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加社会财富，避免经济危机：《人类简史》的启示与读后的思考
老败
面壁十年图破壁，难酬蹈海亦英雄。2019-02-24 19:19
摘要
以色列历史学家尤瓦尔.赫拉利（Yuval Noah Harari）在其杰作《人类简史》（Sapiens: A Brief Hishtory of Humankind）中提醒我们，创造“社会财富的增量”是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关键所在。500年前的“大航海时代”开启了人类社会 “新知-财富增量” 的循环，同时也伴生了“泡沫-危机”循环。500年以来，人类社会就在这两个循环的共同作用下波动着向前发展。探究这两个循环的发生规律，进而采取措施在获取“新知-财富增量”循环效益的同时避免“泡沫-危机”循环将会使人类的幸福指数发生又一个飞跃。
生产资料私有制这一根本特性决定了资本主义社会中的资本主体众多而分散。并且，众多资本主体之间是一种相生相杀的利益博弈关系。这种博弈关系决定了投资者对各种项目造成未来社会财富增量潜能的定量判断难以维持在正确位置上。一旦“预期”偏离了真实潜能，在利益博弈的驱使下，偏离幅度会因正反馈效应而剧增，不可避免地发生“泡沫“与泡沫破裂的危机。要想避免“泡沫-危机”循环需要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是改善对财富的增量潜能预测的准确性。二是在预测发生偏离时由政府实施有所为有所不为的调控，避免“泡沫”的破裂与危机的发生。
电子计算机和移动互联网技术的高度发展使得“大数据时代”已经到来。“大数据”概念与我们的制度优势，生产资料的部分公有制相结合，而实现“新计划经济”为缓解“泡沫-危机”循环带来了光明的前景。但生产资料私有制在我们社会经济中的显著存在决定了经济“泡沫”的形成与形成后的正反馈效应无法彻底避免。因此，真正避免危机的形成必须有赖于政府的及时、有效干预。按照“社会财富的增量”最大化的原则，创新科技与基本建设相结合的行业领域是经济干预的最优选择。让老百姓直接受益的基础建设也会发挥很好的作用。凭借我们生产资料公有制占有较大比重的制度优势，充分利用信息技术发展为社会经济管理带来的革命性的能力提升。我们有望在高速“新知-财富增量”循环的同时避免“泡沫-危机”循环，实现社会经济的长期、高速、稳定发展。
与此前所有的历史著作不同，以色列历史学家尤瓦尔.赫拉利（Yuval Noah Harari）的杰作《人类简史》（Sapiens: A Brief Hishtory of Humankind）并没有将重心放在历史事件过程的叙述上，而是着重解释了从上古时代到资本主义社会，人类社会演化史中驱动社会发展变化的许多心因性原理。正是这些原理性的解释令老败阅读此书时常有茅塞顿开之感。该书第四部分（科学革命）第十六章（资本主义教条）中，以某金融家创建了银行A ；建筑装修商B将钱存入银行A ；然后银行A将钱贷款给面包店创业者C；创业者C用贷款支付建筑装修商B以实现店面装修； 装修商B再次将钱（工程款）存入银行A，从而实现社会财富增值，这样一种三角互动关系为例，阐释了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核心动力：
“……真正让银行（以及整个经济）得以存活甚至大发利市的，其实是我们对未来的信任。“信任”就是世上绝大多数金钱的唯一后盾。……我们可以看到整个运作就是基于信任着一种想象的未来：银行家和创业者相信面包店能成功，装修商也相信银行未来一定能把钱再还给他”。
接下来，作者解释了“信任”产生的基础:
“……正是“信用”的概念，让我们能够预支未来、打造现在。而这背后有一项基本假设，就是未来的资源肯定远远超过目前的资源。只要我们使用未来的收入来投资当下，就会带来许多全新而美好的商机。”
进一步，作者用反证法对前述概念做了证明：
“……如果全球经济这块蛋糕也只有固定大小,信用贷款并无利可图。毕竟，信用就是”今天的蛋糕”和“明天的蛋糕”之间的差价。如果蛋糕的大小不会改变，信用贷款也就没有意义。除非你相信向你借钱的面包师会从对手那里抢来更大的一块饼，否则借给他钱的风险不是太大了吗？因此，在进入现代之前，想得到贷款难如登天…… 这其实是种双输的局面。因为信用有限，想要筹资创业就难上加难。因为创业停滞，经济就不会成长。因为没有经济成长，大家就认为经济不可能成长，即使手上确实有资金的人，也不愿意提供信用贷款给别人。于是，经济停滞的预期，就确实造成了经济停滞的结果。”
再然后，作者论述了资本主义时代如何实现了“信用”概念的突破：
“…… 历史上出现了科学革命和关于进步的概念。所谓的“进步”，是在承认我们无知之后，认为只要投资进行研究，一切就能变得更好。这个想法很快地就应用到了经济上。只要相信“进步”的人，就会相信地理发现、科技发明和组织发展能够提升人类生产、贸易和财富的总量。…… 在过去500年间，这种关于进步的概念说服了全球人民，将越来越多的信任交付给未来。正是这种信任创造了信贷；而信贷带来了实实在在的经济成长；正因为有成长，我们就更信任未来，也就愿意提供更多的信贷。……另外，如果不谈科学，就会觉得资本主义能够发展真是莫名其妙。……资本主义认为经济会无穷无尽地发展下去……人类经济在整个现代时期就是这样不可思议地持续指数成长。唯一的原因，就在于科学家总是能每隔几年就取得另一项发现，提出另一项发明，像是美洲大陆，内燃机引擎，或是运用基因工程的羊。印钞票的是银行和政府，但最后埋单的是科学家。”
讲明白了道理，也就理解了政府、金融系统、资本家的行为方式和潜在的危机：
“…… 我们看到银行和政府疯狂地印钞票。每个人都担心经济危机会让经济停滞、不再成长，于是他们就这样无中生有地印了数万亿的美元、欧元和日元，让金融体系里凭空出现一大笔便宜信贷，只盼望科学家、技术人员和工程师能够在经济泡沫破灭之前，设法想出得以力挽狂澜的创世发明或发现。一切指望，就在于那些实验室里的人。像是生物科技、纳米科技的新发现，就可能创造出全新的产业，带来庞大的利润，于是就能拿来打平那些银行和政府从2008年以来虚拟创造出的几万亿数字。而如果实验室的脚步不敌泡沫破灭的速度，可以想见经济前景就会令人十分担忧。”
《人类简史》毕竟是一本以历史为主题的科普读物，作者赫拉利提出了“基于信任投资未来”是资本主义发展动力这一基本原理后没有对其在现实中的指导意义做更多的分析。我们不妨接过作者“以史为镜”的接力棒，看看从历史中总结出的原理能为当今带来什么样的指导。
首先，老败用自己的语言把赫拉利的思想（有些背景观点没有在上面引用）梳理一下：
l 人类承认自身的无知是一个划时代的突破。资本主义时代之前人们普遍认为，“神”的代言人，也就是神职人员，依据“神”留下的文字论述，也就是各种经书，对这个世界是无所不知的，进而人类自身也可以是无所不知的。任何疑问去问问牧师、神父、阿訇、和尚、道士，甚至巫婆、神汉…… 就清楚了。
l 承认自身无知后就会意识到，对未知的探索研究是可以增长人类知识的。而人类知识的增长可以带来劳动生产率的提升，使社会财富的产生速度高于消耗速度，进而使全球的蛋糕持续做大，未来会更好。资本主义时代之前人们普遍认为，未来没有道理比“过去的好时光”更好。先贤、先哲、先皇们已经定下了最好的规矩，后世去尽量模仿，最多也就达到过去的最佳水平。事实上，更多的时候是远逊于过去的最佳水平。天灾、战乱、瘟疫导致社会崩溃，人类大量死亡，人口锐减，文明消亡的情况比比皆是。
l 上述思想意识在现实中最具代表性的肇始是15世纪末开始的，以1492年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为代表的“大航海时代”。“大航海”（欧洲人对未知世界的探索）所带来的“地理大发现”（对欧洲人而言的新知识），给世界（其实是欧洲）带来了增量的财富（欧洲以外是减量）引发了欧洲皇室贵族资助远航探险船队风潮，（最初的信用投资）。这一风潮很快发展到了民间资本，由此诞生了股票交易，并于1717年在法国引发了第一次大规模股市泡沫破裂（密西西比泡沫）导致了全国性金融崩溃。
l “大航海”开启了“新知-财富增量”的正反馈循环。尽管如前所述，“大航海”本身所带来的财富增量仅限于欧洲，那是以世界其它地方被掠夺，财富减少为代价的。从全球视角而言财富总量并无增减。但欧洲人从“大航海”起始的概念突破形成了一个正反馈良性循环。这个良性循环造成了对新知识、新技术的投资热情（基于对未来实现财富增量的信心）。投资产生了层出不穷的新知识、新技术，比如，蒸汽动力、铁路运输、现代纺织技术、电报、电话、汽车工业、航空工业…… 所有这些技术革命都带来了此前不曾有过的，新的人类生产方式，提高了生产效率，大幅增加了产量，产出了新的品种，进而改变了人类的生活方式，增加了消费品种和消费数量，是货真价实地为全界带来了财富增长。生产力的提高必然导致生产关系的改变，最终导致了欧洲的工业革命，使社会制度发生了从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的彻底转变。理顺了的社会制度更促进了“新知-财富增量”的正反馈循环。
l 与“新知-财富增量”循环相伴生的是“泡沫-危机”循环。从上面提到的，18世纪初的“密西西比泡沫”开始，到20世纪末的“互联网泡沫”，21世纪初的“房地产泡沫”，这个循环就没断过，周期性非常明显。
理清了思想，也就找到了问题。为什么“新知-财富增量”循环与 “泡沫-危机”循环相伴生？这个问题非常值得研究。如果找到了症结所在，只留下“新知-财富增量”循环，避免“泡沫-危机”循环，人类的幸福指数又会有个飞跃。
二．“新知-财富增量”循环与 “泡沫-危机”循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相伴生的逻辑过程
首先思考“泡沫”是如何产生的。推动社会发展的创新是N个具体项目的集合。每个项目并没有100%的把握获得成功。即使获得成功，每个项目对社会财富增长的贡献也不相同。因为对项目的投资是在投资未来，对未来失败项目的投资自然将血本无归。对未来成功项目的投资，也得以不超过该项目造成社会财富增量的价值，即未来的收益，为限度，才能赚到利润，才算投资成功。经常，对一个项目的投资不是一次性的行为，而是逐渐的追加。从第一次投资开始，到以后的每一次追加投资，在资金到位前都需要对该项目做一次价值评估，简称估值，进而才能确定这一笔投资在该项目总股本中所应占据的比重。这个估值的结果就体现为该项目，或说企业，的股票价格。经常，每次的项目估值会高于该企业此前获得投资额的总和。在这种情况下，估值与此前投资总额的差值即代表了投资者对该企业在未来造成社会财富增量，即未来利润，的最低预期。当投资者对该企业的盈利预期（直接反应为股票价格）超过彼时该企业的未来盈利潜能时，即形成了所谓的“泡沫”。
股票价格是动态变化的，企业在未来的盈利的潜能也是动态变化的。因此，“泡沫”可以因为股价飙升而形成，也可以因企业的盈利能力下降而形成。“泡沫”是潜在的，而非现实的危机，扭转危局的希望在于提升企业的技术水平，改进经营，或天上掉下来个好机会，比如政府出台某项利好政策，从而使企业盈利潜能增强。当企业的盈利潜能确实达到了投资者对利润的预期水平时，“泡沫”也就自然消失了。反之，如果企业的盈利能力迟迟得不到改善，以致最后投资人信心丧失，放弃盈利的希望，接受投资失败的损失，但为了尽量减少损失低价抛售股票，这就叫做“泡沫”的破裂。从全社会的角度而言，“泡沫”破裂的企业多了，或者一个规模过于巨大的单个“泡沫”的破裂（比如“密西西比泡沫”），会造成大量投资人的金钱损失，这些损失又对众多企业的盈利能力产生了负面影响，由此进入恶性循环，全社会哀鸿遍野，就形成了危机。
为什么“泡沫”与随后的危机无法避免呢？从上面分析可知，“泡沫”形成的关键在于对未来过高的，无法实现的预期。预测未来这事确实不容易。人不是神仙，没有可能确切地预知未来。所有对未来的预测不过都是先对现有要素进行数据收集，再根据既往经验进行分析后所得出的推测性结论而已。预测结果与未来的现实发生些正、负偏差是难以避免的。事情的麻烦之处在于，无论面对正向还是负偏差，资本主体之间的博弈关系、信息传播的不对称性、人类的脆弱心理和有限的判断能力都会带来正反馈效应，使偏差急速放大。即，对未来的预期较高时，投资意愿强烈。高强度投资使盈利表现提升，进而令投资者对未来更加充满信心，再度增加投资。如此循环往复，直到形成“泡沫”。意识到“泡沫”出现，也就是对未来预期不良后，为减少损失，会立刻减少投资。而投资不足会使盈利表现变差，进而使人对未来更加灰心丧气，再度减少投资。又是循环往复，直到形成危机。
上述推导、分析，适用于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单个企业，也适用于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下任何给定范围的经济体，也就是众多企业的集合。鉴于当前地球上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已居于显著主导地位，上述规律也基本适用于全世界。在一定范围的企业集合里，比如说一个国家里，在一个特定的时间点上，各成员企业状态不同，但无非处于“泡沫-危机”循环中的某个位置而已。这些企业状态的综合即构成了这个国家（经济体）整体的经济形势，也是处于“泡沫-危机”循环中的某个位置。现代社会生产最大的特征是专业分工，协调合作。从最初级的采矿业、种植业，到末端的食品零售业，以及其间衍生出的服装、建筑、交通、娱乐、医疗、法律等更行各业之间均存在着原材料上游来源与产品下游去处之间的网状关联。关联最紧密的行业之间形成“产业链”，是实实在在的“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关系。任何个体企业的状态波动都会对产业链上的相关企业产生影响。正反馈效应又会把这些影响快速放大。因此，资本主义社会周期性的繁荣与经济危机便成了一个固有的特征。
三．基于（部分）生产资料公有制的“新计划经济”可以缓解“泡沫-危机”循环的发生
了解了症结所在，可以试试讨论一下干预办法。从发生机制看，对“泡沫-危机”循环的干预无非有两个着手点。一个是提高、改善对未来预测的精确度。这在理论上可以完全避免“泡沫-危机”循环。但现实中预测精度再高也高不到100%，完全避免失误是不可能的。所以另一个思路必不可少，就是采取什么措施打断循环中的正反馈效应，减小波动幅度，避免发生严重的危机。
前面提到过，对未来的预测，首先要针对现有要素进行数据收集，再根据既往经验进行分析。所需要考虑的要素大致包括：该先进技术能实现什么样前所未有的功能？这些功能实现后可以对现实带来怎样的益处？会对产业链的上、下游发生怎样的影响？是否会对传统上关系不大的行业发生显著影响？该技术何时可以实现？限制因素是什么？需要的资源投入有多大？当前还面临着什么障碍（技术的和社会、伦理的）？克服障碍的把握有多大？竞争对手及技术方案有哪些？各自有什么有缺点？是否还存在着不确定的风险？社会需求又是怎样的？等等。这些数据收集依赖于广泛、完善的数据调查、报告、统计系统。并且，数据的时效性需求要求这套系统高效运作，最好能给出实时数据才好。谁才能拿出这类数据呢？市场调查研究机构、金融证券机构、风险投资机构确实都在做这方面的努力。但这些数据研究机构本身也是商业机构，存在着广泛、复杂的利益冲突。因此，他们在社会上的公正性、权威性有限，因而社会成员跟他们的配合度也有限。这使他们拿到的数据在完善性方面受到较大的制约。并且，他们自身的营利性目的更决定了他们全面、真实、及时向社会公众平等发布信息数据的动力不足。更经常地，他们只会选择性地将对其自身及关联方有利的信息及时发布给跟他们有共同利益的那部分受众。
确实，数据信息调查收集，分析发布主体的公正性、权威性是决定数据质量的关键。在现代人类社会中，什么样的组织机构才具备相对而言最高的公正性和权威性呢？至少，在理论上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政府”。可能会有不少人，特别是美国人不认同这个观点。那没关系，老败这文章不是写给美国人看的。老败也不想在此对这个观点进行论证，那就歪楼了。所以不认同这个观点中国人也可以到此为止，不再看下去。认同这个观点的读者请继续。
话说政府具有社会信息调查、分析、发布的最高的公正性和权威性。因此它最适合对新技术、新项目、新企业在未来贡献社会财富增量的潜能进行价值评估，进而确定一个相匹配的投资额度。行文至此，一个曾经叱诧风云，但久已被人遗忘的名词已经跃然纸上，那就是“计划经济”。计划经济是部分人类社群在二十世纪对社会经济管理方式的一个伟大尝试。在生产力水平低下，物质资源极度匮乏，甚至强敌环伺的情况下，计划经济的高效展现了强大的优越性。但在后来，当生产力水平有所提升，物质资源紧张情况有所缓解，外敌压力减轻后，计划经济反倒出现了死板、僵化、阻碍创新，跟不上形势发展的现象，因而被逐步放弃，在社会经济中的比重越来越小。但现在，在互联网和手机移动通讯带来了信息技术革命之后，或许已经是时候对计划经济这个概念重新做一个审视了。
统计数据是所有计划的依据，而数据的完善性、真实性、及时性决定了计划的有效性。除了战争年代以外，人类对计划经济的大规模尝试主要发生于20世纪20年代到80年代之间的苏联和中国。虽然这两个大国政府的绝对权威性保证了数据收集通路的通畅。但在那个技术落后的年代，社会经济数据的收集只能以人工抽样调查的方式进行，数据的记录传递靠的是纸、笔、邮递，整理靠的还是人工，所以数据的完善性、真实性、及时性只能达到一个很低的水平。在移动互联网高度发达的今天，实时的信息收集已经可以达到每一个人、每一笔商业交易。超强的电子计算机能力足以掌控全部数据的处理、分析，即所谓“大数据”方法，而无需象以往那样从有限的抽样样本推测整体状态。以大数据方法可以得到充分完善、真实、近乎实时的社会经济数据。以这样的数据为基础进行计划经济管理，其有效性与旧时代的计划经济已有天壤之别，可以谓之“新计划经济”。
但是，经济信息数据收集分析仅仅是实施计划经济的基础。其下一步，依据数据分析结果形成对社会资源统筹配置的决策并付诸实施才是计划经济的本体。这在生产资料私有制为绝对主体的社会制度下是注定无法实现的。生产资料私有制就决定了资源去向的决策主体，即资本的拥有者，是高度分散，各自为政的。他们之间的相互关系是忽而合作，忽而为敌的利益博弈，目的都是自己发财且不惜让别人破产，而非协调统一地实现社会经济发展。所以说，生产资料公有制是实施“新计划经济”的前提。
当前的中国是一个生产资料私有制与公有制混杂的状态。二者在社会经济中都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几乎五五开。这么大的公有制比重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是独一无二的，正是我们的“制度优势”所在。按照传统经济思路，盲目推崇市场化的惯性，我们一直在鼓励公有制企业作为个体去加入市场博弈，与私有制企业混战成一团。甚至把传统上、道义上、和现实规律上都应离市场较远的行业，比如教育和医疗，也都过分商业化。希望通过商业化提高这些行业的质量与效率。这完全是南辕北辙。这样做的初衷是希望通过市场竞争的外部压力，迫使企业自身内部发生改变，提升管理水平与生产效率。事实上，在这个思路中，市场竞争与企业内部改进并不存在着严谨的逻辑关系。所以这个措施也会带来某些国企参与市场无序竞争导致社会资源浪费的同时，其内部依然是官僚主义十足，人浮于事，甚至腐败丛生的状态。而另一方面，良好有序的宏观计划加上科技的进步，管理方式的改进，管理者与员工素质的提升，使不少并未充分参与市场自由竞争的国企欣欣向荣，充满活力，为国家做出重大贡献，比如，以成飞为代表的一些军工企业就是如此。
“大数据”时代的到来，为发挥计划经济的效率优势提供了信息技术基础。以“大数据”为基础的“新计划经济”不会再象半个世纪前的旧计划经济那样死板、僵化、阻碍创新，跟不上形势发展状态了。幸运的是， 公有制在我国经济体系中还占有的显著比重，这为“新计划经济的”实施并带来了可行性。 这样，以现代公有制“新计划经济”为引领，以政府发布的完善、真实、及时的社会经济信息对私有经济给予方向指引，有望使社会经济资源得到最接近合理的配置，最大限度减少资源配置偏离社会财富增值预期而造成的经济波动，缓解“泡沫-危机”循环。
当然，“大数据时代”还刚刚开始。对其应用方式还在摸索之中，数据收集的基础设施尚待建立和完善。特别是统计数据的直报系统基本还是个空白。过去数十年的计算机网络化建设对全社会的信息化管理水平有所提高，比如几期的“金税工程”，某些重点监管领域，如医疗、临床检验的数据上报系统等等。但这些汇报系统现在尚处于人工填报本机构数据的水平。其完善性与真实性均会受到人为因素的干扰。未来的“国家经济数据直报系统”应该是与企业、机构的计算机经营管理系统（比如ERP， CRM， LIMS，SRS等等）无缝对接的。所有日常行为的基本数据无需人工干预，实时、直接向国家统计局汇总。
上述“新计划经济”的设想即使实现，统筹计划也只能在社会经济中占到一半左右的比重。即使有国家层面完善、真实、及时的数据信息发布为指导，分散资本之间利益博弈而非协调统一的本性决定了资源配置与社会财富增长潜能之间不可能持续获得精确的匹配，偏差必然存在。而众多个体利益博弈的特性又决定了一旦出现偏差必然引发正反馈循环，使偏差急剧放大而形成危机。所以，“新计划经济”只能对“泡沫-危机”循环有所缓解但无法彻底避免。因此，我们必须考虑偏差发生后的纠正措施，使偏差波动于一个可承受范围之内，避免危机的发生。
资本主义经济学家早就对如何纠正偏差，避免危机做了深入思考和研究。其成果就是经济学中的“凯恩斯主义” 凯恩斯“主张国家采用扩张性的经济政策，通过增加需求促进经济增长。即扩大政府开支，实行财政赤字，刺激经济，维持繁荣。”（引自百度百科“凯恩斯主义”词条）。通过这一调节手段，资本主义社会的“泡沫-危机”循环确实有了显著的缓解，发生危机后也会较快地复苏。那么，我们再从《人类简史》所提示的角度看一下，怎样的国家干预才是避免危机的最佳策略。
《人类简史》提示我们，投资导致社会进步的关键在于被投资的事业创造了财富增量。在现实中，各行各业对世界财富增量的贡献能力并非均一的。近来500年的人类经验证明，新的科学技术对财富增量的贡献能力最大。革命性的新技术可以使人类做到以前想都不敢想的事情。电力、通讯、道路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能够使人类做到以前没办法做到的事，也是对财富增量的很大贡献。新的组织管理结构与方法可以大幅提高生产效率，也可以对财富增量贡献很大。相对而言，越是位于产业链下游的产业，对社会财富增量的实质贡献能力就越少，因为随着社会发展这些行业的总量会有饱和的趋势。比如食品零售行业。每个人能吃多少东西的总量是有个上限的。多吃了这样，必然就少吃了那样。社会发展到了一定阶段，人们只是变着花样去吃而已，总量不会再有显著增长。所以，只有在人群还没有都吃饱、吃好的社会中，食品零售行业才会存在总量显著增长的潜能。当然，食品零售行业还会有另一个增长点：人口的增长，如此而已。
娱乐行业也是类似的道理。在人类休闲时间恒定的时候，创新的娱乐方式并无法带来财富的增量。有限的时间精力用于看电影了就没功夫去看戏，玩了电子游戏就没功夫去看电影……。所以，电影出现了，戏剧就没落了。电视出现了，电影业就受到沉重打击。电子游戏出现了，年轻人看电视的时间少了许多……。要想娱乐产业出现显著的增量，只有减少人类的工作时间，增加休闲时间，而那有赖于生产效率的提高，是产业链上游的事情。
看清了这个道理，政府投资干预，避免经济危机的最佳着力点也就很清楚了。首选将对未来带来革命影响的高科技行业。把创新科技与基本建设相结合的项目就更好，比如太阳能发电、风电、安全的核电等清洁能源行业、深部页岩气的开发、电动汽车、高速铁路、5G无线通讯、移动互联网+的各项基建与应用，未来可以包括老败在前面设想的“国家经济数据直报系统”等等。这些领域或者能够直接带来财富增量，或能够极大提升社会管理效率，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生产成本，使以前很多的不可能成为现实。
即使是本身并不直接带来社会财富增值的纯科技创新项目和军工项目也是很有潜力的政府投资目标。因为这些项目中会带来大量新材料、新技术的科技突破，当这些新技术转向生产应用之后财富效益就会喷薄而出。在历史上，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美国核武器研究的“曼哈顿工程”，六十年代的“阿波罗登月计划”都是这方面的典范。在当前现实中，受控核聚变技术，高能激光技术，高能物理研究所需的大型电子对撞机，载人航天工程，探月工程等等都可以起到这个作用。
另一方面， 即使项目内容并不带来显著的技术进步，只要项目成果能为将来的高效生产创造有利条件，也能起到很好的经济拉动作用，比如，各类基础建设工程就是如此。这方面最早的例子应该可以追溯到2000多年以前的“郑国渠”了。派了个名叫郑国的水利工程师跑到秦国去鼓动刚刚继位，年仅13岁的秦始皇修建一条巨大的水渠，本是韩国以“疲秦”为目的的一项计谋。希望秦国因水渠的修建而劳民伤财，元气大伤，不再有能力发动对它国的战争，是在忽悠小孩子呢！确实，在那个工程能力极为低下的年代，在山里凿出一条长达300多公里的引水渠实在难以想象！秦始皇中计之后，修渠工程历经九年的艰苦努力，国力几近崩溃。郑国的间谍身份终于暴露。但秦始皇咬紧牙关坚持了下去。一年后“郑国渠”修建完工，原本干旱贫瘠的关中大地得到渠水的灌溉后顿成千里沃野。疲秦之计成了强秦之策，秦国国力陡增至天下无敌，后来一扫六国，完成了统一。
大力投资基础设施建设也为新中国成立后的经济发展发挥的巨大的作用。并且随着工程技术水平的提升效益愈发显著。比如遍布全国的大小水库，高速公路网络，电网建设，“村村通工程”，“美丽乡村建设”，青藏铁路，港珠澳大桥……。接下来还会有川藏铁路、渤海湾大桥。或许还可以有个 “南方供暖工程”？
正是靠着这些能够为社会财富带来显著增量的政府投资带动。我们在改革开放以来的40年里一次次抵抗住了内、外“泡沫”引发的危机风险，甚至人为的金融攻击。使国内外资本主义经济学家一次次的崩溃预言最终落空。社会经济保持了长时间的高速稳定发展。
创造“社会财富的增量”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关键。“大航海时代”开启了人类社会的“新知-财富增量”循环，同时也伴生了“泡沫-危机”循环。500年以来，人类就是在这两个循环的共同作用下波动着向前发展。“大数据时代”的到来，我国生产资料的部分公有制的现实基础，为缓解“泡沫-危机”循环带来了光明的前景。但生产资料私有制在社会经济中的显著存在决定了经济“泡沫”的形成与形成后的正反馈效应无法彻底避免。因此，真正避免危机的形成必须有赖于政府的及时、有效干预。按照“社会财富的增量”最大化的原则，创新科技与基本建设相结合的行业领域是经济干预的最优选择。让老百姓直接受益的基础建设也会发挥很好的作用。凭借我们生产资料公有制占有较大比重的制度优势，充分利用信息技术发展为社会经济管理带来的革命性的能力提升。我们有望在高速“新知-财富增量”循环的同时避免“泡沫-危机”循环，实现社会经济的长期、高速、稳定发展。
老败 2019年2月于苏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