成后妃的模样。 

    游戏娱乐中也出现了奇怪的花样，例如教野兽学艺（有如后来的马戏团），斗虎（堪比古罗马的斗兽），驯马等借以炫耀取乐。

    《散不足篇》还提到，祭祀山川原来是天子的事，现在富人和中等生活水平的人，在祭祀之日还要召集艺人一同游乐，奢侈之风就这样十分普遍地传播起来。总之，当时的人偏爱昂贵的东西。因此《盐铁论》的作者感叹道：“箕子之讥，始在天子，今在匹夫。”

    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东汉。期间经历了十年左右的王莽之乱。此后，东汉初年的政策与西汉有了不同，已十分注意紧缩开支。但是，一般人民在因富裕而趋于奢侈这一点上，并无多少变化，织室不再像西汉那样搞过分的奢侈了。这一切充分反映在班固的《两都赋》、张衡的《二京赋》中。

    无论如何，西汉时期的奢侈之风十分严重，而东汉时期的奢侈与西汉不同，开始用学问道德来装饰，不大搞无缘由的奢侈了。例如，据《后汉书-和熹邓皇后纪》记载，皇后等开始代代都读书习文，崇尚道德名誉，邓皇后是禁止民间献上那种奢侈的器物的。

    东汉民间有怎样的奢侈风气呢？如西汉有《盐铁论·散不足篇》一样，东汉有王符（约85年—约163年）的《潜夫论·浮侈篇》，其中对奢侈之风有详细的记载。

    王符是东汉中期以后的人。他说，当时洛阳的浮末者（即营商人员）十倍于农夫，用今天的话说，就是遍地是“老板”，而游手好闲之人又十倍于浮末。这个数字即便是夸张，需要打些折扣，也可窥见几分真相。王符提到，这些人或图谋做坏事，或热衷赌博。

   当时流行一种用弓射弹丸的游戏，有许多人腰间挂着弓到处闲逛。此外，还流行做竹簧（一种竹笛）等。游戏过程中往往要撕掉许多上等的丝绸，特别是当时社会盛行巫祝，为此要撕毁各色各样的丝绸。

    不仅贵族生活奢侈，就连奴婢、小妾的服装也相当骄奢。富人为豪华奢侈竞相攀比，穷人则以不及人为耻。人们常为一次饭食而破一生之财。

    当时还流行豪华的葬俗。以往棺椁的用材是使用当地出产的木材，而这时要使用南方出产的楠、樟、櫲等木材。这些木材产于长江流域，要经淮海、黄河，进入洛水，运送起来耗资巨大。用这些木材做成巨大沉重的棺椁，然后在上面雕刻花纹，镶嵌金箔。棺椁做成后，向东可运送到乐浪（今朝鲜半岛），向西可运送到敦煌、西域。都城中的贵族、郡县的豪门是生则极养，死则崇葬。随葬品有珍宝、陶偶、车马等。人死后要造大冢，植松柏，建祠堂。

    每有宠臣、贵戚、州郡世家举葬，都要由下级官吏奔走办理，馈赠礼物。作好接待准备，葬礼极尽奢华。有些人还由于贫富悬殊的缘故而被人任意驱使。由此可见，东汉民间的奢侈之风与西汉相比大同小异。

    这样的结果带来了贫富的极大不平等。在仲长统（180年—220年）所作《昌言》（载于《后汉书》）的《理乱篇》和《损益篇》中，论述了这种不平等的弊端。

    仲长统是东汉末年的人物，曹操权盛时，曾入其帐下。关于富人的奢侈，他的见解与王符所说大体相同，但其中他痛切感到的弊端是，知识阶层的人多少要做一些积德行善、保全体面的事是非常困难的。也就是说，为官治民需要很高的成本和生活费用。然而，如果不节俭，又会被称为“不德”。为此，做官的人要被迫过着非常节俭的生活，因而感到十分苦恼。

    担任公职的人，被强制遵守道德和过节俭的生活，而不担任官职的人，无论赚钱或花钱，都不会有所限制，也不受责难。这种状况并不是因贫富悬殊造成的，而是由东汉时代特别尊崇名节等因素造成的（详见拙作《名节与苦节——汉末魏初的风气流变》），这一点后来成为汉代因道德败坏导致文化瓦解的重要导火索。（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