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编撰《史记》时，所使用的“素材”、“评论”都已经严重的脱离了“时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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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评价（不管是褒还是贬）历史人物或者历史事件的人都是谄媚之人，甚至可以直接定性为龌龊小人。

要想让今天的“客观和真实的时事”在未来的历史中能“尽可能的客观且真实”的予以呈现，那就必须也只有在“时势”阶段尽可能客观且真实（可以主观）的留下并公开时人（既当时的人）的记录、评论甚至是褒贬定性（这个好像难度很大哟）；如此后人才能够得到更多的借鉴或者参考。正所谓：前车之鉴后事之师嘛。

司马迁在编撰《史记》阶段，其所使用的“素材”、“评论”都已经严重的脱离了“时势”，而且在编撰过程中还受到司马迁本人的主观（他的主观受他所处时局对他的影响）影响，但这并不影响该著作在我们的文明史中的权威，之所以能够成为权威，是因为时事真伪和时间尺度真伪的客观及真实性后人无法（或者说很难）去佐证（包括司马迁也难以去佐证）。

对于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对其进行评价（褒或贬）、定位是没有意义的，历史的最大作用（当然还有其他很多比如记录一个民族或者文明兴衰之类的作用）是供后人借鉴，目的是为了人们能够更好更快更有效的去创建、实践、、延续、修正人类（或者某个民族）社会文明。

再不济，你拿着历史事件或者历史人物借古讽今，含沙射影也比你去褒贬一个历史事件或者历史人物要有价值的多；这显然要比你通过对一个历史事件或者人物的褒贬评价来给大家展现你博览群书要有意义和有价值的多。

对于历史真实性的高低度，因为我受从小就听到“历史是胜利者的历史,真相只有亲历者才知道”的影响而导致我极少相信历史书中的内容，但这并不影响其所表达出来的道理被我高度认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