巨流河上的家国情怀

在回忆类作品中，齐邦媛的《巨流河》因为其独特的魅力而大受追捧。虽然以记述家族变迁为主体，却精妙地将波澜壮阔的历史融合在一起，作者的人生价值观和感情全部囊括其中。也因为这样对自身经历的娓娓道来，使作品“以情动人”，感动了两岸三地的读者。但和龙应台的《大江大海1949》和章诒和的《往事并不如烟》这类的回忆作品不同的是，《巨流河》从一个非常高的道德点出发，充满了强烈的“家国天下”的味道，将自己对家族的爱，上升到国家的宏观高度，从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了齐邦媛作为一个中国传统知识分子所具有忧国忧民的情怀。

一、家国的苦难与动荡

《巨流河》问世后，产生了大陆三联书店和台湾天下远见两个版本。台湾天下远见出版社的《巨流河》共十一章，以时间和地域跨度为标准，《巨流河》的内容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部分。前五章为第一部分，主要讲了齐家在大陆的经历，伴随着的是中华民族最苦难的年代与岁月，堪称全书最为经典的部分；第二部分包括后六章，主要讲齐家迁台前后的生活，和齐邦媛本人对往昔的追忆和怀念，也是“国”的概念逐步淡化，让位“家”概念的时期。

齐邦媛的“家国情怀”可以说贯穿两个部分，“国”的概念在第一部分表现得最为淋漓尽致。第三章就以“中国不亡，有我！”的口号作为标题，强烈的情感可见一斑。她的“国”也可分为两个方面：一个是对苦难中国的忧虑和关注，这一部分是以中日战争全程作为主线而表现的；另一个是身为中国知识分子的对国家的忠诚和自豪。两个方面具有一定的层次，对国家民族的忠诚和自豪，是对第一个方面的升华，战争和动荡激化了知识分子的情感。

中日关系是近代东亚国家关系中重要的一环，双方明争暗斗，相互博弈，中日战争是这种关系的极端写照。齐家与日本有着难以分割的联系。齐邦媛的父亲齐世英曾在日本金泽四高留学，郭松龄兵变失败后，又得新民市日本领事馆吉田茂相助，逃过一劫。虽然齐邦媛在书中，对于吉田茂的刻画十分正面，但并未改变她本质上对于日本侵华的憎恨。这是“国”之情结的体现。

九一八事变后，国人群情激奋，要求誓死复土。“但喊声只有自己听见。”（P50）“有制裁力的强国几乎全是殖民国家。”（P50）“世界上从无真正的公理”（P50）国家的贫弱，带给了齐邦媛深深的无奈和遗憾。国民政府的黄金十年，也是“好似拼命去增强一个百年沉疴老人的体力。”（P77）历史没有给中国的发展留下时间，日本的侵扰，强烈刺激着齐邦媛的内心。齐邦媛经历了九一八局部抗战和七七事变全面抗战的总计十四年的中日战争。对于出身东北的她而言，这段经历有着重要和特殊的意义。在这段时间里，她失去了自己的妹妹，失去了自己的初恋，但比她失去更多的是，是无数因为战争流离失所的人们。她细微关注这与她同样颠沛流离的这群人，从他们的身上提取创作的情感。大轰炸下的重庆人们的坚持，父亲《时与潮》创办的坚强，和学生们为抗战而举办的千人大合唱的坚定，无不表现了当时人们在极端困难情况下一种昂扬的斗志。纵然战争摧毁了一切，但这个民族仍然在废墟中同仇敌忾，重建着自己的信仰。

应该说，齐邦媛对苦难中国怀着深深的同情和遗憾，但对国家的前途命运，却从未放弃过任何希望。中华文化教育下的齐邦媛，从传统知识分子的价值观出发，对国家的眷恋和颂扬，一刻没有止息。

二、家国情怀的知识分子

对国家的忠诚与自豪，应该说，这份情感，在全书第一部分中，是占有相当大的比重的，也是主体思想的呈现，其可再细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对当时良知知识分子所作所为的记述；二是齐邦媛对自己价值观的梳理。

齐邦媛身处在一个动荡的年代和岁月，在近代中国长期内忧外患的糟糕状况下度过了她的童年和求学时代。在她的笔下，无数像她父亲齐世英一样的中国知识分子，怀揣“救国救命”的强烈使命感，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实践着自己的理想和信念。齐邦媛对这类知识分子是怀有深深的敬意和强烈的认同的。在第一章中，齐邦媛对郭松龄这个人物进行了相当多的着墨，虽然身为军阀，却“有学识、有见解”（P38）、“接受新思想，交友、谈话多以天下国家为己任”（P40）郭松龄，成为了齐邦媛全书，除了父亲外，第一位着重记录的知识分子。

第三章的标题“中国不亡，有我”，来自南开学校校长张伯苓的演讲。齐邦媛中学时代曾就读南开中学，对这位深刻影响她思想的教育教，也进行了大量叙述，甚至单独开辟了“南开中学校长张伯苓”的单独小节。“张校长一直用强烈的激情到处演讲，鼓励‘国不亡，有我！’的志气，宣扬教育救国的理想，他足足说了半个世纪！”。（P112）除了父亲，张伯苓的思想对于齐邦媛的价值观影响最为深刻，这构筑了齐邦媛对国家的使命感。齐邦媛认真书写了有关张伯苓的事迹，“南开中学在抗战最艰困的八年中，教育了数万青年，每个人几乎都是张伯苓精神的延伸。”（P109）

作为张伯苓思想延伸的齐邦媛，在《巨流河》中，也不断流露着这样的“家国天下”的情感。国民政府的黄金十年，虽然积重难返，但齐邦媛还是对其抱有热烈的期望，以南京为例，“一个到处在建设的、欣欣向荣的首都。”（P77）齐邦媛还借日本之口说出了自己对黄金十年的评价：“若不快动手，中国要站起来了！”（P77）

国家的任何一个成就，在齐邦媛的眼里，都是大书特书的材料。战争前的黄金十年建设。战争中的台儿庄战役。抗战结束，中国以五大国身份参与国际事务。字里行间，充满了深厚的情感。

三、家国情怀的“国”与国

“家国情怀”是《巨流河》的一个亮点，也是齐邦媛真实情感的展现。但“家国情怀”本身具有一定的抽象意义，是一个对情感高度概括的词汇，凝练了一定的具体事物。将“家”与“国”具体划分，其中的“家”毋庸置疑的是指自己的本家——齐家；而这个“国”，并不仅仅指抽象意义上的中国，在现实意义上，它具有明显的指向性，也即是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

齐邦媛认可中华民国是代表中国的绝对法统，对所谓的“共产主义”嗤之以鼻，对中共也谑为“共匪”。这个观念深植于心，直到晚年也是如此，这恐怕与齐氏家族同国民政府政治上的紧密联系有关（齐世英在国民政府身居要职），这使齐邦媛能够站在一个较高和较近的角度，去接触国民政府的活动，她了解和掌握着比平民百姓更多的政治信息。虽然知道当下国家的问题与矛盾，但齐邦媛表现出了极大的包容与理解，坚信一切会变得美好，对蒋介石的支持也在书中随处可见，甚至到了不容玷污的地步。也因此，她本人对张学良也极端鄙视，觉得他是一个“既无能力又无魄力”的人。（P49）对“西安事变”更持有一种否定的态度，“莽撞粗鲁的张学良发动了西安事变，损伤了东北军的形象，给延安中共日后壮大的生机，将中国人抗日的热情更集中在蒋委员长的领导下。”（P77）长期被视为民族英雄的张学良，在齐邦媛的笔下被批判的体无完肤。

但从细节上看，这句话有一个明显的突兀的痕迹。“给延安的中共日后壮大的生机”，“将中国人抗日热情更集中在蒋委员长的领导下”在行文连贯上有一些不和谐的因素，后一句和前一句没有任何逻辑上的传递，后一句更像是思虑再三后补上去的。这恰好反映了齐邦媛内心当中既不满国民政府“不抵抗”的政策，又要维护蒋介石形象的矛盾心理。

晚年的齐邦媛“家国情怀”虽有一定的变化，但“国”的印象仍然挥之不去，对政治意义的大陆，齐邦媛的抵触情绪依旧存在。“回到南京，我怀着还乡的心情……山西路小学挤在两栋旧楼房中，几乎没有可称为操场的地方……没有看到那暗黑狭隘的一扇破门上挂的是我母校的校名（鼓楼小学）！两旁小商店的招牌几乎遮住了它……简直不能相信它会如此窄小简陋破旧。鼓楼小学在南京算是个有相当历史的小学，如果没有亲眼见到它如今的光景，绝不相信记忆与现实会有这么大的差距！一九三七年以前，曾是‘黄金十年’的首都，曾有过恢弘建国计划的南京，全然不见踪影。”（P577）记忆与现实的反差，一方面是可能是由于大陆在教育基础设施建设上存在着一定的不足，但这番话也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她的“国”的根深蒂固的印象，大陆在她的眼中永远是吹毛求疵的对象。

当然政府只是国家民族的一个代表，本质上，齐邦媛对国家的情感是真实的，不容置疑的。对生活在民国系统下的，身处既得利益集团的齐邦媛而言，有这样政治的取向，也是可以理解的。

四、家国情怀的转变

在齐邦媛的笔下，家的记述，延伸为对国家理念的追求。国家大义的色彩也便在作品中突出，这反映了齐邦媛本人的思想。但有趣的是，这样的“家国情怀”在后期有了细微的改变，这主要体现在本书的第二部分。迁台后的前半部分，是齐邦媛逐步步入中年的时期，原来的“国家意识”逐渐薄弱，个人情感成为了她关注的部分，也即一种“个人意识”的崛起。70年代，台湾国文教科书改革，齐邦媛力主更多纯文学的文章入选教材。政治与领袖崇拜的部分减少，其他纯文学的小说、散文、文言文，以及一部分科普文入选新编教材。新的教材呈现了多元化的特点。这样的转变，有其合理的因素，首先是齐邦媛文学教育者本身所具有的审美观念，决定了她的判断。迁台后，齐邦媛更多扮演的是一位教育家和学者的角色，所以她的出发点一定是遵从文学的感觉，反对过多政治的干预，而创造一种唯美的教育环境；然后是她考取美国国务院交换教员计划，留学的经历也在一定程度上，充实了她带的个人主义的价值观念，使她更积极地追求个人的情感展现；最后是台湾在日据时期和国民党戒严时期，在夹缝中成长起来的民主化的氛围，也给齐邦媛带来了一定影响。

但是这一时期，齐邦媛并没有改变她对国家的热忱，这从她积极向世界推广中国文学看得出来，“国立台湾文学馆”的建立是这种情怀的最好写照。虽然台静农评价齐邦媛“敢这么编国文课本，有骨气！”但从严格上意义上讲，教材的改革与转变背后所表现的“个人崛起”是一种时代的趋势，齐邦媛在时代和身份的双重变化下，只是去积极适应了这样的思想上的转变。齐邦媛不反对国家情怀，这一定是肯定的，她反对的只是国家情怀变成意识形态的渗透和污染。但不可避免的是，在作品中“国”的概念已经开始淡化，对自身感受的关注和对家族的追忆越来越多，也越来越明显。

如果说中年以前的齐邦媛的逻辑中，“家国情怀”中“国”的意义突出，那么晚年的齐邦媛，家国情怀便又有了新的表现：“国”的概念退让，“家”的感受升温，虽然“国”仍然在一定程度上发挥着影响，但对家的追忆成为了晚年记述的主流。仅2001年一年，齐邦媛就四次回到大陆：第一次与老友诀别；第二次去威海参加“人与自然——环境文学会”；第三次是去北京参加南开中学的班聚；第四次是为捐献东北中山中学齐世英图书馆。这其中就有三次都是去对过去的某种怀念，而其他的行程也不一而足。在齐邦媛回到自己阔别多年的家乡的时候，那种物是人非的感觉涌上她的心头，“祖居庄院早已摧毁，祖坟也犁为平地，村子已并入邻村茨林子……我童年去采的芍药花，如今更不见踪影……”(P566)齐邦媛自己也说：“在我心里，辽宁铁岭是我父祖之乡，亦是我生身故乡。但是连乡村都不存在了。台湾是我安身立命六十年的家，却仍被称为外省人，我的故乡在《巨流河》一书中比较稳妥。”她明确表示自己“已无家可回。”从某种意义上将，现实意义上的“家”已经衰落，抽象意义的“家”因为无了依托，也便成为了虚无和幻念，只能成为回忆的对象。从年青到苍老，作品中的“家国情怀”也由“国”向“家”转变，从某种程度意味着齐邦媛人生经历的完结。

五、总结

从总体看，“家”与“国”的情怀，体现了齐邦媛传统中国知识分子思维模式的两个方面，一个是对国家的爱，一个是对家族的情。从九一八到国共内战，从国府迁台到两岸分治，《巨流河》时间囊括了大约一个世纪。从巨流河到哑口海，《巨流河》跨过了几十个纬度。而巨流河上成长起来的“家国情怀”也最终“一切归于永恒的平静”。在这段纷繁的历史间，可能会有许许多多的转变，但唯一不变的，恐怕是齐邦媛那种传统知识分子对于家国关系的留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