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中国“果链”企业不得不在海外建点备份产线，我觉得是选越南优于印度

最近不少人在担心苹果公司与中国的断链脱钩的问题。前两天有一个帖子在好多个群里反复传播，一位从事IT咨询业的林雪萍先生说自己担心苹果供应链从中国转向印度，担心得睡不着觉。与此同时，苹果中国供应链的龙头企业歌尔股份因为（可能）丢掉苹果耳机的三十三亿元订单而遭遇资本市场的抛售，股价连续跌停，三天内市值迅速缩水了180亿元，跌掉的市值六倍于丢掉的订单金额本身。中国产业圈和资本市场对于苹果供应链对华脱钩的焦虑可见一斑。

对中国大陆的果链企业而言，苹果如同一位严酷的（理工科）研究生导师：一方面教会你一些原本你不会的技能，另一方面又拿你当工具人狠狠地剥削，并把你的小心思算得死死的。

前年我曾去歌尔股份的总部讲课交流。该公司董事长是清华毕业的，总裁是人大毕业的，担任研发负责人的是海归名校博士。当时他们半数以上的订单都来自苹果。苹果对他们既有扶持，也有控制，把他们的利润率算得清清楚楚的，基本原则是让你挣点钱，但是决不会让你多挣。他们原本指望华为等本土公司能够作为替代性买方实现市场多元化，结果华为的手机被美国芯片制裁了。歌尔自己也搞了很多研发，中国最好的VR设备企业PICO就是从歌尔内部的科技创业项目中孵化出来的。但是自主研发和自有知识产权并不能实质性地改变他们这种代工企业相对于苹果公司的弱势谈判地位。由于市场端掌握在苹果手中，因此即便有了大量核心技术，歌尔也还是受制于苹果。当时苹果要求所有中国果链企业必须在海外建设备份产能，并提供了两个选项：一是越南一是印度。我的观点是：如果不得不在海外建一点备份产线，那也是越南优于印度，理由如下。

首先，建在越南比建在印度更容易成功。对于制造业企业而言，效率和质量是他们的生命线，而印度的大环境并不适合制造业。一国制造业的发展，不是说有苹果供应链上的资本、技术和订单就可以的，劳动力、基建、税收和法律环境也很重要。劳动力需要较高质量的中学义务教育的普及，当地的基建、税收、土地、环保、劳工等法律与政策环境必须对制造业足够友好，而这些条件的满足通常以社会革命为前提。中国花了五六十年才实现了上述条件：我们在建国后的前三十年完成了土地改革、教育普及和社会改造，在第二个三十年里陆续完成要素市场化和政策法规的国际化对接，因而才能在入世之后迅速成为全球制造工厂。越南对中国的改革轨迹向来是亦步亦趋，土地制度和工会制度虽有差异，但是国家对于社会力量的整合能力还是明显优于一般发展中国家。而印度那边则存在较大不确定性：莫迪现在试图做的事情，相当于同时完成毛时代和邓时代的不同任务，他能不能做成，印度社会是否经得起他的折腾，印度制造业能否把廉价劳动力转化为产品竞争力，还有待观察。就政府的信用度而言，越南政府给外资企业提供的政策稳定性很可能会好于印度政府。从过去十年印度和越南两国的出口和制造业产出变化数据来看，印度至今仍没有像越南一样证明自己。

其次，从文化上看越南也比印度更适合制造业。制造业需要劳动者队伍的纪律性和精确性。东亚世俗主义的儒家文化塑造出来的人，相比于浓郁的宗教文化中熏陶出来的人而言，更加适合流水线生产。这事是好是坏且不论，具体是何种机制也有待人类文化学的学者去解释，但是到目前为止，全世界制造业搞得好的地方，基本上都是新教社会和儒家社会。

最后，对中国国家利益而言，转移到越南对于中国而言利弊相杂而利大于弊，转移到印度则是扶持战略对手，弊远大于利。越南的工业化崛起是东亚供应链的自然延伸，而东亚供应链的中心早已从日本转移到了中国，中越之间的产业和贸易联系越紧密，双方的不对称相互依赖和共生关系就变得越强。而印度是雄心勃勃的区域霸主，自视为中国的竞争对手，且因此而被美欧俄等各方努力扶持。如果把备份产线转移到印度，不仅会提升战略竞争对手的实力，而且一旦印度政府又像此前对中资互联网企业那样搞关门打狗，中国政府为企业所能提供的帮助相当有限。

当然，苹果要求自己的供应链企业在外增加部分产线，也未必意味着它像三星一样把产能全面撤出中国。供应链有一个核心环节新产品导入（NPI），就是把设计方案变成产品，它是连接研发和制造的核心，也是最有技术含量的环节。完成NPI意味着小批量生产的完成，接下来就是大批量的产线复制了。NPI从产品研发中后期就开始，需要和大量供应商面对面讨论，需要工程师去试制工厂现场解决问题，因此必须离供应商很近，且在当地有大量高水平的工程师。虽然苹果的研发在美国，生产在郑州、越南和印度，但几千人的NPI团队主要在中国的深圳和上海。正因如此，在上海飞美国的航班上总有苹果样机被带回美国测试，而这次上海疫情，对苹果的NPI就有影响。相比而言，三星的体系是垂直整合，在韩国本土就有制造供应链，所以三星的NPI主要是在韩国完成，而在越南放的是纯制造环节，所以一旦越南出问题，三星比较容易把纯制造环节转向其他地方。正因为如此，三星给越南的技术溢出也远小于苹果向中国的技术溢出。所以，要看厂商最倚重哪个地方，就看它把NPI放在哪里。未来几年内，如果苹果下决心与中国脱钩，那么很可能需要脱胎换骨地改造原先的供应链运行模式才行，而短期内就实现供应链去中国化是不可能的。

数年前，欧菲光被苹果抛弃，从此一蹶不振。如今致力于研发创新的歌尔股份羽翼渐丰，苹果便开始以产品良率为借口收拾它。用不了几年，等到越南或者印度的代工企业成长起来，同样的命运也许会轮到今天接替歌尔股份接订单的立讯精密了。这些企业在微观层面上所经历的“工具人”命运，具体而微地映射出中国同美国之间的宏观关系。1960和1970年代的时候，美国大力扶持日本，把制造业订单转移到亚洲来以降低其成本和通胀率。等到日本想要用辛苦攒下的资本反向收购美国公司的时候，美国把订单和技术转移到韩国去，投资并扶持起了三星等企业来打败日本。再然后就是中国大陆，再然后是越南和印度……靠努力打工，你可以解决温饱乃至小康，但是无法翻身做主人。要想摆脱工具人的命运，必须敢于跳出打工人思维，掌握自己的平台。企业如此，国家也是如此。

从欧菲光、歌尔等企业的案例来看，中国的高科技制造业要想有出头日，必须扶持出自主品牌和高科技产品的终端市场空间，也就是要掌握自己的产品平台和巨大消费市场，否则永远会因为别人稍微动一根手指头而吓得神经衰弱。以前的中国经济政策专家们对供给侧非常重视。在我看来，解决技术卡脖子问题当然是很重要的，但是世界经济史告诉我们，需求侧因素对科技和产业进步的拉动作用，至少不亚于供给侧；二十大报告也明确提出了要平衡供给和需求。对高科技新产品的最大需求方既不是富人，也不是穷人，而是中产阶级，因为中产阶级的人口规模通常百倍于富人，而又比穷人更愿意为产品中的科技、设计和潮流支付溢价。中国的科技品牌要想在与美国对手的竞争中胜出，就必须比美国竞争对手获得更多、更优质的中产阶级顾客。我认为中国科技企业应该锁定的中产阶级客户主要有国内和国际两个群体。

在国内，我们已经有了接近四亿的“中等收入群体”，也就是低端中产。未来通过认真落实共同富裕政策，我们可以在2035年之前把这个数字翻一倍。实现共同富裕的具体办法，我已经在此前关于“未来起点收入”的视频和文字中探讨过了，以后也会进一步探讨税收体系的改革。有了八亿中等收入群体，其中再有一半接近西方中产的消费能力的人口，那么我们的高端制造业就能居于不败之地。

但要让咱们的华为在全球市场上打败苹果，或者让比亚迪打败特斯拉，那么除了把核心零部件掌握到自己手中外，还需要在中美之外的全球市场上占据优势。五年来，美国用子虚乌有贼喊捉贼的信息安全问题，把华为的手机和电信设备排挤出欧洲等关键第三方市场，这就是从需求侧发起的攻击。我们暂时还没有下决心撕破脸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但至少应该有意识地保护我们高科技企业的海外市场空间。比如，中国外交官可以正告欧洲：我们可以继续买你欧洲品牌的汽车和时尚包包，但是欧洲绝不能跟着美国对我的华为与中兴搞政治歧视和排挤。拿财政的钱去补贴厂商或者消费者，是政府扶持战略产业的常见手段，但是这种做法既可能引发贸易对手的报复，又受制于财政政策的空间。借助中国日益增长的外交力量和本土市场力量，为我们的高科技企业保护和开拓外部市场空间，这既是经济外交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是外交“以人民为中心”、外交为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的具体体现。只有帮助华为和比亚迪这样的本土品牌企业在全球中高端市场站稳脚跟，中国的歌尔股份这类企业才可能从生产转向研发，每年数百万的大学生才能获得与其专业对口的就业岗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