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伊朗伊斯兰革命是在开历史倒车吗？

在1979年之前的伊斯兰革命之前，伊朗的什叶派教法学家实际上有不干涉政治的惯例。刚好，在巴列维王朝建立初期直到70年代，国王为了稳固政权，允许大部分宗教活动，顺应民间的伊斯兰浪潮，但并不出台强制化的宗教法律，以此平衡各方利益，尤其是照顾在二战期间具有重要影响的苏联无神论者。

但是，随着二战结束，推动“石油国有化”运动的首相摩萨台在美国中情局发动的“Operation Ajax（阿贾克斯行动）”中倒台，原本试图在冷战中保持中立的巴列维王室被迫全面倒向美国。同时，由于石油国有化运动失败，国际油价也不如70年代后高涨，政府赤字非常严重，被迫向IMF与美国借款，加深了王室对西方的依赖程度。美国政府出于冷战的考虑，也将伊朗视作与苏联竞争的桥头堡。

美国与巴列维王室深度合作的直接后果就是引发了伊朗内部经济社会状况的不断恶化。同时，摩萨台内阁倒台阴影还未散去，德黑兰街道上越来越多横行霸道的外国人引起了伊朗人民强烈不满。经济与政治因素的叠加使得伊朗社会中的不稳定因素越来越高。在此背景下，王室决定发动自上而下的“白色革命”，通过土地改革、男女平权等措施，试图将伊朗建设成为一个现代的资本主义国家。

由于白色革命中牵涉经济社会方面的大量措施并不符合传统的伊斯兰教法，乌里玛（伊斯兰教法学家）领导了反对白色革命的社会运动。对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伊朗政府举行的关于白色革命的全民公投，以99.9%的极高支持率（其中5,598,711票赞成，4115票反对）通过。虽然该数据的真实性存疑，但反映了伊朗中下层百姓对现代化经济改革的支持。

然而，伊朗社会在经历了短暂繁荣之后，迅速陷入了混乱与动荡：农民的土地变成了纸面上的股票、腐败与寻租问题迅速增多、外资的引入带来大量与伊斯兰价值观完全冲突的生活方式……过于急速的西方化与改革红利分配的严重不均匀使伊朗爆发了新一轮的社会运动。在此轮社会运动中，以阿亚图拉霍梅尼为代表的一系列伊斯兰教法学家更加深度的参与了社会运动。阿亚图拉是伊朗什叶派主要派别十二伊玛目派中最高贵的宗教头衔之一，也使得霍梅尼享有前所未有的社会号召力。清真寺的礼拜在霍梅尼的演说后逐渐具有了政治色彩。这也导致政府开始进一步推动非伊斯兰化，发布法律条文限制甚至禁止在公开场合进行宗教活动，武力镇压走上街头的伊斯兰学生。

国王的血腥镇压是一个分水岭，这也导致原本和平的游行示威开始具有暴力属性。因此，1977年末开始的社会动乱事实上是在白色革命中获利不均的中下层无产阶级与伊斯兰势力的联合。走上街头的既有要求建立伊斯兰政府的穆斯林，也有呼吁世俗化的城市精英，有争取权利的伊朗女性，甚至还有苏联支持下的共产主义势力。他们各自的诉求不尽相同，但是推翻巴列维王朝腐朽统治的动机让他们站在了一起。政府被迫同意了游行示威的申请表单。游行队伍首先即穿过了代表着西方化的德黑兰大学，这意味着他们并没有指向很明确的伊斯兰化诉求。

以霍梅尼为核心的伊斯兰教势力很好的利用了伊斯兰传统进行社会动员。伊斯兰教有在人们死去40天后进行悼念的传统。当国王血腥镇压示威者的“库姆惨案”四十天悼念日临近时，教士们呼吁穆斯林走上街头进行哀悼。这种哀悼极其鲜明的指向了国王，因此也遭到了安全部队更大规模的镇压。当镇压中死去的示威者的四十天纪念日到了之后，又是新一轮更大规模的悼念与抗议活动。在这种压力下，巴列维王朝很快倒台。

在时任美国驻伊朗大使沙利文的建议下，国王以“治病”的名义前往美国躲避。在当时沙利文向国内发回的名为“想人所不敢想”的电报中，这被视为缓和国王与民众关系、维持美国与伊朗盟友关系的举措。然而，在美国国会发表声明谴责抗议活动之后，伊朗社会对于美国的仇恨被进一步点燃了，国王前往美国被民众认为是对伊朗的侮辱。在国内政局尚未明朗的情况下，霍梅尼敏锐的认识到了这其中可以利用的空间。1979年11月4日，在他的授意下，伊斯兰学生冲破了美国驻伊朗大使馆，52名美国外交官与平民被扣为人质。这在当时的国际社会引起了轩然大波。

不出意料，这极大地增加了霍梅尼的威望。同时，感到交涉无望的美国政府决定发动名为“鹰之爪”的军事行动，派遣特种部队深入伊朗腹地进行营救行动。不幸的是，美国军方错误地估计了伊朗沙漠中的天气，1架直升机与加油机在恶劣风沙中相撞，美军在丢下直升机残骸与两具尸体之后被迫放弃了军事行动。此事进一步助长了霍梅尼在国内的声望，也使得建立伊斯兰政府的时机逐步成熟。

事实上，早在霍梅尼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发表的作品中就包含了其对伊斯兰政府的设想，这实际上也是对政治伊斯兰理论的极大发展。被称作“法基赫”的政教合一体制包括一名担任最高领袖的伊斯兰教法学家、掌管三权的总统、总理、议会与法院。由于立法权归属真主，议会通过的法案仍需由教士组成的宪法监护委员会批准后才能生效；总统由全民普选产生，为任期制；司法部长则由最高领袖任命产生；最高领袖则由伊斯兰教的专家会议选举产生，为终身制。在这种情况下，总统与总理不一定要求由伊斯兰教法学家担任，也可以由世俗人士担任。在1989年的新宪法中，总理职位被取消，此外在政体方面没有大的修改。

与巴列维王室类似，霍梅尼将伊斯兰政府的设想付诸全民公投并获得超过九成的赞成票通过。由于政体设计中存在总统总理、议会等权力分享的空间，伊斯兰势力也的确在伊朗国内占据主导地位，各派基本上接受了这个权力架构。结果好景不长，随着伊斯兰革命的胜利，伊朗国内各派的矛盾也迅速激化。伊朗首任总统、主张世俗化与西方化的阿布·哈桑·巴尼萨德尔于1981年被霍梅尼行使领袖权力罢免，被迫流亡国王；遭到排挤的伊朗人民圣战者组织转向暴力袭击，先后刺杀了包括总理、国防部长在内的伊朗政府高官，迫使伊朗政府发动对其的全面清剿。后来，伊朗人民圣战者迁往伊拉克境内，并成为目前最重要的反对派之一，仍然在伊朗国内外发挥着重要的影响。伊朗媒体认为，2020年11月遭到刺杀的伊朗首席核物理学家法克里扎德的死与其就有着重要关系。

在通过各种手段清缴了主要反对势力之后，霍梅尼终于建立了相对稳固的伊斯兰政权。1989年6月，霍梅尼因心脏病逝世，哈梅内伊接任最高领袖。自那以后，伊朗政府内部的高级职位实际上始终由虔诚的伊斯兰学者担任，但公民有宗教信仰的自由。例如，伊朗议会中存在留给基督教政党的席位，其甚至被允许公开发行宣传基督教主张的报纸刊物。客观地讲，目前相较于巴列维时代，伊朗妇女的受教育比例、知识水平都有了显著提升，但这是否是伊斯兰化的功劳还有待分析。

也就是说，伊朗伊斯兰革命一开始并没有被冠以“伊斯兰”的称号，虽然宗教势力的确是革命中的主力军。伊斯兰教中的传统价值观、历史典故，例如阿舒拉节、“卡尔巴拉范式”，成为了革命动员的重要手段。霍梅尼利用宗教节日，并将国王镇压人民的故事隐喻为上古时代遭到政敌迫害的侯赛因，增加了革命中的伊斯兰色彩，并利用其革命前基本构建成熟的理论体系、极具煽动力的演说与政治斗争的手段，成功将革命倒向了伊斯兰主义，并最终成功打破伊斯兰教中的民主悖论，构建了独具特色的“神权民主”制度，在一段历史时间内的确促进了伊朗国内的稳定，为经济发展创下了良好的环境。

当然，在革命中坠入低谷的美伊关系目前也确实成为了伊朗发展的沉重包袱。根据《阿尔及尔协议》解决的伊朗人质危机仅仅归还了50%国王的财产，而后来的历届美国政府不断施加对伊朗制裁，并在伊朗核计划曝光后联合国际社会对其施加联合多边制裁，极大破坏了以能源出口为主要导向的伊朗经济，一直延续到今日成为伊朗社会的主要动荡源之一。2022年爆发的“头巾运动”虽然是以女权与自由为主要诉求，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对伊斯兰革命中摧毁美伊关系产生历史后果的不满。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世俗化的确是一种趋势，但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巴列维王朝的世俗化可能本就超越了当时历史条件，伊斯兰革命可能本身才是对当时历史正常的回归。到了今天，一切或许也应该不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