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700万人被“偷走”的人生，今天终于被找回来了

这是一次跨越1795公里的问路。

身在四川南充的邱大川，突然接到浙江嘉善的求助电话，电话那头是自己57岁的老母亲。

母亲不识字，出门买药时看不懂路标，迷了路。

三千里之外，邱大川教母亲发实时定位，在线引导母亲左转、右拐、直走，费了老大劲，终于帮母亲找到一家药店。

而这家药店，距母亲不过200米。

放下电话，邱大川半晌缓不过神，想象母亲在异乡无援的样子，一定很绝望。

“五环外”记录的这个故事，令人匪夷所思，却又无比真实。

邱大川的母亲，与大多数生于1960年代的农村女性相似，只读过一两年小学，随后便不得不开启长达一生的劳作。

互联网普及后，邱大川母亲神经更加敏感。刚开始用微信时，母亲常会收到别人无意发来的文字信息。每次都感觉被羞辱，“明知道我看不懂，还要给我打字！”

直到今天，邱大川和妻子仍不敢给母亲发文字。发一次都是大不敬。

图源：五环外

丁小花对这种难以启齿的感觉，感同身受。

大专学历的她是家族中学历最高的，但丁小花父母不识字，往上数三代也都不识字。她记得小时候随父母去医院，挂号、拿药不知怎么走，问保安，保安对他们吼，“你没长眼啊！”丁小花心里难受。

最近两年有了智能手机，父母只会打电话，不小心点错弹窗，他们不会关，手机就搁着一整天，最后等她弟弟回来关。

不识字的王美玉倔强地度过了自己的少女时期：想买牛奶味的沐浴露，不问导购，自己打开瓶盖凑上去闻；化妆水只买透明瓶子，不会和乳液搞混；卫生巾分不清日用还是夜用，总是买错。别人问起，她就说是囤货。

王美玉学写字

像邱大川母亲、丁小花父母、王美玉这样的人，有3700万。

过去，我们特别在意知识的传承。原因很简单——文明需要发展，人类需要进步。所以宋朝士大夫张载写下“为往圣而继绝学”。

抗日战争期间，民族危难之际，面对敌人的炮火，西南联大教授闻一多声嘶力竭呐喊“希望你们每一个人，带好自己的国文课本，我要给你们讲诗经，讲楚辞，讲庄子，讲屈原，讲五千年来最灿烂的篇章。”

这样的薪火相传，在彼时弥足珍贵。

如今随着技术的进步、学科的发展、知识大爆炸，我们早已不担心文明和知识的传承。通过互联网，我们可以获取海量知识，享受一切现代文明的成果。

但因为还有3700万人不识字，导致他们几乎错过了改革开放以来的所有机会，成为一群运气极差、被现代文明隔离的人。

3700万文盲，这个数量接近总人口3800万的加拿大。全世界有超过200个国家，加拿大人口排名全球37位。而大家熟悉的澳大利亚，人口不过2600万。

为了让文盲数量下降到这3700万，中国已经付出了巨大的努力。

新中国成立之初，全国5.5亿人口，文盲率高达80%。当时农村文盲率甚至高达95%以上，有的地方十里八村都找不到几个识字的人。

此后中国先后四次开展扫盲运动。1949-1998年，中国共扫除文盲2.03亿人，成人文盲率降到15%以下，青壮年文盲降到5%以下。

进入21世纪，扫盲仍在继续，到2011年，中国向世界宣布全面实现扫除青壮年文盲的历史任务。2021年，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文盲率已降至2.67%。

这是一个相当不容易的数字，已经媲美北欧国家水平。只是由于中国人口基数大，14亿的2.67%依然有3700万。

这意味着，还有3700万人输在了起跑线上，这不是一个小群体。

尽管九年义务教育已全面普及，但对于出生在上世纪50-70年代的部分人来说，出于各种原因没能受到良好的教育，成为文化上的边缘人。

在现代人的社交话语体系中，很多人早已把“文盲”当成一句嘲笑和讥讽。于是文盲心里的苦，很难说出口。

丁小花想做点什么，希望帮助像她父母一样的人，摆脱不识字困境，于是选择了在抖音当主播。不是一般的主播，是最早教成人识字的主播之一。

与别的直播间不同，丁小花直播间没有飞舞的礼物，只能通过右上角不断跳动的数字证明着观众的存在。

很多学生不太会打字，所以名字常用四字词语作为抖音账号名称，比如“花开富贵”、“心想事成”，或是“XX奶奶”、“XX妈妈”，前面跟着孩子的名字，或是系统自动生成，“用户”后面跟着一串编号，甚至连头像也没有。

学生身份各异，却在之前无一例外很少扮演过“学生”的角色。

这些人有的不知道小数点，付款金额原本3.5元，结果转出去35元；还有的离自己娘家只有100多公里，但就是不敢一个人回娘家，因为不识地名，怕坐错大巴。

对我们来说，查导航、点外卖、买车票、读通知这些再简单不过的小事，对他们来说却困难重重。

他们就像现代文明之海中的一座座孤岛，只能沉默地看着别人的生活如浪花一样，翻涌、壮阔与喧嚣。

古代，哪怕生逢大唐、大清这样的盛世，国人识字率从未超过20%，但没妨碍大唐和大清走向盛世。同时期西方的情况更加糟糕，14世纪欧洲，连贵族识字率都不足6%。

漫长的农业文明和游牧文明时期，识字与否本来不构成天堑。因为彼时人们的生产生活、财富积累等活动，对文字的依赖度不高。

即使到了当代，在互联网普及之前，对中国城市之外的广大农民来说，不识字依旧不算太大的问题。

你可能想不到，中央台最受欢迎的是农业频道，覆盖最多达12.94亿人，覆盖率居全国所有上星电视频道第一。

在央视农业频道，哪怕不识字，农民也可以按下电视开关，跟着电视里的专家和农业达人，学习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然后模仿。

到了互联网时代，不识字就不是那么轻松了。

互联网时代，识字并不是单纯识得3000个符号，它背后对应着一整套生活方式。点菜、取药、提款、签约等等一系列生活日常事物，都以识字作为基础。不识字，只能被隔离在这些事情之外。

邱大川在镇上开的建材店，常有不识字的农村老年人进来问路，用四川方言说着要找水电收费站，实际上连走路都不够稳当。

其实收费站不难找，只是以前每个村子都有一个专职人员，每个月按照固定的日子挨家挨户地上门收水电费。现在年轻人都习惯网上缴费，上门收费人员的存在价值被削弱。看似简单的水电费问题却让颤颤巍巍的老年人只能出门问路。

正当人们以为互联网会放大因不识字造成的文明鸿沟时，它却以另一种看似不可思议的方式，拉回了那些差点被甩下时代列车的人。

之前有一个死命题，既然文盲不识字，这问题就不可能由文字解决。说得更直白，对文盲来说，文字没有任何帮助，语音有一点帮助但是不多，最有用的是视频。

你想想，总不能写一篇文章帮大家认字吧？也不能说大家听我说一段语音回去后再试着用手机下单吧？

只能是视频，用最直观也最形象的方式，一笔一划写给人看，一个界面一个按钮展示给人看，这是有效的学习方法。

如今在抖音，巴掌大的屏幕也可以变成一块黑板。

52岁的李红，每天要砌11小时的墙、垒几百块砖，还儿子的大学贷款、给女儿攒嫁妆。但她每天最期待的那一刻，是打开抖音教成人识字的直播，她可以变成一名专心认字的学生。

境遇类似的还有45岁的王慧琴。每晚7点半，王慧琴都会打开抖音，跟着主播学习汉字拼音。白天要干活，晚上才有时间学，18层高的工地楼顶，瞬间成了她的教室，那里可以眺望大海的模样。

王慧琴来自安徽农村，和丈夫一起在山东一座滨海城市打工。由于不识字，她账号名字是一串数字——“2115868912”。

每次直播结束，有的老师会将课堂笔记发到群里，方便学生保存。同时还会录制系列短视频，方便大家复习，教学内容包括很多生活场景，比如去银行存取款、到医院看病。

显而易见的是，短视频和直播比传统方式更加直观，更方便理解。

在直播间，老师鼓励学生：“谁说我们不行，大家都是被埋在土里的明珠！”

直播间还呈现出鲜明的时间性。夏天人最少，冬天人数则会成倍增长——

农忙让直播间里的“学生”脱不开身，工厂的生产旺季还有人要加班。孩子放暑假，他们要在家带孩子。到了冬天，务工的人开始返乡，地里也没活儿。学生来去如候鸟迁徙，每晚10点后，直播间才会热闹。

成为一名主播之前，程杰在北京海淀的一所小学做了8年的教师。那会儿她热情高，从一年级到三年级，除了英语、音乐、体育，其它学科她都教。

2020年，由于儿子要回籍贯地山东德州读高中，程杰决定辞职陪读。在家休息期间，她尝试在抖音上教幼升小的孩子学拼音和识字，这是她的强项。

但后来程杰发现，她的学生不光有小朋友，还有不少成年人。

后来，程杰将自己的直播课逐渐调整为教成年人识字，学员来自五湖四海，上课的时间也从每晚7点改到了8点，因为她要照顾到新疆和青海的学员。

有时哪怕隔着屏幕，还是能感受到学生的无助。有的学生会留言：“老师今天刷到你了，明天我去哪里找你？”

李秀丽是第一个报名的学员。她说话有些腼腆害羞，但提起学识字的这一年，李秀丽说着说着就笑起来，用得最多的词是“高兴”和“开心”，这是她过去从未体会过的。

李秀丽出生在河南农村，家里有三姊妹，她是长女，从小就被灌输要承担更多的家庭责任。父母把唯一上学的机会留给了最小的妹妹。

错失上学机会的李秀丽长大后外出打工。有次坐车去找妹妹，因为看不懂站名，本来要去东莞，结果一路坐到了洪梅，最后还是妹妹开车来接她。“那一刻觉得自己好像没一点用。”

李秀丽学写字

很多人有这样类似的境遇，但并不是所有学生，学认字都能得到家人的支持。

在直播间连麦读书时，老师有时能听到，电话那头传来子女、配偶的冷嘲热讽，“净干这没用的”“要是你能学会，我把姓改了”。

有一位学生想要退钱，因为她丈夫反对她学习，砸了她的手机，撕了她的书。

这里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细节，很多课程是收费的。这一期99元的成人识字课堂，有3688人在学。类似的班还有很多，愿意花钱学认字的人更多。

这意味着什么呢？请大家设身处地想一想，我们周围有多少工作体面、薪酬很高的白领金领，网上付费9.9元都要犹豫一下。但这些想学字的很多中老年，愿意花99元。

这说明他们不一定是经济意义上的穷人，只是受困于文化上的贫民身份。而且他们有意愿改变。

也许未必是逆转人生，但只要能变得好一点，生活因此多一分希望，足矣。

上了这些识字班后，有学生这辈子第一次一笔一画写出了自己的名字；

有学生用抖音记录的那些工地里偶遇的小动物、田垄独自生长的野花，他们学会了给这些视频起标题；

还有学生分享自己喜欢的歌词，“看岁月晃悠悠，不紧不慢拉着我走”；

曾在工地上远眺大海的王慧琴，终于能将抖音账户名从那串数字改成了“做一个有姿态的女人”，并将头像换上了自己的照片。

他们求知的场景，像不像我们小时候的情景？

我们小时候晚上写作业时，妈妈总会把灯光调亮一些，让书上的字看得清楚一些。这些成人识字班，何尝不是为那些不识字的但渴求知识的人，留了一盏灯？

不过随着时代的发展，扫盲本身也被赋予了新的内涵及历史使命。

传统扫盲多关注个体读、写、算能力的掌握，但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重新定义的文盲标准里，能否识别现代社会符号，能否使用计算机进行学习、交流、管理已被纳入其中。

一言蔽之，现在扫盲并不是扫不识字本身。“互联网扫盲”“数字扫盲”已经成为新的时代要求。

程杰注意到了一些学员的新需求。除了开设识字课，她还开了一门手机打字课。看到很多人不会用手机扫码，也读不懂疫情防控通知和核酸检测步骤，她特意录制了一系列短视频，帮助这方面有困难的人。

于是在教识字的过程中，又顺带教这些人如何使用智能手机，如何使用通讯工具的各种功能，如何使用电商平台网购商品咨询客服追踪订单一类的事情。

古代识字靠私塾，这几乎是贵族的专利。近代识字靠公学，实际情况由于种种原因，中国有一部分人失去了识字的机会，被迫成为文盲。

好在短视频的出现，让尽可能多的普通人，能以极低的门槛地进入互联网，获取平等的教育资源，获得看见和表达机会，开拓无限的视野，享受到了平权与普惠。

从北大清华请大师讲公开课，让抖音成为一所“一流大学”。这样的“成人识字班”则像“一流小学”“一流中学”，让那些没能受到良好教育的人受到教育，更让人感动。

因为抖音，学习打破了时空、地域和阶层壁垒，他们能在工地上、田间路旁，在劳作间隙、在孩子入睡的片刻，靠着屏幕黑板上的亮光，补上小学、中学、甚至大学的课————

惠及这个社会更多的、更需要帮助的人，这是真正的互联网平权。

一战之后，面对法国对德国割地赔款，都德写下了著名的《最后一课》；二战中，闻一多鼓励学生们：“中国不是法兰西，永远没有最后一课”。

而如今在抖音上，无数不识字的人，开启了他们人生的第一节课。这堂课后，一切都不一样了。变得更加公平，充满无限可能。

今日回望这张照片，难免有些感慨。

1952年，庆祝建军25周年的全国运动会现场，起跑线上的运动员没有跑，而都蹲着在纸板上写字。当时起跑不用发令枪，谁先写出规定的几个字，谁就可以起跑。当时很多运动员都是文盲，通过这种方式让他们识字。

这是一个很深刻的隐喻，识字就是起跑线。

如今，站在这现代文明起跑线上的，是14亿，一个都不能少。

文明的樊篱被打破，数字的鸿沟被逐渐抹平。他们曾经因不识字而被偷走的人生，如今终于被追了回来。

参考资料：

《直播间里的“成人识字班”》冰点周刊

《我妈迷茫在马路边，找不到距她200米的药店》五环外

《在直播间学识字，被遗忘的3700万文盲》看天下实验室

《在这个特别的课堂，她们学会了写自己的名字》中国新闻网

《“文盲”绝不是一个用来骂人的词》吐槽青年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