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平原｜“经典化与战斗性，犹如车之两轮”——新文科自新之动力

陈平原｜北京大学博雅讲席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本文原载《探索与争鸣》2022年第9期

原题《新文科视野中的“现代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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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都说身处历史大变局中，我们必须有“新文科”，也必定有“新文科”，对于如此斩钉截铁的陈述，说实话，我既深深感动，又有些半信半疑。拜读《新文科建设宣言》，四点遵循、六大任务，最最显眼且容易落实的是：“积极推动人工智能、大数据等现代信息技术与文科专业深入融合，积极发展文科类新兴专业，推动原有文科专业改造升级，实现文科与理工农医的深度交叉融合。”可在我看来，“数字人文”只是一种技术手段的革新，即便意义重大，“新文科”建设若止步于此，很难达成构建中国学术体系、增强文化辐射力、塑造人类文化新格局的宏伟目标。

明眼人都看得出来，当下中国正面临一系列政治、经济、军事、科技、文化的巨大挑战，变革在所难免，但往哪个方向变、怎样用力、效果如何，其实谁都心里没底。作为政府/领导，其职责是指方向，以便动员千军万马齐上阵，因此，说的都是必要性与合理性；而作为民间/学者，视野及能力有限，不能不更多考虑可行性与操作性。

首先想到的是，这“新文科”的“新”，到底是形容词还是动词?若作形容词理解，那这“新文科”就必须有明显的边界与内涵；而无论将现有人文学科全部纳入其中，抑或另标新帜独立山头，其实都有很多陷阱。若说是动词，那又过于空泛，变成了中国人常说的“苟日新，日日新”，或者“何处春江无月明”。我的看法有点骑墙，应该是介于动词与形容词之间，即由动宾结构向偏正结构转移。之所以这么说，那是因为我理解的“新文科”，不只是一句响亮的政治口号，更是一种剑及履及的教育实践，因而，有大致方向而无固定轨迹，须根据不同学科/学者的能力及趣味，不断进行动态调整，力图达到制度创新的最佳效果。传统不守规则的时尚，才有必要再三强调学术的规范化。学术走上正轨，规范化局面形成，那时又得强调超越。怀念那些胆大妄为的‘野狐禅’。对于具体学者来说，从守规则走向不守规则，是治学的正路。一上手就大谈‘一洗万古凡马空’，除非天纵奇才，否则很难有成。难处在于把握何时深思有得，可以反出师门或背离通行的学术规范。”20年前，我应邀为中国博士学位制度创立20周年撰写纪念文章，谈及制度初创期的尴尬与得意：“制度不太健全，对于博士生来说，有好也有坏：学术训练不足，这是缺点；但自由活动的空间很大，则很值得怀念。那一代人的擅长独立思考，保持开阔的胸襟与视野，很大程度上是被逼出来的。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在说到‘启蒙期’学术特点时，有这么一段话：‘在淆乱粗糙之中，自有一种元气淋漓之象。’1980年代的中国学术，包括创始期的博士教育，某种程度上可作如是观。”作为七七级大学生，经历改革开放后多次思想变革与学术转型，已经习惯于花开花谢、潮起潮落，而最为切身的体会是：制度创新的魅力,在其将生未生之际,那时生机勃勃，有无数的可能性；一旦定型,条例迅速增加，管理渐趋严密，不知不觉中，冒出很多新的束缚与限制。今天风起云涌的“新文科”建设，亦当作如是观。

二

谈及为何需要“新文科”，很多人基于对现有的学科体系不满，希望重绘知识版图。这里包含学术中心转移、文化霸权争夺以及文艺复兴前景的预设，不纯然是知识层面的考量。具体到文史哲，研究者大多会强调以下两点：第一，眼下中国实行的这一套学科体系以及相关的概念术语，乃百余年来西方学术及教育制度传入的结果；第二，在西学东渐以前，我们有自己的知识体系与分类方式。其实，还有第三句话没说出口，那就是，随着这一套西式学科体系的强势推行，人文学被边缘化了。

说到人文学之日渐边缘化，此乃全世界大学都面临的难题。中国的特殊性在于，前有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后有国学不分科成为传统资源。因此，出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同样质疑现有的学科边界及存在的合理性，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是努力向外拓展，而人文学则反其道而行之，颇有主张“去学科”乃至向传统回归的倾向。

不谈遥远的晚清学制建立，就从1983年公布的《高等学校和科研机构授予博士和硕士学位的学科、专业目录（试行草案）》说起，它将学科专业分为哲学、经济学、法学、教育学、文学、历史学、理学、工学、农学和医学十大学科门类，共设置了63个一级学科、638个专业/二级学科。历经多次调整，现在是14个学科门类，113个一级学科、380个专业/二级学科。40年间，学科分分合合，眼看工学、医学日新月异，连管理学、教育学也都大为扩展，唯独文史哲的地盘相对萎缩。这里有国家科技政策及经济发展的需要，也有学科本身扩张的冲动，而人文学者普遍内敛，加上研究思路上过分强调综合，抵制分科研究，错失了不少发展的好机遇。我印象最深的是，中文学界为文学与语言能否各自独立成为一级学科，争吵了很长时间，至今没能妥善解决。回过头看，最近40年，中国高等教育突飞猛进，单就学科建设而言，文史哲“守正”有余而“创新”不足，其中一个重要支点，就是我们对“分科”发展普遍存有抵触情绪。这一回的“新文科”建设，我不希望以批评“分科”不合理入手，最后竟以大一统的综合把握为旨趣——在我看来，即便讨论的是传统中国，我们也回不到，或不该回到“六艺”“四部”或“国学”的论述框架与研究方法。

作为学者，我认同王国维的说法，“学无新旧也,无中西也,无有用无用也”；作为教师，则深知若陈义过高，在具体的校园政治及教学实践中，难以真正实施。谈论个人的学术志向与文化理念，越特立独行越好；而关注学科建设，则不能不顾及现实环境以及可接受度。不同于个体性的“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只要是体制性地办大学，我们就只能在“学科文化”的框架中思考、探索、表达；可以质疑，也应该调整，但无法完全抛弃——尤其是在具体的教学实践中。

就以我对中文系骨干课程“文学史”的质疑与批判为例。从1996年撰写短文《“文学史”作为一门学科的建立》，希望从“文学史”的写作与教学这个特定角度，凸现中国人对西方教育体制和研究范式的接纳，以及对固有学术传统的改造；到2002年发表《“文学”如何“教育”》，主张文学教育的重心由技能训练的“词章之学”转为知识积累的“文学史”，并不取决于个别文人学者的审美趣味，而是整个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有机组成部分；再到2016年出版《作为学科的文学史——文学教育的方法、途径及境界》、2021年刊行《文学如何教育——人文视野下的文学教育》，我一直在叩问中文系核心课程“文学史”存在的合理性，以及更新换代的可能性，其间甚至撰写了《假如没有“文学史”......》

之所以如此温情脉脉，“批判从严，处理从宽”，那是因为我意识到，作为一个积淀着中外无数学者智慧与才华的“学科体系”，“文学史”在具体的教学实践中，至今仍有其不可替代的作用。“作为一名文学教授，反省当下中国以积累知识为主轴的文学教育，呼唤那些压在重床叠屋的‘学问’底下的‘温情’‘诗意’与‘想象力’，在我看来，既是历史研究，也是现实诉求。”可如果是初入门的大学生，不管是专修还是辅修，“文学史”课程还是能为他/她在阅读漫无边际的文学作品时，提供某种必要的指引，以便串起散落一地的珍珠。可以用知识考掘或文化批判的眼光，仔细辨析作为一种知识体系的“文学史”是如何生产与传播，打通后壁，破除迷信；但不宜漠视其存在，完全另起炉灶。作为过来人，我们不该刻意隐瞒当初渡河的舟楫，较为妥帖的做法是：说明自己使用这些舟楫的体会，得失利弊，以及有无更好的渡河方案，借以减少后来者暗中摸索的功夫。

谈论“新文科”，若只是个人探索，那怎么说都行，因每个成功的研究者，求学经历不同、治学经验迥异，且很可能都超越了现有“学科文化”的规训。但若考虑教学需要，我主张谨慎行事，更倾向于“移步变形”——在与现有学科的对话中，不断撑开缝隙，拓展空间，以便后来者自由驰骋；而不是煞费苦心地设计完美灿烂的“黄金世界”。在这个意义上，我更关心的是那些古老学科如何脱胎换骨，重获神奇的生命力；而非某些引入新技术与新方法的新学科。前者或许不怎么引人注目，但却是决定“新文科”建设成败的关键。

三

谈论“新文科”建设，最好能兼及理想与现实，更多考虑可操作性，比如你所在学科，是否有可能借此机遇自我蜕变，更上一层楼。其实，请不来天降神兵，没有“新文科”概念，你我也一直在努力——从学科边界的拓展，到研究方法更新，再到整个学问境界提升，我相信很多学科/学人都是这么一步步走过来的。

我从事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在改革开放初期，曾吸引大批思想前卫且生活经验丰富的优秀学者，因而有过短暂的辉煌。进入21世纪后，学术风气转移，这个学科因历史纵深不够，技术门槛不高，加上某些禁忌，可以说荣光不再了。但这学科有个好处，那就是与当下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以及思想潮流密不可分，研究者普遍敏感于时势，有介入现实生活的愿望与能力，且善于自我反省。就以我来说，从1991年的《走出“现代文学”》，到1997年的《学术史上的“现代文学”》,再到2006年的《重建“中国现代文学”——在学科建制与民间视野之间》、2018年的《却顾所来径——“中国现代文学”的意义及可能性》，都是在匆忙赶路中，不时停下来整理思绪，寻找更新“学科”边界及研究方法的可能性。反省方式及策略选择不同，但好学者大多不会囿于教育部设定的学科边界。

在教育部的学科目录里，“近代文学”从属于“中国古代文学”“，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合称“中国现当代文学”。而在实际教学中，很多大学采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视野及思路——这个1985年由钱理群、黄子平和我联合提出的概念。我们都明白，所谓学科边界的勘定，表面上只是为了课程设置与教材编定，其背后牵涉的，则是整个教育体制。作为具体的学者，你没有能力独辟疆域，另树大旗，但不妨纵横驰骋，跨越这些假定性的学科边界。因此，现实生活中，置身某个学科，远不如采纳某一理论框架与研究方法重要。

1990年代起，中国学界之谈论现代文学，有注重思想史、文化史的思路与方法，有将报刊出版、教育体制以及都市化进程纳入研究视野，也有借鉴西方“文化研究”，大谈后殖民、性别意识、现代民族国家、公共空间理论的。去年11月在韩国中语中文学会2021年联合国际学术研讨会（线上），我发表主旨演说《现代中国文学研究的对象、边界及可能性》，谈论我比较关注且有切身体会的五个话题：第一，触摸历史的心情与策略；第二，文学史视野中的“报刊研究”；第三，大学·都市·图像·声音；第四，经典化与战斗性；第五，国际视野与本土情怀。其中第四点最为关键——那就是，尊重古典中国的精神遗产，但更迷恋复杂、喧嚣却生气淋漓的“五四”新文化，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现代文学”。曾经，最能体现中文系学者的“社会关怀、思想批判、文化重建的趣味与能力”的，是各大学的现当代文学专业的教授，可最近十年，经由大学内外各种因素的调整，这个学科的从业人员远没有20世纪八九十年代那么活跃。在我看来，这是很可惜的——这里的可惜，既指向我们自身，也指向整个学界。我在演讲中特别引述自家《却顾所来径——“中国现代文学”的意义及可能性》中的一段话：“随着中国学界专业化程度日益提升，今天的博士教授，都有很好的学术训练，但在专业研究之外，有没有回应各种社会难题的愿望与能力，则值得怀疑。原本就与现实政治与日常生活紧密相连的中国现代文学专业，若失去这种介入现实的愿望与能力，其功用与魅力将大为减少。把鲁迅研究、胡适研究做得跟李白研究、杜甫研究一样精细，不是我们现代文学学科的目标。经典化与战斗性，犹如车之两轮，保证这个学科还能不断往前推进。”

今年5月底，在香港岭南大学主办的“哈佛—岭南学术研讨会系列”之首场论坛“为什么在当代谈古典”（线上），我做了主旨发言，答问时谈及“学科视野”乃一时代国家意识形态的体现，由此延伸到课程设置与教材编写，值得尊重，但并非无懈可击。若摆脱“学科”的束缚，将“现代文学”理解为一种视野、方法、风格、境界，就不必纠缠其起讫、边界、范围大小以及文类取舍等。一方面，允许“现代文学”兼容中外，融合古今，包孕文学/学术/思想/教育，甚至像“唐诗”/“宋诗”那样，成为某种超越时空、兼及形式/风格/趣味的评价标准；另一方面，“现代文学”并非存在于某特定时空（比如1840—2020年的中国）的所有书写，研究者有权力根据自己的立场、趣味与理论预设，进行有效的选择与重构。这样一来，完全可以异想天开地表达，大刀阔斧地淘汰，别出手眼地呈现。就像我再三承诺的，以跨学科的视野、跨媒介的方法、跨文体的写作，来呈现有人有文、有动有静、有声有色的现代中国。

具体到某个学科的研究者，如何借助“新文科”的视野，重新调整自己的学术姿态，兼及外部观察与内在体验，凸显技术含量与生命情怀，实现经典化与战斗性的统一，完全可以八仙过海，各显神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