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讨中国为什么走不通资本主义道路

观网上有网友讨论资本主义道路走不通，这种讨论大多是理论上的讨论，对于在旧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试验很少有人有过亲身经历。我母亲的家庭恰好是有过这种经历的家庭。

我的太外公的经历非常传奇，是文艺作品的非常好的题材。他按照后来的阶级划分属于“大官僚，大地主和资产阶级”“三料”的反动阶级。他曾经在武汉国民政府中担任负责财经的政府委员，与宋庆龄，何香凝，孙科并肩而坐的正部级官员，作为从政履历当过湖南省财政厅长，建设厅长，水口山矿务局长，湖南铅冶炼厂长，铸币厂长，粤汉铁路筹备局长等职务。反蒋失败后逃亡日本，“918事变”之后，国民政府撤销了对反蒋势力的通缉后回国，任国民政府监察院参事。这大概是一个相当于常务副院长的职务，1936年国民政府在曲阜“祭孔”大典，他作为监察院的代表出席。

作为反动统治阶级的一员，他不仅与国民政府中的许多要员熟悉，与像孙科这样“左派”交好，也与陈立夫这样的“右派”关系不错；还与共产党中的领袖交情深厚，像与毛泽东最晚1922年就有文件证明有交集。当时毛泽东等人开办的湖南自修大学被省长赵恒惕强行关闭后，毛泽东等人又继续开办了湘江中学，我的太外公出任校董给予支持。我猜他们可能在1919年的“驱张运动”即相识并合作，并且我猜想1925年毛泽东回乡养病那段历史并非真的“养病”，而是为了作策动唐生智投向广州国民政府，推动“北伐”的工作，而这个工作正是通过我的太外公来作的。这个事情没有直接的证据，但是有许多间接证据和逻辑推理。除了与毛泽东的关系，他还与共产党的领袖像董必武关系很好，《董必武传》上记载1926年董必武到湖南作策动唐生智投向广州国民政府的工作，虽然详情没有说，但是大概也是通过我的太外公，这个推理的根据就是李维汉在与唐生智接洽合作的时候，唐已经指定我的太外公负责与共产党的联络工作。其他的中共领导人像谢觉哉，徐特立都是多年的好友，1940年徐特立回湖南布置工作就住在我太外公家里。像李维汉和牺牲的郭亮，夏曦等湘籍的共产党领导都有密切的合作。大革命湖南工农运动搞的轰轰烈烈其中有他的很大作用，他作为唐生智的代表，省建设厅长直接支持工农运动，从省政府拨付给农协和工运组织经费每月2000大元和3000大洋，另外拨付2万元作为启动经费。拿着国民政府的钱搞工农运动湖南是独一份。由于有这个“保护伞”，湖南的军政方面和土豪劣绅不敢放肆干涉农民运动。我的太外公按照毛主席的阶级分析属于民族资产阶级的左翼。

这是我太外公在任监察院参事时在南京的公馆，现在是南京市历史保护建筑

写我太外公的政治履历不是为了“显摆”，而是说明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为什么不能发展资本主义？

我太外公的经营资产有三块，第一大块是土地，说实话，因为我太外公禁止子女从政和经商，所以家里人不得过问财产情况，这一切有一位管家负责。所以家里财产的详细情况我母亲家里没有人了解，只是互联网时代有人作家乡名人研究，我从互联网得到我的太外公有6万亩地。查早期的资料像回忆“马日事变”的资料提到过我的太外公有上万亩地，是“结结实实”的大地主。不过这些土地绝大部分不是从农民手中购得的，而是从洞庭湖淤积的土地，省政府发卖而得。

资产的第二部分是长沙的房产，有两条街的大部分房产都是我太外公的。

资产的第三部分是与人合股在益阳开办的发电厂。这样的资产结构正是旧中国经济结构的典型。以土地为主，少量的工业资产。据此我的太外公是大地主，大官僚和资产阶级。

我的太外公是想搞工业救国，搞工业化，这从他投资发电厂就可以看出。他是湖南省高等工业学校采矿专业肄业，当时都是肄业，因为成绩优异留校，后来被唐生智的父亲唐承绪看上加以栽培以辅佐唐生智，遂步入政商两界。他的工业和经济活动的履历非常完整，既做过工厂厂长，有管理近代化工厂的经验，湖南铅冶炼厂和铸币厂是当时湖南仅有的近代化工厂。又做过矿局局长，财政厅长和建设厅长，有经济管理的经验。他有很强的财经能力，唐生智依靠他在湘南一隅之地养活了5万兵马，成为1920年代决定中国政治走向的一股军事力量。当时唐生智的兵力超过湖南省兵力的一半，而且影响到“北伐战争”；唐生智投向广州国民政府，北伐才能进行；然后是北伐战争的胜利，大革命高潮到来。我的太外公不仅帮助唐生智养兵，还给自己挣了一大份家产。从个人素质讲我的太外公具有那种所谓的“企业家精神”。但是这种“企业家精神”并没有导致他想的资本主义的发展。

从我太外公的资产情况来说，发电厂一直就没有发展说明当时的中国工业化和资本主义无法发展是存在内部和外部限制因素的。

外部因素是帝国主义的压迫。以湖南来说当然是省会长沙最为繁华，投资长沙办电厂最能赚钱。但是当时长沙是英商的市场，这是“特许权利”，只能英商在长沙经营，不仅是发电厂，电话电报也是英商“特许经营”，这种情况就形成了外国资本对中国民族资本的排挤，即便是我太外公这样的官僚背景的资本亦受到排挤。现在许多人谈开放引资，只说好处不谈弊端。实际上，在资本主义发展的初期阶段，外国强势资本对于民族资本的压迫是民族资本无法发展的严重制约。

从内部因素说，电力需求市场不足，不能形成利润回报。现在讲“要想富先修路”实际上说的是基础设施建设要先于工厂投资。但是在旧中国，民族工商业极度地不发达，对于电力需求仅仅限于政府，军队，学校等机构，市民基本消费不起，工商业不发展难以形成市场扩张，所以发电厂不能形成扩大再生产。

作为大地主，我的太外公也没有搞资本主义的农业，还是把土地分割包给农民收取地租，还是传统的封建土地经营方式。过去有一种说法“两极分化导致走资本主义道路”，这种说法是不懂什么是资本主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只有在资本主义的体制下才能产生，而不是由贫富分化产生。在旧中国传统经济体制下只能产生封建制的农业而不会产生资本主义的农业。

像我太外公这样的大地主和大官僚都无法投资资本主义工商业盈利，那些中小地主更不可能投资资本主义工商业了。

中国只有在沿海大城市，主要是上海依附外国资本建立的资本主义体系搞了一些资本主义工商业，比如纱厂，水泥厂，火柴厂和一些小工厂，其他地方资本主义经济根本发展不起来。这些地方的基础设施都是西方国家特许经营，而且有“租界”施行西方国家的法律制度，由帝国主义管理行政和司法，形成“国中之国”；而这些地方的中国民族资本在资本，原材料和市场上都极大地依赖西方国家的资本主义体系。当时上海的民族工业在依附于帝国主义的资本主义体系获得了一些发展，但是也同时受到极大的限制，清末状元张謇搞的企业实践虽然发展的很大，但是最后还是归于失败。

中国的资本主义有过一段“黄金时期”，但是不是1927年到1937年这一段，而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到1920年代中后期。因为世界大战爆发，欧洲资本撤离中国，帝国主义对中国民族资本的压力大幅下降，同时由于世界大战带来的需求大幅增加，大战结束后欧洲的重建带来的市场需求让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过了一段“黄金时期”，这个可以看荣毅仁的回忆。而后到1930年代，由于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大危机同样带来中国经济的困难，1935年荣氏集团的申新五厂停产关厂就是证明。同一期茅盾等人的小说同样描述了因为外部市场衰退导致中国的丝绸工业的大幅倒退。更不要说918事变中国丢掉了东北，丧失了中国最大出口资源东北的大豆和东北丰富的自然资源。

由于旧中国的资本主义的不发展，农业剩余不能转移到工业，所以工业化无法发展，资本主义也无从发展。我太外公的情况就是这样，农业的土地仍然是“封建式”的经营方式，地租收入还是用来购买土地，发电厂不能扩大再生产，资本主义一直就是“侏儒发育”。

当时民国时期买办商业倒是比较发展，华润的前身广大华行就是靠代理美国西药发财的。我的太外公也有类似的商业行为。1937年辞官回乡以后，又挂了第九战区兵站总监的名义，实际上是帮助战区长官薛岳挣钱，倒卖西药是主要的生意，这种官商挣钱易如反掌。

我的太外公是旧社会的一个非典型人物，这种人物过去没有文艺作品表现过。他是挣扎在旧时代的泥潭中却无法挣脱。他40岁即干到财政厅长，建设厅长的高位，41岁更是成为了部长级高官，挣下巨额财富，在当时和现代的观念里都是妥妥滴成功人士，但是这并不是他想要的生活，他并不认可自己的社会位置，这一点从他对子女的要求就可以推断。我的太外公禁止子女从政，经商，主动切断了所有的政治关系包括国民党和共产党的，不允许儿子进入自己的政治活动，也不允许子女插手家族的产业。他在1928年反蒋失败后全家流亡日本，我姥爷正好就此在日本留学。我们在查找我姥爷的留学文件的时候查到，他是东大预科毕业，但是却是九州帝大造船专业毕业。当时想从政学政法，想经商学商科或经济，这些都容易，但是日本严格限制中国学生学习与军事有关的技术，这就是我姥爷只能到一所三流大学学造船，恐怕这还是因为我太外公的影响力才能做到。我姥爷回国之后，我的太外公没有利用自己的影响力给他在政府谋一个职位，也不许他经营家族产业，抗战期间也无船可造，结果我姥爷在那个“三闾大学”当了一名教书匠，由于处于大学鄙视链的下游，又辞教去兵工厂当了一名工程师。

我姥爷的弟弟是在中央大学学的土木工程，后来考取公费留学到美国伊利诺伊大学拿到土木工程硕士学位。也是学工科，而且是一个辛苦的职业。

这种情况在民国时期的高层并不罕见，比如陈诚在日记中就对土豪劣绅大加痛斥，对腐败的社会现象痛心疾首。前些日子看到有人提到《蒋梦麟日记》中提到他与陈果夫的对话，谈到国民政府的“土改”政策无法推行。当时国民政府的高层并不缺少对现实不满，对“土豪劣绅”痛恨的官员，但是他们都是一样在旧社会的泥淖中沉沦。这个现实才是问题的核心。不论是晚清政府还是北洋政府、广州国民政府，南京国民政府都没有能力推动资本主义体制在中国建立，无法推动中国进入近代化和现代化的发展轨道，他们没有这个能力。中国近代革命的三大任务就是打倒帝国主义，改变传统的“封建土地关系”，打倒官僚资本主义他们都做不到。要想做到这三大任务，至少国民政府的军事上能在战场上击败日本军队的能力，而这三个政府都没有这个能力。只有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政府才完成了中国近代的革命，完成了民族，民生和民权革命，推动中国进入近现代发展的轨道。

我的太外公无力改变中国，他能作的是把子女变成一个对于国家有价值的工程师而不是一个纨绔子弟。至于那些财产都留给新中国了。我母亲家里没有一分钱流到海外，没有一个人移民外国，就守在中国与他共命运，不管是抗战时期还是革命。

家中财产的命运，土地土改都分给农民了。长沙城里的地产，抗战中“文夕大火”烧作白地，抗战中再无重建，抗战结束后我太外公即去世，家中无人打理，只是建了几处房子自家住。解放后城市土地国有，几处房子卖掉退押。过去农民租种土地需要押金，土改后要把押金还给农民，只好卖掉房子退押。

这是在梅城的老宅，1925年毛泽东到访安化大概就住这里，1940年徐特立回乡就住这里。

这是乡下的老房子2008年的状况，现在农民都不稀的住了。

发电厂公私合营了。

只有最后这座公馆分给我太外公的遗孀，解放后确定为私产房，被政府租用，因为我母亲家中无人在南京居住，也无人讨要这座房产。这座房最后在2008年被政府成片开发为展览区，有两种说法，房主人说是捐给政府了，政府方面有信息说是收购了。我猜大概是政府象征性地掏了一点钱就“收购”了这座价值几千万的公馆。我太姥爷遗传真的强大，这种价值几千万的房产说捐就捐了，这种豪气真的难比，而且这座房子的主人并不是有钱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