驳某些安徽人牵强附会古人的言论(一)
某些安徽人为了争抢黄梅戏的起源,招数无所不用其极,现在连明清两朝的古人都不放过了,哪怕这个古人已经声名狼藉到“旧有怀宁两阮序,引削而不录,惧为先生辱也”(清乾隆四十一年刻本《知不足斋丛书》),也要强行改写历史,将其扯上关系,真可以说是已经到了脸都不要了的地步。
下面我们就来看看这些安徽人的荒诞言论。见下图。
引用自《今日头条》
我们来看看第一句,“黄梅戏以前叫宜黄戏,源自明朝进士阮自华的‘声伎家班’,阮自华先后同汤显祖、闽剧鼻祖曹学佺,以及戏剧大师屠龙等皆有交往”。
这一句话里名词和名字太多,我们先从了解这些名词和名字开始。
宜黄戏,说实话,我真不知道黄梅戏怎么会扯到宜黄戏的,至于宜黄戏是什么戏,非遗项目的解释更具权威性,我们看看上面是怎么说的。见下图。
引用自《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网》
非遗项目里面已经说得很清楚了,此戏与黄梅戏八杆子都打不到一处去,某些安徽人将这两种戏都能联系到一起,难道是想为争夺宜黄戏的起源做好前期的铺垫?
阮自华是什么人呢?见下图标注。
(清)《江南通志》卷一百六十七
其是明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进士。初授福州推官,再任饶州,转户部侍郎,崇祯初升任福建邵武知府。著有《霁灵集》。此人“狂放不拘,不守礼法,好交友游冶,好饮酒,常常通宵达旦地宴饮, 有‘风流太守’之称”(谢思球,《皖江戏剧鼻祖阮自华和阮氏家班》),他有一个著名的侄孙,后面文章中我会做详细的解说。
汤显祖,明朝的大戏剧家,“字义仍,号海若、若士,江西临川人。万历十一年(1583)进士,任南京太常寺博士、礼部主事,因弹劾申时行,降为徐闻典史,后调任浙江遂昌知县,又因不附权贵而免官,未再出仕”(陈志扬、李斌编著,《中国古代文论读本》第4册明清卷)。《牡丹亭》就是出自他之手。
曹学佺,“字能始,福建侯官(今福州市)人。早颖悟,好读书,工诗文,才思敏捷。明万历二十三年(1595)弱冠时中进士,步入仕途。历任户部主事、南京户部郎中、四川右参政、广·西右参议等职。后因撰《野史纪略直书“梃击案”真情,被劾削籍。清军入关,占领北京、南京后,学佺随明王朝至闽中,任唐王太常卿、礼部右侍郎兼侍讲学士,进尚书,加太子太保。清顺治四年(1647年)清军人闽中,学佺自缢以殉明室”(蒋祖怡、陈志椿主编,王英志等副主编,《中国诗话辞典》)。
屠龙,说实话这名字我没有查到,不过要是能查到那还真是出了鬼了。在封建社会,虽说没有强制禁止百姓的名字中使用龙字,但是取名的避忌问题还是存在的,如果真有人取这个名字,恐怕死一百次都不够吧?此人正确的名字应该是屠隆,“字长卿,一字纬真,号赤水、鸿苞居士,浙江鄞县人。明代文学家、戏曲家。”(引用自百度百科)。
家班,“也称为“家乐”,是由私人购置的,主要为私人家庭演出。家班出现在明代中期,随昆曲的兴盛而发展,明末达到繁荣兴旺的阶段,清代乾隆、嘉庆时期渐渐退出历史舞台”(董昕,《明清家班的兴盛与昆曲的传承》)。
图片中的主角阮自华,史书上的记载并不多,其以诗著名,史料中的记载主要还是以诗的作者出现。比如《御选宋金元明四朝诗,御选明诗卷》、《明诗综》等,他与戏曲的联系主要还是在研究文学、戏曲时其侄孙占有一席之地,因此有涉及到。
阮自华与曹学佺、屠隆的交往,主要指的是“邻霄台大社”时期,邻霄台也就是下图中的凌霄台。
(清)毛晋、陆贻典校,《列朝诗集乾集》
图中的记述的祭酒屠长卿即为屠隆。“《列朝诗集小传》丁集中屠隆本传云:‘晚年出盱江,登武夷,穷八闽之胜。阮坚之司理晋安,以癸卯中秋大会词人于乌台山之邻霄台。名士宴集者七十余人,而长卿为祭酒。’《乌石山志》卷7云:‘(屠隆)馆于乌台山南麓之半岭园,与诸名士为诗文之会’社集的地点是福州乌台山之邻霄台,曹学佺称其‘邻霄台大社’。《曹大理集》卷4《芝社集》诗《凌零台大社》自注云:‘阮坚之招’。阮自华,字坚之,万历二十六年(1598)进士、除福州推官,社事之倡,盖由坚之。谢兆申《谢耳伯先生全集》卷1(岩岩五章》小序云:‘《岩岩》者,阮司理集邻霄台作也。时入社可百人,而东海屠隆、莆田余翔、清漳郑怀魁、闽赵世显、林世吉、曹学佺为之长。’凌霄台大社,主要人物屠隆、余翔、林世吉、曹学佺、郑怀魁、林古度外,入社者近百人,堪称万历岭南社事之盛。”(李圣华,《郭绍虞<明代的文人集团>拾遗》)
“明代文人结社不是个别的现象,在当时,人们以文会友、诗酒酬唱、结聚论学、清议讽时等社群文化活动并非限制在小范围内的事情,而确确实实形成了一种时代风气和社会潮流”(何宗美,《明代文人结社综论》)。
至于汤显祖与阮自华是否有交往,我们先来看看汤显祖的履历,1550年出生,1584年入朝,任南京太常寺博士、礼部主事,万历十九年(1591年)因弹劾朝官降职,出任广东徐闻典史,1593年改任浙江遂昌知县,1599年又因不附权贵免官。
阮自华1562年出生,1598年授福州司李(推官),再任职江西饶州。服母丧期满后,历任户部员外郎、德州税官,崇祯(1628-1643),任福建邵武知府。
从以上记录可以看到,两人经历没有任何交集,因此,图片中所说的两人有交往是存疑的。
那么,黄梅戏是否“源自明朝进士阮自华的‘声伎家班’”呢?“家班的这一发展历程与当时的国家经济、政府法令、社会环境的变化是同步的。明初,经过连年战乱,国家急需休养生息,朱元璋、朱棣等皇帝多采取强硬的法度来治国,加强专制统治,社会思想和文化都在朝廷的严密监视之下。明中叶正德、嘉靖年间,情况大为改观,经济好转,吏治松弛,杯酒佐欢、音声助兴成为大势所趋”(董昕,《明清家班的兴盛与昆曲的传承》)。
“从明代天启到清代康熙,约170年时间,是昆曲的全盛时期。在这个时期里,从宫廷到民间从南方到北方上至官绅士大夫阶层,下至普通百姓,昆曲都是戏坛上最受群众欢迎的剧种”(徐杰,《昆曲在明清时期的发展》)。而“阮自华辞官归里,回到安庆,创办了家庭戏班,以昆曲声伎自娱”(谢思球,《皖江戏剧鼻祖阮自华和阮氏家班》)。
由此,我们可知,黄梅戏起源与阮自华的家班没有任何关系,因为唱的戏剧都不一样,如果非要说黄梅戏源自昆曲,那我也无话可说,毕竟昆曲是“百戏之祖”嘛。
图片中的所说的“声伎家班里大多弟子都是石牌周边的人”这一论断,就简直是胡编乱造,大概是为了印证“梨园佳弟子,无石不成班”这句话,进而证明“黄梅戏源自阮自华的家班”吧。
他可能不知道的是,“明代家庭戏班,在昆曲兴起以后,多数是家班女乐,其次是家班优童,家班梨园较少”(董昕,《明清家班的兴盛与昆曲的传承》)。家班女乐和家班优童的女伎与优童,“被家班主人买来时,除少数优伶子女经过教授外,多数都没有接受过专门训练。特别是家班女乐中的女孩子,她们被买来时,大都在十二岁左右,从人体生理条件看,恰好是适宜学艺的年龄”(董昕,《明清家班的兴盛与昆曲的传承》)。这一点在其他文章中也有论述,例如黄舒拉、史小玲的《明清时期江苏昆曲家班的变迁及其社会影响》中记述,“自明中叶起,官僚、文人、商贾富豪等有闲阶层纷纷以蓄养以女伶为主的昆曲家乐为时尚,不仅自娱,进而娱宾,且将其视为财富与身份的象征,甚至达到了“无日不赴宴,无日不观剧”的地步。”
编造历史终究只是编造,而不是历史,也是会有漏洞留下的,而这个漏洞又需要不停的用新的编造去掩盖,这是一个死循环。
下一篇,我将继续就某些安徽人的此类言论进行批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