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外交道路上的经历及感受

作者：姚仲明 新中国第一代外交家；历任中国驻缅甸首任大使、驻印度尼西亚大使、外交部条法司司长，文革后任文化部副部长；退居二线后，任中国国际文化交流中心副理事长、中国对外文化交流协会副会长。

1950年2月，我在济南担任市长并被选为人民代表，正在忙于参加山东省第一次人民代表大会之际，中共山东分局将中央命我出国从事外交工作的调令交给了我，令我在两周内抵达北京去外交部报到。我按要求执行了。

我想这出国的任务之所以落在我的身上，大概是由于我曾在青岛担任过山东解放区与联合国救济总署分署进行谈判的代表；后又曾担任军调部青岛小组中共首席代表；加之我在烟台任市长期间又负责主管过那里的外事工作。

△ 李克农为北平军调部驻青岛小组中共代表姚仲明送行。

我又想到，新中国成立后，外交战线的开辟，正说明中国人民的伟大革命事业从天翻地覆的胜利走向更具深远意义的胜利！每一个革命战士面对历史赋予的新任务，都理应勇往直前地去肩负，所以我决心宁早勿晚赶到北京办理报到手续。由于中央调人出国办外交，使在济南工作的不少同志感到振奋，认为我国在国际上的影响会大大增强。有的要求随我去，有的委托我到外交部顺便为其报个名，愿出国做外交工作。同志们的这种爱国热情使我也颇受鼓舞。

“

首任驻缅甸大使

到外交部报到后，先由副部长李克农同志和我谈话。由于在军调部一起工作时，他就常代表组织给我指示，所以这次重逢便格外亲切。他问了我从山东战场进城后的一些情况后就开门见山地说：“形势的发展，急需派大批干部出国办外交。至于派你去哪里，党还没有最后定案。首先住下来，要集中精力学习一段时间，看文件，听报告，参加讨论会，还有必要的参观。这是出国前必需的准备工作。”

我记得是1950年的4月份，李克农同志通知我，组织决定我担任驻缅甸大使，要我做应有的准备。他特别叮嘱：“你馆干部的配备，由你提名推荐，由中央有关组织部门审定后下调令。”并告知，因外交部成立不久，对各级干部的了解很有限，为避免出现“瞎子捉麻雀”的主观主义，只有走群众路线，依靠各位大使同志，从自己了解的干部中选拔提名，才能够较妥较快地解决问题。我答应照指示精神办理。

△ 右为中国驻缅甸首任特命全权大使姚仲明

1950年六七月份，美帝国主义武装干涉朝鲜的形势日益明朗，周总理一再催促已确定派遣的驻外大使尽快出国到位，以利于开展应有的工作。我奉命于７月下旬出发，偕同驻缅甸使馆人员，先到香港采购一些公私用品，即乘船赴仰光。在船上，我们曾就抵达仰光码头后的情景做了设想，对如何在礼仪上做到得体的问题进行过反复讨论，因为这是新中国的外交官员第一次在缅甸亮相。据估计，缅甸外交部的礼宾官员必会到场，华侨代表也会前来迎接，也会有些记者。我们照此情况做了大体安排。

当船抵码头后，只见人群聚集在岸上，彩旗招展、锣鼓喧天。缅甸外交部的常任秘书及礼宾人员上船表示欢迎，并告知岸上有缅甸的广大群众和华侨在列队欢迎。我对缅甸政府做如此隆重的安排表示感谢。我使馆人员按计划男同志均着中山装，女同志均着旗袍，整队随我下船。人群中顿时响起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

下船后，我按事前准备好的讲稿发表了睦邻友好讲话，并深切感谢大家对我们的欢迎。此稿向在场记者散发了。接着，我们的队伍在群众中走了一圈，见群众队伍中打着一个横幅，上写着：“欢迎我们新中国的大使及全体使馆人员。”也有的旗上写着：“庆祝中缅友好关系日益发展！”

事后，在场的人们反映强烈，认为这次欢迎使馆人员场面之热烈在仰光是空前的，任何国家的大使到任都不曾有过这样的场面。新中国外交官的风度既庄重又和蔼大方，代表了中国人民的正气！这是毛主席派出来的外交队伍，使人耳目一新。

△ 中国驻缅甸大使馆

当我使馆人员暂时安顿就绪之后，依照缅方的安排，由我率领本馆高级外交官员向苏瑞泰总统呈递了国书，接着顺利拜会了缅甸官方的一些高级官员以及同我国建交的若干国家驻仰光的使节。由于初步对外活动接触面较宽，在友好交谈的气氛中增进了对缅甸的政治、经济和社会风情的了解。从此，我使馆的系列工作逐步展开：

一是调查研究。每天我们都把当地报刊的重要新闻和文章翻译出来，打印后，送使馆各单位参阅，并要求各单位有计划地进行对外活动，了解有关情况，宣传我国对外政策和抗美援朝的正义立场。

二是妥善处理起义人员。国民党驻缅甸大使及其使馆若干人员还有驻腊戍总领事，在新中国成立后曾公开声明弃暗投明，举行了起义，且尽责保护使馆财产及档案，等待新中国使馆的官员去接收。我使馆认为此事早办为好，因此及时向起义人员进行了思想工作，阐述了中央的政策，对他们的起义给予了应有的评价，接收了他们负责保管的财产，安排他们回国去外交部报到，或学习，或安置工作。

三是解决使馆的办公地址和多数人员的宿舍问题。原国民党使馆遗留的办公房舍极其简陋，作为新中国驻外的代表机关，显得很不相称，而且房舍系木结构，对保密、保卫工作也不利。只有大使官邸尚可容纳少数人住，绝大多数干部均临时住在房租昂贵的大饭店里。

根据我国外交部颁行的建馆原则，我馆在缅甸政府的协助下很快买到了房子，又在华侨的帮助下进行了扩建。这样，一座有中国建筑特色的大使馆出现了。办公、住宿、举行大型宴会的设施问题都解决了，还吸引了外界不少人到我使馆门墙外观光。1954年周总理访问缅甸时曾到使馆看望，对此表示赞赏，认为设计可取。

四是抓内部工作和思想作风建设，以求迅速适应对外开展活动的需要。大家在出国前虽然都经过半段专门学习，但出国后在实际对外活动中仍暴露出一些值得注意的现象，如对社会环境的不适应，对参加外交活动的不习惯。我深知同志们有做好工作的热情，只是长期参加武装斗争或从事地方上的群众工作，习惯成自然，而今参加外交活动感到有些别扭是不奇怪的。这就需要在贯彻执行各项任务前，召集有关同志一起研究布置、强调若干注意事项，事后一起总结经验，指出不足，以求逐步提高。

回忆起来也真让人好笑，有的女同志为出席宴会进行化妆，打扮完毕后对着穿衣镜一照，怒气冲天，将旗袍一脱摔在床上：“不干了！”说什么自己是爬山越岭打游击出身的，今天却化妆成了娇太太，何必受这个鬼罪！周围的同志解劝说，事到临头不出席赴会，对外势必影响友好关系，对内势必违反外事纪律，决不可以如此冲动！经劝说之后，她又披挂整齐，昂然上阵了。大家认为我们的同志是讲道理的。

又议论到不少男同志对女同志穿高跟鞋有反感，女同志更有苦衷。一些同志指出，女同志有的穿高跟鞋举步艰难，如受苦刑，每当赴宴完毕上车返回途中就将高跟鞋脱掉，抵馆后下车拎着高跟鞋走进大厅，还唱着：“我是一个兵，来自老百姓……”让大家看了，既好笑，又亲切。

有的同志认为我们外交人员的穿着不宜脱离祖国的风气，既要代表祖国，又要照顾到驻在国的习惯，决不可将来自西方的洋规矩看成是至高无上的。女同志在缅甸穿平底或半高跟鞋也很庄重；在一定的场合愿穿高跟鞋也可以，但力求驾驭自如，稳重大方。我在饭后茶余归纳了一首顺口溜：“高跟皮鞋捷足登，巾帼英雄变了形，一步一步如捣蒜，步步相连敲鼓声。对外影响要思量，革命传统需发扬，结合实际创新风，别具一格又何妨？！”

△ 1954年6月，周恩来总理访问缅甸时同缅甸总理吴努在一起。

从1952年起，中缅两国间的友好往来逐渐频繁。首先是我方派出文化代表团，由丁西林率领，其中包括文化界多方面的权威人士。而后又派出了郑振铎率领的大型艺术表演团进行访问演出，包括了北京、上海著名的艺术家，这对中缅两国友好关系的发展起了重大的促进作用。

接着，两国工人代表团、农民代表团、青年和妇女代表团等进行了互访。我国国庆节有时也请对方派团来参加观礼。由于缅甸奉佛教为国教，我们也派了佛教代表团去访问，并恭陪佛牙去仰光供佛教徒朝拜一段时间。缅甸的舆论赞扬中缅两国友好关系的逐步发展，我驻缅甸使馆人员的情绪也很高昂。

特别是1954年日内瓦会议期间，周总理在访问印、缅后都发表了联合声明，重申五项原则。这在当时驻仰光的一些外交使团中引起了极大的震动，多数人力表赞扬！

就在这一年的冬季，缅甸总理吴努访华，他要我从仰光起就陪同其访问，一直陪同到他离开中国为止。其用意是便于他随时了解所接触到的情况，随时向我反映他在访问中的意图，试探我们的看法。出于这种友好的态度提出的要求我方是理解的。

△ 1954年，首次访华的缅甸总理吴努与毛主席合影。

他在我方举行的欢迎宴会上，当众对大国与小国的关系作了坦诚的描绘，即所谓大象与羔羊的友好相处是非常尊贵的。毛主席在同他会谈时突出强调了大国与小国的关系应是完全平等的，我们对此信守不渝，而且要同缅甸增进睦邻友好关系，作为和平共处的模范。吴努听了很受感动。

会谈后，他告诉我毛主席是诚恳的、富有远见的，其哲理的高超，其胸怀的博大，令人无限佩服！他还说，他及一起来访的同僚作为缅甸的代表，对同中国友好合作的发展，大大地增加了信心。

在陪同吴努访华的过程中，我参加了双方的会谈，既听到了毛主席的上述谈话，又听到了周总理深入浅出地阐明我们求同存异、发展友好的方针，使我结合实践上了一次难忘的外交课。

△ 1955年4月，周恩来总理率团参加在印尼万隆召开的亚非会议。

1955年，周总理去印尼参加亚非会议。由于“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发生了惨案，致使周总理来回都经过仰光并停留。4月中旬的一天夜里，我们接到中央的指示：明午总理即飞抵仰光，望速告吴努总理。对我驻缅使馆来讲，这是个措手不及而又必须完成的重要任务。在缅甸政府的协助下，周总理和陈毅副总理率领代表团及时到达仰光。总理和陈总住总统府，先同缅方政要交谈问题，又预定晚间与尼赫鲁、纳赛尔、范文同、阿富汗的外长和吴努等一起开会讨论万隆会议问题。

总理在此繁忙情况下还抽空到我使馆向大家表示慰问。总理说为万隆会议，驻缅甸使馆写了不少调研报告，很有参考价值。总理遂问昨日在他从北京起飞后我们又发了调研报告没有，我回答道：“有一份。”总理说：“快拿来。”总理看过后说：“马上找章汉夫、乔冠华来，这份报告很重要，赶快一起研究。”当章汉夫、乔冠华到后，总理说：“这份材料充实了我们的一种想法。人家有根据指出帝国主义会利用若干人在万隆会议上挑拨离间，针对亚非国家信仰不同、社会制度不同以及国家间的某些矛盾来制造争吵，以扭转共同反帝反殖的大方向。若有人在会上挑动，切不可就其偏颇用心与之纠缠不休，别上当。”

周总理说：“我们要就这一问题抓紧深思，把它作为破除障碍的重要焦点去对待。”总理及时扩大对情况的了解，又及时抓解决问题的安排。他对工作一丝不苟的精神又展现在我们的面前，他是永远值得我们学习的光辉榜样！

当万隆会议胜利结束之后，周总理和陈总仍取道仰光回国，不少人知道他们对万隆会议所做的杰出贡献，纷纷向他们表示祝贺和敬意！

△ 1960年4月，访缅期间身穿缅服参加泼水节的周总理。

周总理访问缅甸的次数是比较多的，曾参加缅甸的泼水节，也曾请吴努等人到我国云南西双版纳来参加我方的泼水节。周总理有一次访问缅甸之后接着请缅甸总理吴巴瑞同他一起到我国云南芒市，举行双方边境人民联欢会；中缅双方政府互相向对方边民赠送礼物，旨在促进双方边民的和睦相处。周总理所做的一系列友好安排，对当时中缅友谊的发展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在我担任驻缅甸大使的八年时间里，我国领导人去缅甸访问的还有叶剑英元帅、贺龙元帅、宋庆龄副主席等，对促进中缅友好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中缅通航即是中缅两国友好关系不断发展的成果之一。它是除中苏通航外我方最早对外的一条航线，去东南亚某些国家、去非洲国家、去欧洲某些国家均把仰光作为我方的中转站，这使两国关系更加密切了。

1958年我被调回国。在我驻缅甸使馆的后半段，主要围绕着“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万隆会议的精神开展多方面的工作。如为着手解决中缅边界问题做调研；为解决华侨双重国籍问题做准备；稳步地促进两国的经济交流，文化交流走向纵深。

△ 1960年10月29日至1月4日，勘察队双方队长第二次会议在中国昆明举行，共同研究了第二阶段的勘察、竖桩工作。前排左2至左4为：昂季、姚仲明、张国器。

1958年回国后在外交部主管条法司的一段工作中，我仍没有中断对解决中缅边界问题的关注。1959年奈温将军访华，双方协议立即着手组织解决中缅边界联合委员会，并早日着手进行勘察。随后，我奉命担任了该联合委员会的中方首席代表，于是又频繁地去缅甸，经常穿梭于中缅边境，缅方朋友依然习惯地称呼我为大使。经过一年多的勘察、谈判、定线、竖桩，拟出了全部的划界条约并绘制出新图，且很快得到双方政府的审核批准。

周总理指出，这是新中国同邻邦解决边界问题的第一次尝试，并认为整个进程的顺利和速度超出了预料。究其原因，其一，是由于周总理提出了“互让互谅”的精神，为缅方领导人所赞成，使一些较困难的问题迎刃而解；其二，在双方联合委员会中，从上到下，都有争取尽快完成任务的决心和信心，双方协作密切。

总之，中缅双方的友好合作精神是具有决定性的，双方都愿意早日解决历史遗留问题以增进友谊，中缅边界问题的解决是贯彻和平共处、睦邻友好政策的胜利。双方为庆祝这一胜利于1961年初在仰光签署了解决中缅边界的新条约，周总理应缅甸政府的邀请率政府、军事、云南等10个代表团去仰光，我是其中边界团团长。边界代表团成员都被授予缅甸联邦二级勋章。

陈毅副总理为中缅友好关系曾赋诗曰：“我住江之头，君住江之尾。彼此情无限，共饮一江水。”当时由我国著名作曲家谱曲，著名歌唱家登台演唱，博得了热烈喝彩。缅方人士了解，贯通缅甸南北的伊洛瓦底江的上游就是中国的怒江，认为陈总的诗句正切合中缅人民关系的实际情景，所以到处传诵，到处歌唱！

任驻印尼大使

我在中缅边界条约签订之后，正准备议定书的文本时，奉政府之命，去驻印尼使馆接替黄镇大使的职务。陈总特地约见我给予指示，他指出，印尼在东南亚是个大国，在亚非事务中也是有影响的国家。它反帝反殖，同我们共同语言多，去那里工作很重要。对其发扬万隆精神，对其提倡有关亚非拉团结、合作的活动，我们予以积极支持。关于华侨问题，要按已有的协议精神处理好，等等。

1961年夏初，我去雅加达执行使命。由于中央同志对我国和印尼发展友好合作的方针及各项重大任务向我交代得十分清楚，黄镇同志又将我们驻印尼使馆的工作状况和经验向我做了细致入微的介绍，使我做好工作的信心大增。我抵馆后，首先向同志们传达了部领导的指示，也介绍了国内的情况。在原有同志的热情帮助下，我较快地进入了角色。

△ 苏加诺总统

当时，印尼总统苏加诺对万隆亚非会议精神的贯彻和发扬是很重视的，力图在反帝反殖方面作出成就。我呈递了国书并进行了一系列的拜会之后，首先根据中印（尼）双方为解决华侨双重国籍问题的协议，有步骤地组织撤退部分侨胞的工作，并听取使馆各单位的工作汇报，使我更加心中有数。

不久，印尼将履行主办亚洲运动会的承诺，其中涉及台湾的地位问题。这自然引起我方的关注。经向印尼进行必要的表态，印尼当局考虑到印尼只承认一个中国的政治主张，而与印尼有正式外交关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处于不被邀请之列，印尼决心排除阴谋制造“两个中国”的干扰。苏加诺总统表示决心抵制有损于印尼声誉的企图，提出了计划在不久的将来要主办一次规模更大的、包括新中国及一切进步力量在内的运动会，宣告其坚定的政治立场与主办体育盛会的主张。

苏加诺总统在60年代初期对国际形势的研究就形成了一种独到的体系。他在演讲中常论断，当今世界由两种力量所构成，一种是新兴力量，要求革命，创造新的国际社会，反对帝国主义的一切压迫；一种是腐朽力量，要求维护在国际上的种种压迫，并谋求用各种手段扩张其帝国主义的强权。以上两种力量在世界上正进行着多种形式的斗争，坚决反帝反殖的第三世界属于新兴力量。所以他提出创办新兴力量运动会，正是他这一思想的体现。

△ 1963年11月，在印度里西亚雅加达举办新兴力量运动会开幕式。

印尼筹办的新兴力量运动会，主要邀请亚非拉国家参加，也邀请了社会主义国家。我国曾派去强大的运动员队伍，取得了优异的成绩，产生了良好的影响。苏加诺重视同我国的友谊，还特别邀请了贺龙元帅做贵宾，为这一运动会增加光彩。有的体育强国没有派出得力的运动员队伍，苏加诺总统对其大使表示不满，他说：“难怪人家说你们是修正主义，希望你们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尊严，为新兴力量的正义事业热心起来。”

反帝反殖的思潮在印尼日益发展，苏加诺总统又发动了解放西伊里安的斗争，要使长期受荷兰统治的西伊里安回到印尼大家庭中来。我方坚决热情地支持印尼这一正义行动。西伊里安解放后，我曾被邀随苏加诺总统到那里参观过，了解到长期受殖民统治的凄惨情况。看到一些华侨多在那里从事农业、园艺和商业，他们见我主动与之交谈，分外热情。我告诉他们一些国内的情况，他们振奋不已。驻印尼的亚非使节大都认为西伊里安的解放对亚非反帝反殖事业是一个鼓舞。

我在任驻印尼大使期间，亚非拉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斗争有很大发展。曾有人设想召开亚非拉会议，但又感到尚需创造条件。苏加诺总统力主进一步发扬万隆精神，先召开第二次亚非会议，为进一步前进和推广创造条件。

他曾多次同我国领导人协商，经有关各方同意，先由印尼主持若干国家的筹备会议，我方由陈毅副总理兼外长参加，我是陈总的随员之一，可列席会议。在筹备会上，各国代表都认为有必要尽早召开第二次亚非会议，也都认为，从反帝反殖的形势看，如能在非洲一个国家举行则更有意义。遂商定请阿尔及利亚做东道国，由印尼与之洽谈。结果，阿尔及利亚乐意承担这一重托。

△ 1965年，周恩来总理应邀出席纪念万隆会议10周年庆典。

在筹备过程中，一些建筑工程不能早日完成。为了适应形势发展的急需，经集思广益，周总理提出，为扩大影响，可先请印尼于1965年按时举办纪念万隆会议10周年的活动。邀请亚非各国政要参加，也请拉美若干国家派代表来，以利于酝酿亚非拉会议的筹备。我将这一建议转告苏加诺总统后，他非常赞同。他要求周总理届时一定亲自来参加，其他国家均由印尼通知。

周总理应邀去印尼参加了这次纪念活动，同与会各国代表就亚非拉大团结，及在反帝反殖、维护独立的斗争中互相支援等问题交换了意见，并对印尼热心于发扬万隆精神、致力于亚非拉的大团结所做的贡献表示尊敬和赞扬。这次纪念活动，引起了世界舆论的重视，认为是亚非拉走向大团结的序幕。

当第二次亚非会议即将按计划召开之际，我被中央指定去参加我方出席该会议的代表团，让我从印尼直接飞往巴黎待命。这时，黄镇同志正担任驻法大使。我抵达巴黎后，他把我安置在他的官邸下榻。他告诉我，阿尔及利亚昨夜发生了政变，布迈丁推翻了本·贝拉，这对第二次亚非会议的召开有何影响，还要看看。他还说：“周总理率我方参加第二次亚非会议的代表团大部分人员已到了开罗，决定由陈总带若干人先去阿尔及尔，与东道国当局接触，与已报到的其他国家代表团接触，观察形势动向，了解并研究会议能否按计划召开。”我听后只好等待下文再说了。

几日后接陈总的通知，要我尽快到阿尔及尔参加有关活动。我立即飞到陈总那里报了到，参加了对外开展工作的任务，了解到不少人对会议能否开成处于迷惑状态。有的人希望开成，说既来之则开之；有的人认为难于开成，因不少国家对东道国的局势动向不了解，所以未派代表团来。

△ 周恩来总理

各方正在揣测不一之际，我们收到了周总理向中央上呈的报告，大意是说：东道国发生了事变，不少国家尚未派代表来，如按期勉强开会，必不圆满，反不如暂且不开。中央同意总理的主张，我们对外自然要贯彻这一决定。

恰巧在这个时候，阿尔及利亚为第二次亚非会议所准备的会场，又遭到了意外爆炸，会议开不成已属定局。我们在阿尔及尔的同志，急忙去开罗向总理汇报，并听取指示。当时总理正同苏加诺、纳赛尔、阿尤布·汗三位总统一起商谈对会议的善后问题，听取了陈总和几位外长的意见之后，决定第一次亚非会议筹备委员会仍保留下来继续工作，对外由周总理和上述三位元首联名发表一个简短声明，其大意旨在说明第二次亚非会议没能按期举行，不是亚非正义事业的挫折，无损于万隆会议精神的发扬光大，以此抵制帝国主义对亚非散布消极影响。

我奉命从开罗速返印尼。组织上让我执行一定范围的传达任务，主要传达关于第二次亚非会议筹备的经过，说明会议虽然没有开成，但是积累了经验，结合实际受到现场的教育却是深刻的、多方面的。特别是总理及时向中央提出暂不举行亚非会议的建议，是从实际出发、高瞻远瞩、顾全大局的典范。

我国和印尼在亚非会议问题上，始终是站在一起的，它促使两国友好关系的多方面发展。在我任驻印尼大使的一段时间内，两国官方和民间的友好往来几乎每月都有。群众性的特别多，如工农青妇代表团、伊斯兰代表团，双方关系甚为密切。正如苏加诺总统所说：“双方存在着战斗的友谊。”

我国还向驻印尼的亚非记协常设机构派了常驻代表。另外，亚非的作家协会也曾在印尼开会，我国派去多人参加。印尼曾是亚非进步群众集会的要地之一。我国家领导人在60年代初期去印尼访问的除周总理和陈总、贺总外，还有国家元首刘少奇、彭真副委员长。这些访问对两国的友好合作都具有重要意义。

还有一个在外交关系上属于罕见的友好事例。苏加诺总统身患肾结石，左肾已失去功能。他有一国际好友系名医，劝他速去西方某国开刀动手术，否则半年后不堪设想。这个建议被他拒绝，他决不愿去西方某国住院治病，因他肩负着处理全国大事的责任。他经过反复考虑，决定采用东方的医学手段来解决问题。为此他接见我，提出要求中国政府考虑能否派医生到印尼，为他解除肾结石所造成的忧恐。

△ 1966年吴阶平教授与陈毅元帅合影。

他将其病情叙述了一遍。我答应马上报告我国政府，得到回复后立即告之。我国政府对此甚为关切，很快决定派医疗组去印尼，以中西医结合的方针治疗，组长为泌尿科权威吴阶平教授，还配备了中医权威岳美中老大夫及各具专长的几位大夫。

当我转告苏加诺总统后，他十分欣喜。马上提出了一个印尼医疗组名单，负责接待中方医疗组并协助中方医疗组的工作。我方医疗组于1962年初抵达印尼。在使馆，我给他们介绍了有关政治情况和应该注意的事项，随即让印尼方面安排给苏加诺做全身检查，针对症状用中医治疗，吃中药，用针灸，旨在将肾结石粉碎、排出，恢复肾功能。

中药是从北京带去的，煎药在我使馆。为防止出差错，每次将药煎妥倒进双方指定的保暖瓶里，经双方医疗组负责人检查后密封并签字，然后送总统过目并亲自画押收用。

使馆担任这方面的后勤和保卫工作，我方医疗组在治疗的过程中，认为需要国内派什么大夫去参加一定任务，即给国内联系，均得到落实。

经一段治疗后发现，苏加诺总统在小便中排出了沙粒。我医疗组因势利导，调整了处方，接着陆续排出几块小石头。苏加诺总统很高兴，他盛赞中国医学的奥妙，更感谢中方的深情厚谊。经透视拍片，证明其左肾功能已经恢复。这一令人兴奋的消息在印尼传开后，来找我医疗组看病的人多了。印尼政府授予我医疗组人员国家二级勋章。印尼政府卫生部宣布：华人凡在中国学过针灸者，均可挂牌行医，中医的神奇成为人们议论的热门话题。

我医疗组于1962年5月回国。经中印（尼）双方协议，中方医疗组可分期地应邀去印尼，为苏加诺总统的健康进行复查，后来果然又去过四次。中印（尼）这段友好历史是令人永远难忘的。中印（尼）两国的友好合作关系，正通过多种渠道蓬勃地向前发展。

不料，1965年9月底，印尼突然发生了“9·30”事件，竟然导致两国关系的恶化。1966年4月，我奉命回国汇报工作。国内“文化大革命”的爆发，已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我驻印尼使馆的处境也发生了更加剧烈的恶化。我这次奉命回国述职，再未能回使馆工作，事实上结束了我担任驻印尼大使的职务。屈指计算，我在印尼已有6个年头的历程。这一历程正处于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的国际形势中，吸取的经验也是不平淡的。

继续致力于外交事业

我从印尼回国汇报工作后，“文化大革命”的烈火已熊熊燃起，使我对中国外交事业的前途忧心忡忡。

1969年冬，我被下放到湖北“五七”干校劳动锻炼。分配给我的任务是养鸡，所养的鸡属于外国品种。有的老同志对我开玩笑，说什么“过去当大使同外国人打交道，而今当‘5·7’战士却同外国鸡打交道了，毕竟还是离不开外交战线啊”！

我每日一面养鸡，一面看报、听收音机，注视着国际形势的发展和外交舞台上的斗争。那位老同志又说：“你目前的生活体验对今后写东西大有用处。”还说，“你在任驻缅甸大使期内，利用业余时间写出了《记忆犹新》的剧本，对二次大战后美帝在中国的横行霸道，及我们与之针锋相对的那段外交斗争，做了生动的描绘；你在任驻印尼大使期内，又利用业余时间，写出了《乌云难遮月》的剧本。大家看了演出，不少人说，不熟悉外交斗争生活的人，是难以写出这样的戏的。”我说：“那是过去的事了，今后我还想写外交题材的戏。”因为我深信以艺术形式宣传我们的人民外交，在广大群众中必会产生积极的影响。

1971年春，我被外交部调回北京。先让我治病、恢复健康，后让学习、看文件。经过一段时间，部领导向我透露：“组织上准备让你去办国际问题研究所，考虑到你担任过两任大使，对国际形势、对我国外交政策都有一定的了解，挑这副研究机构的担子应该是合适的，组织上征询你本人的意见。”我因几年不曾工作，对工作大有如饥似渴之感，于是冲口而出：“听从组织安排。”

1972年初，我担任了国际问题研究所的党组组长，调集了在外交战线上若干有经验的老同志为骨干，实行老中青三结合；在研究工作中，一面感到十几年大使的工作经历是有用的，另一面又深切感到过去的积累还远远不够，必须在现有实践中学习、再学习。我在国际问题研究所埋头苦干，一干就是7年。

1978年，我被调到文化部任副部长，也是由于我曾担任过两任大使，而且重视使馆文化处的工作，因此让我分管对外文化交流。我牢记周总理的教导：对外文化交流是外交的重要一翼。所以我心甘情愿致力于文化交流的开展。1980年，中央考虑到对外开放的需要，成立了对外文委作为文化交流的归口机构，也是由于我担任过几年大使，又将我调到对外文委任副主任。

1982年，我退到二线之后，组织上将我安置到全国政协参加外事活动，并担任中国国际战略学会顾问、中国国际文化交流协会副会长、中国国际文化交流中心副理事长及若干与对外有关的职务。

△ （姚仲明）作者晚年照片

我历任大使和从事其他的外事活动已近半个世纪，最根本的体会是：必须认真学习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用它来武装自己的头脑；必须认真做好调查研究，以“下马摘花”的态度，探索客观形势的具体现状和变化趋势，以利于在决策上能准确地“有的放矢”，这是节节取胜的最可靠的保证。

切忌盲目地吸取错误的经验。如1950年当我们一批外交干部在准备出国的学习中，听到一种新奇的经验介绍，说办外交最要紧的是掌握说话的准则：“不说话是金子，少说话是银子，多说话是破铜烂铁。”

周总理及时指出它的错误，大意是：这个公式不符合马列主义的精神，没有辩证法；外交上的说话，何者为贵，也决定于时间、地点、条件。该保持沉默的可一言不吐，即弯弓不发；该少说的就恰如其分、适可而止地少说；该多说的就必须多说，要说得充分、饱满、淋漓尽致，以理服人。总之，是以有理、有利、有节为准。

而今回顾我们大量的外交实践，早已充分证明周总理的论断是无比正确的，它充分体现出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光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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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 | 《当代中国使节外交生涯（第一辑）》 

作者 | 姚仲明

图片 | 源自网络

编辑 | 外交官说事儿 小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