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庆峰 | 记忆增强与不完全自主性

杨庆峰|复旦大学生命医学伦理研究中心教授、复旦发展研究院研究员

本文原载《探索与争鸣》2022年第6期

非经注明,文中图片均来自网络

自主性(autonomy)是人类增强讨论中一个重要问题,这一问题多在伦理语境中展开讨论。一般认为,由卢梭、康德等学者提出的自主性概念是以自我决定和独立性为根据,其反面是由外在的因素决定自我的状态或行动。如此,根据自我决定程度的大小,本文作出两类划分:一类是完全基于自我决定和独立性的“完全自主性”;另一类是自我决定和独立性受到其他因素影响的“不完全自主性”。维贝克(P.
P. Verbeek)的“不完全自主性”意味着自主性是由技术构建的;朱利安·萨夫拉斯库(Julian Savulescu)的
“不完全的自主性”是一个替代性理解,其内核是认知增强导致自主性增强,即更强的认知能力会导致更强的自主性。对于人类增强问题而言,萨夫拉斯库的理论更为相关。本文试图对两种不完全自主性的理论进行反思,并提出一种基于记忆增强的“不完全自主性”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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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主性讨论基础的变化

尽管我们要承认自主性是增强技术哲学反思中很重要的问题,当前的讨论多少还是忽略了对自主性讨论的基础变化反思。我们可以在维贝克的著作中看到这样的表述。“福柯的自由概念为伦理学理论中常用的自主性的标准提供了一条有趣的替代路径。为了让道德主体尽可能保持纯洁,自主性概念强调‘外部影响’缺失的重要性,而自由概念则认为主体是在与这些影响的交互中形成的。”这是用自由概念取代自主性表达的一种尝试,但并不是基础根据的分析。而我们需要对完全自主性的基础——主体——展开反思。

第一,自主性的讨论始终是以主体认知为基础。在主体意识构成中,认知、情感与意愿相当于基础结构,其他高级的意识行为是在此基础上构成的。自主性概念就是这样一个典型代表。其中理性认知占据了主导,继续分析下去可见判断、推理等思维过程。然而维贝克的分析却主观性地忽略了自主性中的意愿和记忆,因为这些因素无法被证明,无法以线性的方式增强。意愿终究是随心而发的现象。更为重要的是,“记忆附属于认知的记忆附属论”这一前提已经成为这一思考方式的牢固成见,而笔者已经对此进行了较多的批判,为记忆的本体论地位获得奠定了一定的理论基础。从此出发,记忆增强并非隶属于认知增强,而是有着一种独特的实现方式。

第二,主体研究开始出现注重交互主体(以前是先验自我)、注重未来(以前是注重当下在场)转向的迹象。在这样的背景中再来看它对自主性问题的反思,会发现其存在非常明显的局限,需要有一个极大的调整:摆脱主体的纯粹自我、无时间性和超验意义的限制。目前,西方哲学发展呈现的趋势是从主体哲学向交互主体哲学的转变,“启蒙理性变成了社会交往理性;单一的认知主体和以自己自由意志为基础的行动主体变成了交互主体”,这些都意味着主体哲学面临的一些转变,而自主性概念再继续依靠传统的设定来阐述的做法变得无效起来。

第三,对于主体的探讨开始关注集体主体。一种方式是从反思个体开始,提出集体主体的路径。以记忆研究来看,这种反思由社会学家哈布瓦赫(Maurice

Halbwachs)用与个体相对的“集体记忆”概念开启,后来被利科等人发展为带有政治历史场域的“集体记忆”。另一种方式是从主体间性开启的路径。胡塞尔对交互主体性的讨论是一个开端,只是这种讨论还是带有很强的先验主体性,而在后来利科等哲学家的努力下,交互主体性的讨论获得了一个场域,这是主体性哲学无法敞开的地方。场域的揭示使得伦理性、社会性、历史性的维度逐步被呈现出来。交互主体真正获得了一个可能性,从而摆脱先验自我的束缚。

第四,对于主体的探讨越加关心时间性意义上的规定,即重视人类与未来的关系。注重当下的哲学向面向未来的哲学的转变,“我们相信,无论是欧洲大陆的现象学之向伦理学的转向,还是英美分析哲学向伦理学的转向,在人类是否还能有未来这个最为根本的困境面前,技术性的分析会让位于形而上学的本原探求……”这一问题仅仅在当下意义上讨论还不够,还要对未来进行讨论。60多年前,伽达默尔问及了这个问题,而在当前,刚刚逝去的斯蒂格勒恰恰指出,我们无法逃脱被计算的未来命运。这显然是我们必然要面对的问题。在此视域中,诸如具身的(embodied)、生成的(enacted)、嵌入的(embedded)、延展的(extended)成为与科技领域交融的一个表达。

第五,对于主体的探讨开始强调有限性意义,即主体是有限存在。在传统哲学中,诸如意见、过错、无知、有限总是被置于被克服的境地,而更愿去追求真理、完美、无限。而“无知的人” “错的人” “有限的人”之意义被不同哲学家开启出来。

因此,自主性讨论的基础正在发生变化,这意味着完全自主性所依赖的看似坚实的地基正在出现松动。换句话说,需要关注不完全自主性独特的地位。目前,维贝克与萨夫拉斯库的不完全自主性是两种主要的代表性观点。

技术调节:维贝克不完全自主性的基础

由于受到维贝克著作《物何为》的影响,一般人都会有一种印象:维贝克更多地是讨论能动性(agency)而不是自主性。但这恐怕是一个不正确的看法。在《物何为》中,自主性出现的频次多于能动性:能动性出现在6个地方,自主性出现在9个地方。在导论部分,他使用这一概念解释舒尔曼的先验论。“术语‘先验论’(transcendentalism)经常被用来概括古典技术哲学家特别是海德格尔的观点。在我的认识中,两位作者将海德格尔的思想看作是‘先验的’,舒尔曼(Egbert
Schuurman )和库伦(Maarten
Coolen)。在他的《技术与人类未来:一种哲学挑战》中,舒尔曼使用了先验论者这个概念,指那些研究所有体验的先验指向和技术现实性的先验指向,也指那些关注技术的相对自主性及其绝对性倾向的人。”之后,维贝克尤其看重雅斯贝斯对自主性主体的分析。在他看来,雅斯贝斯的哲学就是建立在自主性主体基础之上。“可以确信的是,雅斯贝斯通过讨论其历史学从而相对化了生存的自主性:生存没有固定的本质,其总是变化的,变化的过程在与环境的互动中起着作用,人类从而发现了自身。”在分析人与技术他者关系(alterity

 relations)时,他又讨论到了自主性概念。“在他者关系中技术被经验为准他者的原因是:一方面他们拥有一种独立性,另一方面他们能够在人与技术之间产生一种相互作用。许多玩具吸引人,因为他们拥有明显的自主性。机器人拥有这样的自主性,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与这些技术存在物在‘互动’。例如,自助火车票售票机不但收钱和吐票,也给出建议,提供常规的信息、回应问题,当出现错误时还会提出抗议。”

在维贝克其他著作里也处理了能动性与自主性的关系。“人类意向性是由这些技术共同形成的,因此它们的自主性是由技术调节的。”“道德能动性需要意向性和一些自主性形式——人工物不拥有这些属性。”“相反地,一个严肃对待技术调节的伦理理论不能废除自主性以及意向性概念,因为自主性与意向性的特定形式被用来理解伦理学,并且支持了道德责任的概念。”

在《将技术道德化》一书中,我们也看到了多处讨论。仅在索引部分,“autonomy”这个词就出现了21次,在正文出现的频率是38次。对比他对能动性的讨论,“agency”出现了3次,其中人工能动性(artificial
agency)与道德能动性(moral
agency)是主要的两个使用语境。仅仅从出现的地方来看,自主性明显高于能动性。根据作者“人工物不能构成意向,也不拥有任何形式的自主性,然而需要对道德能动性这两个必要条件进行进一步的分析”。他对康德的伦理自主性进行了说明。“在极端的康德伦理学理论中,或许有这样的标准,关于自由的解读是依据自主性,道德主体需要保持免受外部影响。”他对福柯的自主性概念也进行了分析。“福柯的伦理学路径力图在自主性和支配之间寻找一个中间地带,因为主体的自由是在自我实践与其所处的权力的关联中形成的。”在他看来,福柯的作用是:“福柯的自由概念为伦理学理论中常用的自主性的标准提供了一条有趣的替代路径。为了让道德主体尽可能保持纯洁,自主性概念强调‘外部影响’缺失的重要性,而自由概念则认为主体是在与这些影响的交互中形成的。”他还分析了弗洛里迪与桑德斯在自主性上的看法,“因此,弗洛里迪和桑德斯……使用交互性(对由刺激引发状态改变的反应)、自主性(没有刺激就改变状态的能力)和适应性(基于状态被改变而改变‘规则转译’的能力)”。他们对自主性的理解是建立在主体与他者刺激的关系上,自主性就是不需要他者刺激就可以改变状态的一种能力。所以维贝克基本上接受了弗洛里迪的论证,即以一种抽象等级的方式赋予人工物以自主性的做法,但是他也认为还需要对人工物的道德作出更为广义的解读。在这个理解中,我们看到自主性与自身改变状态的能力这样的规定性联系在一起。所以在维贝克看来,我们需要做的事情是看到道德能动性是建立在一个“不完全的自主性”上,这并非因为自主性存在不足,而是因为道德主体生活在一个技术世界之中,技术世界不可避免地影响到人类的行为。这实际上意味着在道德能动性领域内肯定技术人工物所产生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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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贝克明确提出,在技术语境中,自主性概念是非常有问题的。他在一个关于说服性技术的例子中指出了自主性在说服方法上的作用。“从利他主义的观点出发,需要作出说服某人采纳与多种说服方法花费和其他调节形式相对的可预期形式的行为。从结果论的观点看,需要提出如下道德原则,即对于自主性的尊重(人们是否知道他们被说服)、无害(人们的隐私是否被尊重)、公平(技术对于特定社会群体是否是无偏见的)。”

从维贝克的文本可以概括出两个基本结论。一是他抛弃了完全的自主性概念,而代之以不完全的自主性概念。完全的自主性概念是康德意义上的概念,与道德主体的完全自我决定相关,这种纯粹的自主性概念强调了自我在其中的作用。二是他赞同福柯的做法,用自由取代自主性,这也符合他的内在想法,他需要发展出一种与外在因素有自由关系的模式。

认知增强:萨夫拉斯库不完全自主性的基础

在讨论人类增强时,萨夫拉斯库提出了一个基本的观点,即只有认知能力的提升才是可证明的。这一观点成为他反思人类增强的一条主要原则。“根本上来说,人类可能从生物学上被修正来获得明显更强大的认知能力。除了认知能力的其他心理学的特征可能是不可证明的。”根据他的认识,感情、意志等心理学状态很难被证明,也意味着增强很难在这些领域实现。但是,涉及道德增强这一问题时,他又不得不采取一种还原的方法来确保其原则的有效性。共情(empathy)和自主性这两个问题成为他分析的重点。

在萨夫拉斯库看来,共情是一种能力。这种能力暗含在道德推理、道德决策和道德行动中。这种能力是可以被增强的,比如服用一种“聪明药”来实现共情能力,可以使某人在特定情境下更好地产生同感或者作出相关行动。然而,萨夫拉斯库对共情能力增强的分析却有些问题。他关于共情分析的文章出现在2009年,而科学上关于共情的研究才刚刚取得进展。2018年,神经科学专家蒲慕明提出神经科学应当向共情(empathy)这一关键哲学问题进军,并揭示出其神经机制。到了2021年,科学家已经研究出共情行为的神经环路。斯坦福大学神经科学和行为学系Robert
C.
Malenka研究团队揭示了共情行为的神经机制。他们研究发现,人类和啮齿类动物控制共情行为最重要的脑区当属前扣带皮层(ACC),该脑区与调节情绪和动机行为的丘脑、岛叶、杏仁核和伏隔核(NAc)等多个大脑区域之间存在投射连接并进行信息交流,其中ACC-BLA环路编码恐惧信息的共情行为,而ACC-NAc的神经环路编码疼痛和镇痛的共情行为,它们分工细致,各司其职。此外,共情是一种极为高级的复杂精神现象,它甚至难以借助某种特定的神经能力来实现。所以利用某种特定的药物来增强同感缺乏神经科学上的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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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自主性,萨夫拉斯库等对传统自主观念进行过批判和分析,“根据康德主义者的说法,自主性是意志的一个方面,它不但能导致一个人产生行动,而且它自身也是被导致的”。自主性属于意志,而意志能力的增强是很难证明的。因此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难题,即将自主性转化为可以证明是可增强的。为了完成这种转化,就将自主性还原到了认知层面,用“与……有关”来说明自主性与认知的关系。“自主性与认知的关系一般来说是主动的,更大的推理能力、慎思能力和评价能力,这些能够导致更强的自主性。”萨夫拉斯库等从三个方面讨论了这种关联,即演绎/逻辑能力、理解能力(避免错误信念)和批判分析。他还从附属论的角度将认知看作附属于自主性的东西。“事实上,自主性增强是一个哈贝马斯和其他学者反对的干预性的一个副产品:认知增强。这并不是把自主性等同于认知或者推理能力。而是我们要论证认知与推理能力能够明显地附属于能动者的自主性。”当对自主性的讨论还原到认知时,一切都变得简单起来。在他看来,人类增强本身也存在着可增强的可能性。一个根本的根据是推理能力。“自主性可能通过提升人们的推理能力,尤其是通过认知增强,来实现增强。”

在还原分析的基础上,康德提出了“认知增强作为自主性增强”的观念,并对“作为”的内涵作了进一步的阐述,所谓“作为”是指自主性增强与认知增强有关,认知增强构成自主性增强。他这样做的最终目的是找一个替代性的理解。“我们需要的不是一个自主性的完全考虑,而是一个对于所有简易的自主概念一般方面的替代性理解。”他采用了应用伦理学中发现重叠共识(overlapping

consensus)的方法,并把这种通过重叠共识方法获得的东西称为“自主性普遍的被接受的成分”,而提升这些方面可以提升人们的自主性。“更有用的是,许多观点都以不同方式支持这样的理念:自主性本质上与人们的推理能力、慎思能力和评价能力相关。”但是这种分析还是存在明显问题。“有关”“构成”“等同于”很显然并不是同一个层面的概念,前两者与现象学有关,“有关”可以看作意向性概念的表达;而“等同于”表达的意思与有关的意思形成了错位。

很有意思的是,萨夫拉斯库也将记忆增强作为一个常用的例子。他借助了一些生物学研究的资料,比如关于老鼠记忆增强的研究表明,老鼠的海马体中有一个NMDA受体,其中包括NRl、NR2A、NR2B三种子单元,这三种子单元的发育变化会影响到记忆。其中较多具有NR2B的老鼠记忆能力较强。在另一篇文章里,他将记忆作为一个例子来分析。“在功能论证的路径上,一个人的记忆可能被增强,从一些干涉的意义上来看,他可能更生动地回想起更多的事件(或事实)或者在比以前更加长的一个时间回想起它们。”在他这里,功能路径是讨论记忆的方式,意味着通过增强某些特定能力。而道德能力是指第一层级的道德能力与第二层级的道德能力,前者是一些与道德动机、道德行为相关的某些基本的心理方面,如共情、公平感;后者是反思性的,能够对特定场景进行适当反应的能力。

可以看出,他将记忆看作一种精神能力和神经元的自然属性。他显然没有能够从知识论的角度看待记忆在推理中的基础作用,缺乏了对推理前提的分析。然而,人文哲学思考还是要深入推理的前提和限度之中。“哲学思考存在之意义,其传统方式是以意识或意志的‘意向性’将意义预设为生存的终极目标,置于逻辑上的‘绝对在先’的本原予以审理。哲学因而变成对理性推理的最终前提及其限度的反思。”

基于记忆增强的不完全自主性

如果从知识论的角度探讨记忆问题,就可以明显看出萨夫拉斯库观点所掩盖的地方。上述分析指出,萨夫拉斯库提出这样的出发点:认知或推理能力附属于自主性,更强的推理能力会导致更强的认知能力,因此通过认知增强可以做到自主性增强。这是他对于自主性分析最大的贡献。但是不足也是非常明显的。其一,他并没有对认知的前提——推理——进行更为深入的挖掘,而记忆在推理中被忽视的作用会成为切入口;其二,由于缺乏对前提的深入挖掘,尽管萨夫拉斯库承认了认知附属论(认知附属于自主性),但他并没有意识到认知增强的分析中存在着明显的记忆附属论前提。在克服以上两个缺陷的基础上,发展出一种新的基于记忆增强的“不完全自主性”会成为可能。

在哲学史上,记忆与推理的关系主要表现为附属关系。在以前的思考中,笔者将附属论看成行为构成、内容素材意义上的附属形式。内容素材意义上的附属主要是指被保留的感知内容材料成为推理与认知的基础素材。很显然,如果没有内容,相应的推理就会沦为空洞,这一点在知识论中体现明显。行为构成意义上的附属主要是指意识行为本身的附属,意向分析将呈现出在认知与推理行为中我们可以找到更为基础的、被动的记忆表征行为,这一点在现象学中可以看到。但是近年来,这种附属还表现为功能性的附属,即科学意义上的一种附属,认知、推理与记忆都是一种大脑机能。这三者的差异从学科性质中可以看到,行为构成、内容素材意义上的附属论属于哲学范畴,有着一种“高级—低级”、“基础—上层”与“复杂—简单”的关系,而机能意义属于科学范畴。附属论似乎难以成立,但是这一情况比较复杂:一方面,从价值角度来看,其哲学源头依然延续了上述辩证关系,难以摆脱这种影响;另一方面,从事实角度来说,科学研究指向的不同大脑机能,只是神经机制的不同表征,并没有价值等级的差异。从以上角度看,附属论的确是难以成立的,即记忆、推理与认知是不同的神经机制作用的结果。这种关系中记忆与推理的关系包括以下两方面。

其一,记忆与推理都是一种重要的认知功能。“记忆是基本的认知过程,与推理、感知、解决问题和语言等其他重要的认知功能一样。如果没有记忆,一个人将无法思考。因此,哲学家坚持声称记忆是人的标志。”这种功能主要指信息的保留能力,这是记忆内容角度的规定。

其二,古代、当代哲学中有着相类似的看法,即记忆在推理中起着重要的基础作用。从归纳推理本身来看,记忆在其中的作用表现得非常明显。对于归纳推理,哲学家很早就指出其有助于从特殊获取一般。如亚里士多德就是典型的代表。亚里士多德在分析这一问题时提到了记忆这样一个因素。“因此,记忆来自知觉,我已经说过,经验来自同一个物体的许多经验;因为多重记忆构成了一个单个经验。艺术与知识的起点来自经验,或者来自居于灵魂的整体普遍性,也来自他们中的相同者一起伴随的东西。如果它关注生成,它将成为艺术之一;如果它关注存在,它就成为知识之一……当第一个相似对象停止运动,可能在灵魂中会出现第一个普遍性。因为即使特定对象被知觉,感知也是关于普遍之物,例如是人类的知觉,而不是某个人的知觉……非常明确的是,起点通过归纳对我们变得熟悉,因为知觉相应地在我们中植入了普遍性。”亚里士多德这个观点让我们获得了一种能力,在特定对象的基础上把握住普遍性,而方式是“知觉把普遍性刻印在我们中”。他的这一观点让我们很容易想到记忆的比喻,记忆是在蜡上面留下印痕。这两个过程极其相似。

约翰·波洛克(John
L.
Pollock)在《当代知识论》中给出了类似的观点。如记忆是知识获得的途径。“我们知识的大部分是通过记忆获得的。”记忆在推理中起着必要的作用。“记忆构成知识的一个区域,其情形和知觉知识以及先验知识构成各自知识区域的情形一样,但记忆对元认识论还有更为普遍的意义……记忆在推理中扮演着必不可少的角色。认识论上对记忆的正确解释必须使这一过程变成合法的。因此,记忆知识的性质在表述可供选择的认识论理论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记忆也是论证需要的前提。“只有正在发生的记忆能够提供论证所需的前提。”记忆是推理必需的依赖之物。“只要我们必须知道一个论证前面的部分没有问题,我们就必须依赖记忆。人们可能情不自禁地试图以下面的方式将这种对记忆用于前提记忆。”此外,动态论证来自复杂的记忆活动。“对推理中记忆作用的反思使我们看到了一幅推理和认识辩护之间关系的完全不同的图画。我们区别了支持一个信念的发生论证和动态论证,并得出结论:只有后者才和对一个信念是否得到辩护的评估直接相关。发生论证只是间接相关,因为动态论证的发生否定者诉诸的是发生论证,并且来自一部分更为复杂的记忆活动。”

可以看出,当代哲学家波洛克重点对推论推理进行了分析,他指出记忆起着必不可少的作用。“记忆在推演中扮演着一个必不可少的角色。当我们按照任何稍微复杂的论证推理时,我们头脑里并非同时出现整个论证。我们分别考虑每一个步骤,并依靠记忆知道我们以某种合理的方式达到那一步。认识论上对记忆的正确解释必须使得这一过程变成合法的。记忆知识的性质在表述上可供选择的认识论理论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基础主义者必须对推理中记忆所起的作用给予解释。面对这一问题,布洛克从“前提记忆”开始进行了探讨。在他看来,记忆所起到的作用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其一,记起推理过程中的每一个步骤,如果记不起这些前提,那么记忆就无法为一个论证提供前提;其二,必须回忆起存储在记忆中的信念,如果回忆不起它,那么就无法辩护新信念。如果碰到了不正确的记忆,那么也是有办法加以解决的。“我们不会因为一个信念来自错误的记忆就不假思索地认为一个人没有得到辩护地持有该信念。如果他没有理由怀疑他的记忆有问题,我们认为他的行为认识不受谴责。即使他记错了,也是如此。”他最终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即在存在好像记得的情况下,可将记忆看作和感觉一样的一个知识的来源。波洛克对推理过程中记忆的作用的分析最终夯实了一个命题,即将记忆作为知识的来源。当然,他并没有止于此,还进一步探讨了当记忆用于推理时,记忆的其他方面发生的作用,比如在动态论证和发生论证中的作用。在他看来,论证必须从P1开始,最终抵达相信Pn,这个论证过程中如果要知道前面的部分没有问题,需要借助记忆。“当我们正在一步一步走到论证的第i行时,我们正在忆起的可能不超过第i-1行。在那一点上,只有记忆能够证明该论证前面的部分没有问题……前提记忆证明了Pi-1,然后我们从Pi-1推出Pi,这就是我们开始相信Pi的辩护。”

乌迪也在《知识论》一书中谈到了记忆在推理中的作用。“很明显作为一种心理能力,我们的记忆是信念的来源。而这是在记忆存储它们,以及使得我们能够回想起它们的意义上成立的。它也使得我们在推理中利用我们的信念来使用前提。当我们使用记住的原理来解决数学问题时就是这样做的。”乌迪的分析主要是用来说明记忆在什么意义上是信念的来源。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他指出是记忆起到了原理或者信念存储屋的作用。这实际上是记忆最原始的一种功能表现。

上述三位学者从不同角度指出了记忆在归纳推理、论证推理和一般推理中的作用。这些分析直接指向记忆作为推理的阶段性前提的观点。而这也恰恰说明记忆附属论观点对于这些人的有效性。

结语

综上所述,本文完成了增强技术与不完全自主性关系的讨论。笔者的核心观点是存在着第三种不完全自主性的形式,即基于记忆增强会有新的不完全自主性的类型。要澄清这一新的不完全自主性的形式,需要对比维贝克的基于技术调节的不完全自主性,以及萨夫拉斯库的基于认知增强的不完全自主性等两种不完全自主性的类型。基于记忆的不完全自主性并非仅仅是技术维度的,它更多是由人类增强的科学进展以及技术共同揭示出来的。这一概念的提出很大程度是在批判萨夫拉斯库基础上发展出来的。萨夫拉斯库分析了神经增强对于自主性的影响,他认为认知增强能够实现自主性增强。该观点背后隐藏的东西需要被进一步揭示出来,也就是认知增强中记忆维度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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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这一维度的分析与揭示并不仅仅是展示一种理论诠释,而是有着记忆哲学的总体考量。记忆哲学需要完成对“理性推理的最终前提及其限度”反思的任务。此外,记忆哲学也需要完成对记忆附属论的反思,通过这种反思揭示出记忆应有的本体地位。所以,记忆增强导致自主性增强也有其记忆哲学根据,而不仅仅是认知能力改变的一个结果。

最后,还需要通过记忆科学技术的进展分析呈现出记忆增强的可能性以及后果。目前在记忆增强方面的研究已经有许多成果,比如增强工作记忆。大脑皮层有种物质(乙酰胆碱)与认知功能有关。科学上可以通过两种方式刺激这个区域的乙酰胆碱物质。一种方式是通过药物刺激,比如胆碱能激动剂和乙酰胆碱酯酶抑制剂可以增强认知功能;另一种方式是对某个特定区域进行电刺激,比如对基底核(NB)区域的电刺激增加了猴子在执行空间工作记忆任务时延迟期的背外侧前额叶活动,扩大了对刺激的选择性。这项研究表明,前脑胆碱能的刺激增加了前额神经活动,这种神经调节可以改善认知表现。再比如Science的一篇研究报告指出,从红景天(rhodiola
rosea)中提取出来的一种活性成分、天然化合物可以改善大脑功能,提高记忆力。这种物质是“阿魏酸二十烷基酯”(植物酯类,ferulic
acid eicosyl ester,
FAE-20),能够有效提升认知能力,尤其是提升海马区CA1神经元的兴奋性以及记忆力。此外,合成FAE-20已经成为可能,合成的FAE-20还可以“改善成年果蝇与年龄相关的记忆衰退,以及遗传因素导致的年轻果蝇早期记忆功能的丧失”。这一研究成果无疑从科学上强化了先前的观点,即基于认知增强的不完全自主性。

科学上的进步已经将道德增强的问题带向一个新高度。正如萨夫拉斯库所说的神经技术的进步带来了道德增强的可能性。然而,我们更要看到这种增强背后的实质。以往的争论从根本上看是价值规范与经验事实矛盾的表达。保守主义强调技术会侵犯自主性,这是一种规范性的话语范畴。他们对于不完全自主性是不会接受的。然而,从事实角度看,技术正在带来一种新的变化,人类的自主性及其道德行为由现代技术构建而成。而越来越多的哲学家意识到这一变化。从神经增强的角度看,神经刺激的多种类型,如光电刺激、药物刺激等无疑显示了经验科学上的进展。意识到这个争议背后的实质很重要,它能够使我们在对待道德增强时产生更为理性的态度。如果是这样,最终一种可能性就展示出来了——科学分析与哲学分析为不完全自主性提供了两个相辅相成的支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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