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战之后,世间再无戚家军

作者 | 清歌向暖

来源 | 历史教师王汉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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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启元年(1621年)三月初十,努尔哈赤听闻明廷把辽东经略从熊廷弼换成了袁应泰,顿时来了精神。

  努尔哈赤知道,熊廷弼这种人不是量产货,他走了,代表着对面的大明又有便宜可以占了。

  于是,努尔哈赤亲自率领诸贝勒及数万大军从萨尔浒沿浑河而下。

  两天后的一早抵达沈阳城东。

  因为后金军长于野战,短于攻城。

  沈阳是明廷关外重镇,墙高池深,又被熊廷弼重点修缮过,贸然猛攻,绝对讨不了好。

  所以努尔哈赤派出小股轻骑,想诱明军出城。

  沈阳城内,辽东总兵贺世贤听闻敌情,就准备率领家丁一千余人,出城收割点人头。

  贺世贤这么做是有底气的。

  萨尔浒之战后,辽东明军在野外遭遇后金只赢过一仗,而贺世贤就是对阵的军事主官之一。

  他的一千多名家丁也都是英勇善战的骑兵,打仗悍不畏死,就算到时候战事不利,也有把握及时撤回城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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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出去,自然而然就中了埋伏。

  可贺世贤心中并不慌乱,他领着家丁且战且退,冲出了包围圈,撤到了沈阳城西门下。

  但就在这千钧一发之时,城上突然冒出一队后金奸细。

  那是之前袁应泰招回来的编在军籍的蒙古“夷丁”和辽东“逃民”。

  明军历来有招募外籍雇佣兵的成例,但这次却没有仔细甄别,导致后金人混了进来。

  奸细们砍断了吊桥的绳索,大批后金军不费吹灰之力就进入了沈阳。

  战场形势立时一边倒。

  贺世贤终于知道自己中计,此时他已经身中十四箭,手下劝他向南退回辽阳,再图后计。

  但他悲愤拒绝:“我身为大将,不能力保沈阳不失,还有什么脸面再见袁经略!”

  随后不顾重伤在身,继续冲入敌阵,在杀死数人之后,再中一箭,坠马而死。

  就这样,沈阳城在一天之内被后金攻陷。

  《明史·贺世贤传》载:

  大清兵佯败,世贤乘锐进。倏精骑四合,世贤战且却,抵西门,身被十四矢。城中闻世贤败,各鸟兽窜,而降丁复叛,断城外吊桥。或劝世贤走辽阳,曰:“吾为大将,不能存城,何面目见袁经略乎!”挥铁鞭驰突围中,击杀数人,中矢坠马而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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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时虽然沈阳城丢了,但明军还算不上满盘皆输。

  只要指挥得当,恢复沈阳还是有希望的。

  1、

  萨尔浒之战,虽然大明失败了,直接损失达五万多人,但战后,明廷花了大力气,又从全国调集精锐部队援辽。

  到袁应泰上任,辽镇又云集了十三万大军。

  2、

  而且辽东镇首府辽阳也还在明军手上。

  之前,后金军对辽东军镇是只攻城不守城,大掠一番后是会退回老巢赫图阿拉的。

  3、

  在贺世贤与后金大战时,有明军向沈阳靠拢。

  这就是援辽总兵童仲揆和陈策率领的川、浙兵。

  其中川兵是石砫土司白杆兵,有5000多人,领头的是都司秦邦屏(他妹妹正是大名鼎鼎的女将秦良玉)。

  浙兵有3000余人,这群人的来头更大,领头的是一代名将戚继光的侄子戚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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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两支英雄部队,一听到沈阳被围,立即出发,赶去援救。

  但刚赶到浑河南岸边,又听闻沈阳城已经被攻下,援军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

  因为川、浙兵大多为步兵,没有和八旗在野外对攻的本钱。

  现如今又没有沈阳城作为依凭,明军很难打败后金。

  但就此退去也不可行,万一被后金游骑发现,引大军来攻,两条腿毕竟跑不赢四只蹄子,到时候就是一边倒的单方面屠杀。

  再说,川、浙兵都是大明的模范兵,还没看见敌人就开始逃跑,不符合他们一贯的作风。

  于是,明军开始分兵扎寨。

  游击将军周敦吉和秦邦屏率川兵先期渡过浑河,于北岸扎营;

  童仲揆、陈策和戚金等人领着浙兵在南岸扎营。

  《明史·童仲揆传》载:

  明年,天启改元,应泰欲城清河、抚顺。议三路出师,用大将十人,各将兵万余,仲揆、策当其二。未行,而大清兵已逼沈阳。两人驰救,次浑河。游击周敦吉曰:“事急矣,请直抵沈阳,与城中兵夹击,可以成功。”已,闻沈阳陷,诸将皆愤曰:“我辈不能救沈,在此三年何为!”敦吉固请与石砫都司秦邦屏先渡河,营桥北,仲揆、策及副将戚金、参将张名世统浙兵三千营桥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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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世在论及浑河之战时,基本都会强调此战分兵是大忌,给了后金军队分割包围、各个击破的机会。

  但这些论述都是只知其一。

  分兵的根本原因在于浙兵的兵种配置。

  当年戚继光在蓟镇抗击蒙古长达十六年,改良过明军战法,组建了新式车营。

  在戚继光手上,车营连败蒙古骑兵(明军还曾生擒朵颜部首领董狐狸和他的哥哥长秃)。

  可以说,在遇到后金之前,车营是明军对付骑兵的制胜法宝。

  但车营布阵并不像步兵结阵那么简单,先要将战车围成环形,再把火炮架设到车上,以此构筑防御阵地,是需要时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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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车营还没布阵结束,八旗军就来了,那明军还是避免不了失败的结局。

  因此,让川兵先期渡河,其实是为大军安排警戒哨,并为浙兵赢得结阵时间。

  而且,川、浙兵敢在浑河边扎营,还有一个过硬的理由——

  援辽总兵官陈策得到消息,袁应泰已经命令李秉诚、朱万良、姜弼三大总兵率三万骑兵向他们靠拢,此时浑河以南50里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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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川兵之所以被称之为“白杆兵”,是因为土司士兵手里拿着的白杆枪是用结实的白腊树杆做成的长枪,上有带刃的钩,下装配坚硬的铁环。

  作战之时,两端皆可进攻,钩可砍可刺,铁环则可作为锤击性武器。

  所以,当努尔哈赤进抵浑河北岸边,跟川兵一接触,顿时大跌眼镜。

  每当八旗军冲阵之际,白杆兵先施放火铳,杀退一批;

  见有骑兵冲到眼前,不等对方有所动作,便挺起长枪乱捅。

  一番乱战,八旗军人仰马翻。

  《满文老档》载:

  “汗往观之,见浑河以北一里外,有步兵二万,分立二营,乃命右翼四旗兵取绵甲、携盾车,徐进攻其二营兵。右翼四旗捕捞抵彼,不待绵甲,红巴牙喇兵至来即进击。明之步兵,皆系精锐兵,骁勇善战,战之不退,我参将一人,游击二人被擒。”

  可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原明军抚顺守将、现铁杆汉奸李永芳改变了战局。

  李永芳从沈阳城内找到一批炮手,对他们大加诱惑,这些人也没什么爱国情怀,就带着家伙事赶到战场对着川兵的阵营开炮。

  川兵虽能扛住后金的骑兵冲锋,可也是饥渴交加、疲惫不堪,在猛烈的炮火攻击下,他们扛不住了,阵脚大乱。

  秦邦屏、周敦吉等人全部壮烈殉国,四千多人,只有数百人回归到浙兵的阵营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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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兵眼见川兵大败,并不是不想救援,只是车阵和兵力限制了他们的发挥,只能等在浑河南岸。

  浙兵装备有小型的佛郎机炮。

  这种火器可以连发,但缺点是射程不远。

  在八旗军的眼里,明军的火器花样繁多,但都是样子货,只要出动骑兵铁壁合围,就没有拿不下来的战斗。

  可惜遇到浙兵,他们又错了。

  浙兵利用车阵作为掩体,密集施放佛郎机和火铳,更是使出了“三段击”的战术,根本不给八旗军大规模冲阵的机会。

  即使有后援的八旗兵搬开浙兵的战车得以突入阵中,浙兵也丝毫不怵。

  和白杆兵一样,浙兵也有独门武器——狼筅。

  狼筅是戚继光的发明,长度在五米左右,是带刺的大竹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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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狼筅

  当年闽浙沿海抗倭,狼筅是克制日军的重要武器。

  八旗军被狼筅所阻难以近身,侧面的明军趁机把他们捅下马来。

  后金右翼四旗之前托大,并没有全副武装即加入了战场,终究是吃了大亏,死伤数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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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当后金和明军打的有来有回的时候,战场形势开始不利于努尔哈赤。

  因为他得到报告,说,明廷李秉诚、朱万良、姜弼三位总兵率领的三万骑兵即将赶到浑河战场!

  本来浙兵阵地就拿不下来,如果再让明军骑兵一冲,双方前后夹击,后果不堪设想。

  而且李秉诚的前锋已经击败了沿途负责警戒的后金将领雅松,随后进兵,已然到了后金左翼四旗的兵营前。

  这种情况下,明军再努把力,不说完全打赢后金,至少可以把浙兵给捞出来。

  可关键时刻,总有人掉了链子。

  问题出在朱万良和姜弼身上。

  这俩人有严重的门户之见,对浙兵是相当不待见。

  不仅解围行动拖拖拉拉磨洋工,而且刚和后金人马接触,即败退溃逃,开局就跪了。

  朱万良在随后的辽阳之战中,拼力死战,最终败殁于辽阳城下,是很有骨气的一员虎将。

  他为什么在浑河岸边中会率先溃逃?

  除了故意放水让浙兵去当炮灰,好像也没什么别的理由。

  外敌都打到家门口了,还在内斗。

  朱万良和姜弼一退,李秉诚仅剩下一万余人,他自然也选择了撤退。

  皇太极随即抓住了这稍纵即逝的战机,也不等大军合围,直接领着几百号人就撞了上去。

  明军死者枕藉。

  浙兵唯一的出路就此被封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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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兵承受了八旗军一轮又一轮的饱和攻击......

  眼看,弹尽、援绝,身边的同袍一个接一个倒下,车阵被突破,火器热到不能再打了。

  浙兵亮出了看家本领鸳鸯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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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鸳鸯阵


  鸳鸯阵在面对大规模骑兵之时并没有用武之地。

  一旦结阵,只能说明浙兵已经到了最后的时刻。

  努尔哈赤也下达了最后的总攻命令,天黑之前,务必解决这批浙兵。

  战斗到此时此刻,已成有死无生之局。

  此时,总兵陈策战死。

  童仲揆见状也想开溜,戚金拉住了他。

  宁可沙场马革裹尸,绝对不贪生怕死当逃兵!

  戚金最后用行动,为戚家军的英名画上了一个完整的句号——

  “自奴酋发难,我兵率望风先逃,未闻有婴其锋者。独此战以万余人当虏数万,杀数千人,虽力屈而死,至今凛凛有生气。”

  川、浙兵全军覆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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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兵于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由戚继光整军编成。

  至天启元年(1621年)终,剿灭东南沿海倭寇、连胜蒙古、廓清朝鲜,大小百余战,横扫东亚!

  仅此一败。

  明廷,真的是配不上浙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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