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西方人认为，每一次危机都是财富的重新分配

每一次灾难，每一次危机都是一次机会，那些幸存者，重新分配财富的机会。这是美西方人拼命宣传自由民主的骨子里的根源！

一是他们有一种根深蒂固执念，就是，他们是“天眷之子”，可以经常性地躲过危机。时间久了，经验丰富了，他们甚至可以制造危机。

二是他们“团伙”内，虽然在危机中有所损伤，或者有队员或者是家族的损失，但是这些人总会赚取新的财富。同时，总有新人加入，或者是新家族加入。他们的“团伙”总能保持一定的规模，有一种动态的平衡。

三是，危机或者是灾难来临，国家社会总财富有损失，甚至国家社会人口都有损失，但是，那些人，或者说那个“团伙”总会获取利益。

还有一个重要现象，灾难或者危机，从来没有引发国家的崩溃，只有当届政府的垮掉。换一届政府，一切就又重新开始了！这就是资本主义民主选举的优势。也是，维护那个“团伙”动态平衡的优势，美西方人始终如是。

这就是美西方人倡导的资本主义自由民主。而民主选举的政权机构，则维护着这种获利模式。

上述这些，也是中西思想，在根祇上的不同之处。中国人敬天闵人，敬畏生命，厌恶灾难；拒绝危机，讲究防患未然。灾难降临时，发洪水则治水，为了治水还有了堵与疏的“战术”之争。中国人的治水工程，有两千多年的历史，现在还发挥作用的，比如都江堰。所以，中国人救灾救难，甚至发展成“团结一致，共同奋斗”的社会治理结构。中国人追求的是，拯黎民于水火，挽狂澜于即倒，扶大厦于将倾，救民族于危难。

美西方人对灾难如何应对，历史上的事，不好说，比如诺亚方舟，一个圣经故事，更确切地说，或者是幸存者们编辑的好故事。虚幻的故事，不说也罢。

美西方人的历史上，就看不到救援机制。罗马的克拉苏拥有救火队，但是，他是做了低价收购受灾者的房产的行为，俗称趁火打劫。在西方人的历史里，克拉苏当然不是救火英雄，但是，他是智慧的化身，聪明头脑的现实行走者。美西方人的历史上，克拉苏是古典时代的最有钱的首富人物。当然，罗马人克拉苏还拥有西班牙的银矿。

大英帝国治下的爱尔兰，发生大疾荒（土豆大饥荒），英国人同样不救援，商人们反而提高粮价，大发国难财！所谓的自由，就是灾难来临之际，可以发国难财的自由！

现实中，美西方人对待灾难或者危机，往往看作是幸存者对财富进行重新分配的新的机会。中国人对此明确定义为趁人之危，发国难财。而对故意制造危机，以谋利者，则定义为损人利己，罪名可以定义为抢劫，比如十字军东征。

比如一战二战，灾难危机、西班牙流感，都是小意思，最大的问题还是战后秩序的建立，也就是财富的重新分配，幸存者对财富的重新分配。

东西方最大的不同即在于此，东方中国人面对灾难积极救援，对危机总要消弭其于未萌。美西方人则相反，他们甚至制造危机，1929年危机和2008年危机，不一定是他们主动而为，却都是他们人为造成的！

再比如，金融是人类发明的好东西，甚至可以说，是金融与军事，还有科学，促进了工业革命。只是，金融与军事，暂时并没有被人类充分驯服，它们并不驯良，更象是性格暴烈的野马。比如1929年和2008年经济危机，都导致军事冲突的严重的后果。

金融制度是好东西。贪婪的人类却不断放大着它的野性。最恐怖的就是做空机制。买为赢利，卖为赢利。做多是为了赢利，做空也是为了赢利。自由呀，我们有做空赢利的自由！于是，英镑被做空。于是泰国马来西亚，以致东南亚被做空，形成了东南亚危机，索罗斯们赢利离场。

所以，东方的中国很早就有灾难救援机制，以致于，救灾不力是被人咒骂的，包括皇上。白居易就写诗批评皇帝：虚受吾君蠲免恩。

欧洲人没有这个思想！比如，美西方人的选举，实质上就是，我要选举出来一个实现我个人利益的代言人。哪一个候选人更接近我的想法，我就选举谁。投票时，骨子里，念念不忘的是“我”！

选举人念念不忘的是“我”，被选举人也是如此。那位越出雷池一步的那位佩泼婆，耍尽小聪明，也要到宝岛蹭个热点，说一千道一万，还是十月份的中期选举嘛，骨子里，念念不忘的是佩泼婆的那个“我”！

每一次危机都是一次机会，那些佩泼婆们，重新“获取利益的机会”。

这一点，他们毫不掩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