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莫言事件”谈谈如何辨析西方文学中的“政治正确”

  近段时间来，莫言又在网络上火了一把。莫言之所以火的原因，源于其关于“文学艺术永远不是唱赞歌的工具”这类言论。莫言说，文学艺术就是应该暴露黑暗，揭示社会的黑暗，揭示社会的不公正。包括揭示人类心灵的阴暗面，揭示人性中恶的部分。

  莫言的这些言论，其实涉及到文学创作批判精神这一话题。由于莫言获诺奖的身份背景，一些人将这些言论上升到了中西方文学创作标准以及创作生态等高度。在一些人眼里，西方言论自由，文学的确承担起了揭露社会黑暗面的功能，而莫言获奖，也正是因为其作品揭露了社会的阴暗面，似乎揭露社会阴暗面成为了文学创作的一个标配，而西方文学则成为了这一标配的圭臬，甚至有人将之称为“文学的良心”（观网网友语）。这实际上是一种非常偏执甚至可以说蒙昧的观点，因为它片面曲解了文学创作关于批判精神的本质内涵，同时遮蔽了西方文学看似批判底下的“政治正确”的本相，以及由此衍生出的一些虚伪的文学审美评判的双重标准。这里就这一问题，简单说几句。

   1、关于文学创作中的批判精神问题

   首先，应该肯定的是，批判精神是文学，特别是现实主义文学的精神内核，是推动社会发展进步最基础也是最坚实的审美力量。但是，文学作品中的所谓批判精神，从来就不是简单的，机械的批判，更不是毫无来由的揭露甚至诋毁、抹黑，而应该是一种否定与肯定的理性梳理和超越。事实上，在整个人类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光明与黑暗，进步与堕落，正义与卑劣，等等，总是同时存在，并且最终必是光明战胜了黑暗，否则人类社会无法进步，也发展不到今天。因此，真正的文学作品，应该是对具体的社会发展进程所作出的理性的肯定与否定的审美评判，是对人性深度和精神追求的理性概括，是对人类发展历史文化审美的理性扬弃。任何忽视这两者因素，一味强调所谓的批判，都无法达到文学本质意义上的时代高度和深度。事实上，正是基于这些因素，关于文学批判的主体、客体、定位、形式等等，在东西方的文学界，一直存在着诸多的争议与研讨。简单将文学的批判归类于揭露社会的黑暗，是一种机械文学论。

   2、关于西方文学中的“政治正确”问题

   很多人都有一个观点，认为文学与政治无关。但事实上，文学从来离不开政治，特别是所谓的现实主义文学，与政治息息相关。西方文学也不例外，并且，随着社会的变迁，西方文学价值评判标准越来越陷入“政治正确”的泥淖而不能自拔，严重污染和扭曲了文学自身的价值。如果说上世纪中叶以前的西方文学作品，多少还能保持一些所谓的文学的独立性外，那么，二战之后两大世界政治军事集团（华约与北约，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形成与对垒，则将文学不可避免地裹挟其中。苏联解体，社会主义文学价值体系严重溃败，也导致西方资本主义文学价值观甚嚣尘上，膨胀一时，政治正确越来越与文学价值混为一体，这导致西方的文学批判出现了某种既独特又变异的极端现象。一方面，西方文学打着言论自由的噱头，看似揭露了不少西方社会的黑暗面，但实际上不过是隔靴搔痒，避重就轻，甚至根本就是粉饰太平。因为这种批判从来就不涉及对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批判与质疑，恰恰相反，甚至千方百计为资本主义制度涂脂抹粉。因为在西方的文学价值观中，西方的社会制度已经成为一种不容质疑和挑战的“政治正确”，一切的社会阴暗面，都不是社会制度的问题，而成为某种纯粹的“人性”的问题。而与之相反的是，另一方面，诸如像中国这样的国家，一旦出现某种所谓文学意义上的黑暗面，则必将上升到社会制度意义上的审美批判，必将是所谓威权体制导致的“恶果”，是集权制度的牺牲品，如此等等。这种极端的双重标准，其背后反映出的是西方某种虚伪的、傲慢的社会整体价值观在文学领域的折射。

  3、如何辨析西方文学作品中的“政治正确”

  这里就美国一部叫做《无依之地》的电影做简单的具体分析。之所以选择这部电影，是因为这部电影据说得了很多很多大奖（奥斯卡等），并且广为受赞，有一定的典型性。大意是说2008年金融危机下，美国一名女子无力独撑生活。为了将生活成本压到最低，她不得不加入“游牧一族”，即以厢式货车为寄居的一个群体，开始了一边打工、一边以车和公路为家的生活。一路上，她和许多厢式货车寄居者相遇、相识，彼此帮助，并缔结了友谊，而最后，当她有机会摆脱这种生活时，为了所谓的爱和帮助更多的人，她选择了继续做“游牧一族”。

  应该说这部电影在表现手法上是成功的，但在内容安排上则显现出非常荒唐可笑的“政治正确”。这部影片改编自美国女记者杰西卡·布鲁德的一部纪实小说《无依之地：在21世纪的美国生存》，主要背景是2008年美国的金融危机。这种社会背景的实质是，随着美国社会财富日益被少数富人高度掌控和垄断，社会贫富差距越来越悬殊，社会阶层分化日益突出和严重，当这一社会矛盾激化到一定程度时，注定有一些群体必将被边缘化甚至被淘汰，成为社会制度的牺牲品。

  显然，社会制度理应成为该部电影最主要的一个批判内容。但是，该电影为了“政治正确”，不仅完全规避对社会制度的触及，相反，使用诸多手段为美国社会制度涂脂抹粉。这里简单说三点。

   一是对美国主旨文化的强化性宣传。自由是美国文化的主色调，也是美国人引以为傲的资本，更是一种政治正确。该影片为了突出这种政治正确，不惜借他人之口，将女主角无奈的“流浪”选择描绘成“美利坚的幸运儿”，因为美利坚是一个自由的国度，是自由的乐园，她可以在美利坚任何地方自由地行走，可以去裸泳甚至在野外方便，却全然不顾女主角之所以加入“游牧一族”，不过是被迫为了降低生活成本的无奈之举。自由当然是珍贵的，但如果自由成为无奈的遮羞布，那就是对自由的亵渎。这种刻意的手法显然是一种政治操作。

   二是对社会矛盾的刻意淡化和规避。女主角以及更多的人们加入“游牧一族”的根本原因在于社会制度的不公所致，因为“游牧一族”终究是一个被边缘化，被抛弃的群体。但影片为了淡化这一矛盾，刻意将叙事的重点放在对这一群体自强不息的渲染之上。影片中的人们自强自爱、互帮互助。他们热爱生活，热爱自然，他们可以去裸泳，去谈论诗歌，去观赏天文气象，但唯独不去对社会不公进行质疑（哪怕是一点点），即使当他们感觉到自己被“社会所抛弃”，也仅仅是呼喊“我们必须互相扶持帮助”，而不是去对社会发出质疑的声音，更甭谈去反抗了。这种操作显然也是一种政治正确（美国的制度哪能去质疑呢）。

   三是对社会矛盾“人性”式的转移与模糊。这部电影通过“游牧一族”团结互助、友爱助人等行为的描述，着重渲染了某种所谓生命“共情”的存在价值和意义，其中，“帮助和服务他人”成为电影渲染的生命存在价值和意义的重点内涵。特别是影片的最后，为了突出这一内涵，原本有机会结束“游牧一族”流浪生活的女主角，为了爱和帮助他人，选择了继续流浪。表面看，这是非常唯美的一种人性的善举，但实际上其背后依然是一种避重就轻的政治操作，其目的依然是为了规避美国社会无法解决的社会阶层分化这一矛盾痼疾。

   一个非常明显的事实是，无论“游牧一族”怎么有爱心，或者女主角怎么“愿意去帮助和服务他人”，其本身永远无法消除自身作为“游牧一族”这种边缘化群体的存在，只有也唯其只有从社会制度意义上去解决问题，服务社会，“游牧一族”才有可能从边缘中解脱出来，生命的“爱心”价值才能得到真正的实现。事实上，也只有从社会制度上去建立一个公平公正的社会，生命存在的价值和意义才能得到真正的尊重和肯定，这包括对人的生存权利的肯定，尊严的肯定，道德价值的肯定，自由的肯定，以及因此对开放的心灵和开放的社会的肯定。

   当无法从政治等社会层面去解构或者解决文学审美问题时，便毫不犹豫转嫁到“人性”的审美叙事（批判）上，这已成为西方文学创作的一种常规操作。而这种操作的背后，则隐含着一个非常虚伪、傲慢的审美逻辑，即西方的一切社会问题都不是制度问题，而是 “人性”问题。

   长期以来，文学与政治一直是个争论颇多的话题。文学作品当然不应是政治的传声筒，但也从来不能脱离具体的现实环境在自我臆想中孤立存在。任何文学作品都是建立在创作者的世界观、价值观的基础之上，并且总是依托于某些具体的、特定的社会环境而衍生，因而都具有非常明显的艺术导向性和社会指向性。西方文学看似自由，实则无时无刻不被“政治正确”所裹挟。正确认识西方文学的虚伪与双标，显然有助于我们建立健康、全面的文学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