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交上社保，再来谈艺术

姜文在中央戏剧学院念书的时候，总听到一种讨论：电影要不要和戏剧分家？

可见在小鲜肉去话剧院混事业编之前，中国的第五代就开始从戏剧取经了。90年代，姜文在欧洲拿奖拿到手软，顺便领略了一圈殿堂级海外电影后，再回顾上学时期的争论，他觉得很荒谬：没有戏剧的底子，电影是拍不好的。

甭管能不能拍好，电影比戏剧挣钱都是不争的事实。93年老谋子拍《活着》，葛优片酬60万；而之前一年戏曲名家关肃霜在昆明演出《水漫金山》，出场费只有五百。演出结束后关老师对着青年演员们问：“你们学这个干吗？”

《活着》的投资人是宝岛人邱复生，靠出租录像带发家，来大陆投资电影一出手就是斩获威尼斯银狮的《大红灯笼高高挂》，对于葛优的片酬一口答应。而葛优就用这笔钱买了当时北京唯一的一辆蓝色宝马[15]，“早知道该要80万。”

中国电影的黄金时代来临，传统戏剧却在走下坡路。无论多少票友义愤填膺地说“传统戏剧还是有人看的”，都必须承认大多数人也就在春晚顺便看场戏。年年薪火相传，年年形势严峻，年年奔走呼喊，年年需要靠财政拨款。

戏剧剧团大多是事业单位，收支都是公开的。刚过去的2021年，湖北京剧团收入预算5244万，其中4944万都是拨款。尚小云的儿子尚长荣当年做客上海大学，主持人问了个问题，基本能概括这个市场的现状[16]：

“由政府出资让百姓免费看戏的演出，一两千个座位的剧场往往只坐上一两百人，且大多数是白发苍苍的老人。这是为什么？”

01

断层：当艺术与精神需求产生偏差

一个少有人知的事实是，中国电影最辉煌的90年代初，中国电影市场其实也是下滑的。

1982年，中国电影院的观影人次是210亿，到1990年只剩下了45亿。原因不是其他，而是全民解放思想，酒吧、迪厅遍地开花。1993到1995年，北京包括歌厅等在内的娱乐场所数量增长了六倍。夜生活丰富到北京歌厅的关闭时间从原来的0点，延后到了两点[9]。

年轻人哪见过这么多糖衣炮弹。1986年，崔健抱着吉他站在北京工体，裤脚一高一低，嘶吼着唱了一首《一无所有》，抢光了百人群星演唱会的全部风头。新中国第一个粉丝后援会在北大悄然诞生。但少有人知在一个月前，崔健在歌曲大赛上一轮游，音乐专家给出的理由是“过于非主流”。

当时，宝岛的《时报周刊》称崔健是“中国流行歌曲的原子弹”，此言不虚。崔健和邓丽君一个物理攻击一个魔法攻击，把中国人整齐划一的音乐审美敲得粉碎。很多人直到那时才意识到，音乐不是只有《黄河大合唱》这么一种风格。

不过当时风口仍紧，《人民音乐》曾出版一本《怎样鉴别黄色歌曲》，抓住邓丽君穷追猛打，搞得事业单位要求干部带头上交私藏的邓丽君磁带。后来李谷一唱了首类似风格的《乡恋》，把在编艺术家气的够呛：是谁指使你这么唱的？

直到1992年后，一边是市场经济的大旗，一边是国外放进来的鲶鱼。标志性事件是1994年的第一部进口大片《亡命天涯》和之后的《泰坦尼克号》，面对好莱坞电影工业的连战连捷，刚刚完成放权搞活的国产电影体系，可以说是在市场化的战壕里一步一步趟出来的。

对当时的中国人来说，90年代是一个“审美大一统”被打破的时期，国粹不再只有八个剧目，影视作品里东欧社会主义兄弟的身影渐行渐远，1993年《关于深化当前电影行业机制改革的若干意见》出台，《少林寺》观影人次数以亿计的场景再难复现，市场成为了唯一的准绳。

相比第五代导演在阿兰·德龙和山口百惠的夹缝里杀出血路，文化瑰宝的处境要艰难得多。毕竟只有八个戏的年代刚过去，人才和剧本都有断层。之后十多年，各地戏种都开始纷纷振兴，既艰苦卓绝，又筚路蓝缕，但除了上海歌舞团这个事改企的成功样本，真正转型的寥寥。

一方面，大量新的文化娱乐方式层出不穷，文化消费从集体转向个人，连电影都受到冲击，戏剧没有理由幸免。另一方面，戏剧人才出现断层，在市场化浪潮中败下阵来。

国内戏剧演员的黄金年代，是1949-1966这几年，也就是常说的“十七年时期”。新中国初期，戏剧演员是统战对象，京剧大师周信芳当年也是作为人民艺术家，站在城楼上的。

早二十年，周信芳曾和富家千金裘丽琳幽会，闹得上海滩满城风雨。裘家气得扬言要“买他两条腿”。不仅因为周信芳是有妇之夫，戏子更实乃下九流之辈——正经人谁唱戏啊？后来周和梅兰芳一同去朝鲜慰问演出，贺龙看得惊呼“天下第一团”，零下十五度的野外剧场被挤得水泄不通。

周信芳（左）与梅兰芳（右）

当时周信芳是上海京剧院院长，梅兰芳是中国京剧院院长，在新社会的身份序列里都属于“高级知识分子”。各地剧团收入虽有不同，但基本都是“底薪+提成”，彻底扫除了师父剥削徒弟的封建糟粕。

1955年榆次秧歌剧团成立，公开招考，招进来就算体制内。50年后有媒体找到当年报考剧团的老人[17]：“听说秧歌剧团招人，我就去了，一下就被选中了。成了公家人，户口和组织关系就跟着都转到了市里。村里人很羡慕。”

后来有人曾问周信芳为何迟迟不入党，他支支吾吾半天才吐露实情：平时住着小洋房，出门开着四轮小轿车，属于典型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怕是禁不起组织考察。这可能是新中国最早的凡尔赛文学。

对于绝大多数的年轻人来说，这段历程往往只剩下零碎的只言片语。如果去搜索“京剧”“黄梅戏”“衰落”等关键词，得到的答案多半有“后继无人”。梅兰芳、周信芳等大师先后逝去，文化消费四分五裂的时代。曾经两代人为之奋斗的京剧改良运动，至此止步不前。

归根结底，90年代开始的文化消费市场，有点类似于三浦展在《第四消费时代》中提出的个人化与个性化，没有了工会组织，没有了上级安排，诞生于“审美大统一”时代的各种地方戏剧难以适应市场的瞬间开放。

事实上，从市井舞台败退后，戏剧一度联姻尚不成熟电视节目。没想到1997年《快乐大本营》横空出世，各种娱乐节目又将《曲苑杂坛》等打的节节败退。能开得起高档轿车的，从周信芳等戏曲名角变成葛优这种影视大腕。

需求萎缩，商业模式坍塌，文化瑰宝往往只能在电视频道和汇报表演里刷刷存在感。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有时候只能狠抓一个。

02

转折：去哪里寻找增量

崔健在工体开唱的前一年，戏曲协会联合几个单位搞了个“梅花奖”，评奖范围涵盖歌舞、话剧、戏曲三大类。编制上和金鸡百花应该是平级，但存在感远不如后者。

有论文曾对梅花奖的获奖规律做过分析，发现一个有趣的事实：财政补贴多的年份，获奖人数就多；财政对哪个类目补的多，哪个类目得奖的人就多。加上吃补贴的都在体制内，拿奖的市场化团体寥寥无几[18]。

“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上财政补贴每增加1%，梅花奖获奖总人数增加0.142。”

这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戏剧团体依靠财政补贴，其实一点都不跌份儿。哪怕是俄罗斯芭蕾舞团、英国国家大剧院，基本上也都是吃财政饭。

能够凭硬实力在市场化环境里杀出血路的，全世界可能也就两个，一个是自力更生的百老汇，上海歌舞团算另一个，诞生过《天浴》、《永不消逝的电波》等经典剧目，到今天也经常场场爆满。但放眼全球，又有几个纽约，几个上海呢？

戏剧也尝试过嫁接新的媒介，比如央视戏剧频道，但受众有限。受此影响，连招商的刊例价都要低台里的兄弟姐妹们一头——15秒的广告，在周末晚上黄金时段卖三万，隔壁科教频道，周六上午都不止这个价。

后来还出现了令人啼笑皆非的情况：怎么戏剧频道出镜率最高的并不是戏剧唱段，而是把同仁堂家族的命运谱写出史诗气度的《大宅门》？

剧中那句经典台词，“看前面黑洞洞，定是那贼巢穴，待俺赶上前去，杀他个干干净净”，便是原汁原味的京剧唱段。

戏剧原有的表现特点和商业模式都严重依赖线下演出，相比之下，音乐搭流媒体的便车就轻松很多。2008年，国际唱片协会对中国的论述还是“超过99%的音乐都是非法下载”，但随着版权法的确定，以及流媒体技术对下载的限制，2021年，中国成为了世界第六大音乐市场，首次超越韩国。

然而疫情之下，本就脆弱的结构再次遭到重击。

今年9月，百老汇传出了一个令人错愕的消息：《歌剧魅影》将永久停演。《歌剧魅影》常驻百老汇34年，是百老汇历史最悠久的节目，第二久的《芝加哥》才演了26年。《歌剧魅影》累计吸引2000万人观看，创造了超过10亿美元的票房收入。但就是这样一个百老汇代名词的曲目，但在疫情冲击下还是没能顶住压力。

《歌剧魅影》演出现场

长期的停摆导致百老汇也不得不跟大洋彼岸取经，把希望寄托在了一个财政补贴法案上。法案的名字言简意赅——《救救舞台》（Save Our Stages Act）。

百老汇如此，其他的中小型演艺机构情况只会更差。

疫情之下，戏剧的艰难转型变成了整个线下演出行业的群体性危机，正在复苏的话剧、初露峥嵘的脱口秀、星罗棋布的相声团体，都面临自救难题。要知道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是吃不上财政饭的市场化机构。

抛开财政补贴，包括戏剧在内的所有线下演出本质上面临一个需求与供给“双分散”的问题。一方面供给分散，比如戏剧种类繁多，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地方戏；另一方面，由于这是个非常本地化的市场，其兴衰荣辱难免寄托于当地的购买力总量。

尚长荣谈及体制内剧团改革时，就提到了这一点：“北京、上海的戏曲观众数量和经济实力是一些地方所无法比拟的，所以不能都套用上海、北京的改革模式。”

疫情来袭，线下演出急需寻找增量。

2021年大年初一，周杰伦和五月天、庾澄庆、萧敬腾等人在线上边唱边聊，五月天则在2021年开了三场线上演唱会——华语乐坛好像还是黄金年代的模样。

这时人们意识到，直播和打赏，为困境中的线下演艺打开了一扇窗。

03

借力：舞台之外，演出继续

一般来说，天天喊着“薪火相传”的行业，能招到实习生都得供起来，恨不得把“富二代”当成岗位要求写进JD里。如今，2000元月薪连富士康都不忍心开，却能招到一个黄梅戏演员。即便国营背景的安徽安庆潜山黄梅戏剧团，年营收也不过200万元左右。

日子虽然有些紧巴，但小众艺术也有自己的生存方式。

潜山剧团的收入通常有一半是财政拨款，另一半来自线下舞台。直到2019年，剧团每年仍有至少上百场演出，平均两三天一场戏。其中每场商业演出，报价都至少有3万元[7]。

这是国内许多民间传统艺术的写照：尽管已离开聚光灯中央，各地的线下舞台却尚有余温，足以小而美地活着。但这一微弱的平衡，最终止步于2020年。从那时开始，剧团再也没能离开过潜山市，半数以上的演出机会也就此蒸发。

商业模式的坍塌在所难免：疫情前，潜山剧团的演员每月除2000元基本工资外，每场演出还有100元的补贴。剧团因疫情停摆后，演员一度只能以基本工资度日。

疫情时代，哪怕“富裕家庭”也没余粮了。4月28日，两个世界闻名的演出团队不约而同宣布暂时解散。一个是杨丽萍打造的《云南映象》，另一个叫陶身体剧场，是中国首个应邀在美国林肯中心艺术节表演的现代舞团。凡是中国人认得出国旗的国家，大多都留下过两者演出的身影。可一切繁荣，终抵不住时代的车轮从身上碾过。

据中国演出行业协会的统计，2021年国内演出市场的经济规模为335.85亿元，略有回暖，却仍只有疫情前的六成水平。

在潜山剧团，团长汪卫国一狠心，掏出20多万买了大大小小的直播设备。他不甘就此沉寂，看到隔壁县剧团在抖音上已如火如荼，总觉得也有机会。5月，他带着剧团试水抖音直播，没想到首月就收到了十几万元的直播打赏，突然不愁没钱发工资了。

潜山市黄梅戏剧团抖音首页

抖音直播间内，类似潜山剧团的逆袭远不是孤例：

由残障人士组成的北京山水民乐团，曾登上2008年奥运会开幕式，在疫情冲击下，一度几个月没有收入；成立27年的北京现代舞团，因为交不起东北五环外费家村租的房租而离开，舞团处于解散边缘，大家开始琢磨一件事：要不试试在网上教跳舞[13]？

一个并不起眼的直播间，让困境中的乐团和舞团看到了希望。

山水乐团十周年抖音直播

这些成功并非偶然，背后离不开直播打赏模式的赋能。但直播的庞大能量，是长期以来，技术、内容两者共同拉动的结果。

直播打赏之于下线演出，本质上解决了几个问题：

1.不改变其原本的商业模式，而是通过赋能创造增量。以戏剧为例，相比电视和流媒体，直播进一步缩短了演出与受众的中间环节，连接了原本分散的需求和供给。

2.为线下演出创造新的造血方式。以往线下演出的线上化，本质上还是把流量通过广告变现，直播打赏使得线下演艺可以以低成本和内容实现快速造血。

3.直播打赏并没有导致话语权的倒置，平台本质上在充当一个技术提供方的角色，对于内容创作和演出本身，没有干预的基础的意愿。

归根结底，直播打赏的作用就是将原本分散的供需两端集中，提供一个市场化的环境，让大家各取所需，也为饱受疫情困扰的线下演出行业提供了一个新的变现渠道，度过当下的难关。

相关报告显示，我国直播用户已有7. 03亿人，约占全体网民的七成左右；而过去一年中开播过的用户就有约1亿个，平均每14个中国人里就有1个主播。不愁没想看的，就怕看不过来。

因此对戏剧等小众艺术而言，过去尚可通过频繁的线下演出来连接各地的观众；只是当下出个小区都困难，直播显然成了剧团重获增量最好的形式之一。

受益于此，过去一年抖音直播间内上演了80万场戏曲，比线下演出市场总量还多了三倍有余，订阅、点赞和打赏，在不知不觉中为古老的艺术嫁接了新的形式。

直播不断进化的过程中，打赏作为应运而生的一种商业模式，也在不断走向成熟与理性，日渐成为一种司空见惯的文化消费行为。

相比于仅有335亿的线下演出市场，同时期直播打赏的规模已超过1800亿元，人均年开销约257元，更利于文艺工作者变现。因此对众多创作者而言，直播打赏已然成为一种有效且重要的全新造血手段。甚至对许多人来说，直播打赏的造血功能更是不可或缺的。

文化消费是个性化的，直播也是充满个性化的，每一个时代都有每一个时代的典型媒介，这就是直播打赏的价值所在。

如果没有直播打赏，由残障人士组成的山水乐团，可能已等不到登上冬残奥舞台的那一天。

2020年，失去了舞台的山水乐团遇到了解散危机。一群人本来住在北京郊区的一个老旧四合院，很快连那儿也租不起，搬到了更犄角旮旯的地方。最终直播打赏成了救命稻草，三年下来乐团成员的工资更是翻了一倍，人生第一次过上了月薪一万的生活。

或许有人会觉得，文艺工作者谈钱未免有些俗套。但要知道在这重身份之前，艺术家首先是个打工人。

04

尾声

1950年代，《天仙配》的歌声风靡全国，安徽省决定将当地的两个黄梅戏剧团收归国营，由国家干部担任团长，剧团成立了党组织，演职员也拿起了固定工资：全团59人，平均月薪44.62元，主演能拿70元[13]。

当时，企业工人分为了八个技术等级，70元月薪相当于一个北京6级工人的待遇——放到今天，怎么看也得是个大厂P7的水平。只是谁都没想到70年过去，抛物线顶点依旧定格在五、六十年代。

疫情冲击下，去超市打工或者送外卖的演员不在少数。从某种角度来说，艺术和商业不仅不冲突，一个商业配套齐全的环境，甚至是实现艺术的基础。

戏剧演员程程16岁加入亲戚的剧团，后来成为了湖北一家民间剧团的当家花旦。她唱的第一部主角戏，也是《天仙配》。

但她还是羡慕省市里的专业剧团，因为他们的演出都在剧院，自己则要坐大巴四处奔波。最重要的，演员们除了工资还有“五险一金”。

直到程程开始在抖音发布自己唱黄梅戏的短视频，三年内收获了超过78万粉丝。直播打赏的收入，一部分用于缴纳社保，一部分则用于精进业务——比如去学习一些冷门唱段和置办专业的行头[14]。

无论何种艺术，它首先是一个职业，决定其繁荣与否的要素也不在金字塔尖，而是位于底层的那些个体的命运。对于这片土地上绝大多数心怀艺术梦想的人来说，先交上社保，再去谈艺术，是一件最正常也最值得做的事情。

参考资料

[1] 新中国十七年戏曲艺人的经济收入与身份转型

[2] 京剧大师周信芳入党记，麒派艺术

[3] 声音政治：八十年代流行乐坛的邓丽君、崔健及费翔，郭剑敏

[4] 李谷一《乡恋》被文艺界痛批，群众愣是打爆电话，登83年首届春晚

[5] 重走声音长征路，搜狐音乐

[6] 变化，凌志军

[7] 当基层剧团遇到抖音直播，一场意想不到的奇妙化学反应，深响

[8] 直播间再就业！宁波这位越剧演员让全国网友都赞叹：努力的人在哪都会发光，钱江晚报

[9] 曾火到菜站都改歌厅，2听可乐能卖76元，追忆北京卡拉OK几度兴衰，北京日报

[10] 左小祖咒谈Metallica：打口带曾卖了120，凤凰网

[11] 京剧明星张火丁踏上纽约首演之旅，纽约时报

[12] 高艳津子和她的舞团，必须跳舞，人物

[13] 建国六十年安庆黄梅戏剧团浈职员的工资、住房变迁，吕光鲜

[14] 打赏收入超线下演出，黄梅戏演员在直播间里找到更大舞台，新华日报

[15] 看不见的影像，张献民

[16] 我是梨园的一号龙套，中国艺术报

[17] 新中国十七年戏曲艺人的经济收入与身份转型，李松

[18] 梅花奖获奖规律研究——财政、观众人次与获奖人数关系分析，武亚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