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格斯滕：中美应通过“功能性脱钩”，实现“有条件的竞争性合作”

6月25日，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举办了“中美关系何处去？”视频研讨会，主要讨论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PIIE）创始人、知名经济学家弗雷德·伯格斯滕先生的新书《美国和中国：谁会是未来全球经济领导者？》（The United States vs. China: The Quest for Global Economic Leadership）。他在书中提出了一个关于中美关系的新观点和新定义——有条件的、竞争性的、合作性的关系(conditional competitive cooperation）。

伯格斯滕（C. Fred Bergsten）先生曾任白宫国安会任基辛格经济事务顾问和美国财政部负责国际事务助理财长。他担任PIIE所长达30年，作为研究国际经济学的学者与中国关系匪浅。在研讨会上，他作了主旨演讲，并对中国专家们的评论作了回应。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学术委员会主席余永定，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山东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张蕴岭，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主任吴心伯，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美国研究中心主任黄益平等参加了讨论。研讨会由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乔依德主持。下面是伯格斯滕先生发言的记录稿。

 非常感谢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能够举办这次的研讨会。我认为，在中美两国关系不是十分友好的情况下，我们这样的专家学者亟需保持密切的联系，并努力提出改善局势的新想法，像今天这样小范围讨论的形式再适合不过了，会议十分合时宜，我们对此非常赞赏。

 我想先说一件事情，上周在日内瓦举行了WTO（世界贸易组织）的部长级会议，美国和中国在会议上达成了一项协议，使这次会议得以圆满成功。如果没有放弃疫苗的生产专利，世界各地的众多发展中国家将无法开始生产疫苗。同时，这也是对WTO的一次重大考验。如果没有这项协议，整个部长级会议可能就会失败。相反，这至少在恢复WTO的信誉和加强世界贸易体系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功。对我来说，这是中美合作一个非常积极的案例，因为他们是决定性的谈判者，所有与会者也都同意这一点。正是中国和美国展示了共同的全球经济领导力，使WTO部长级会议取得成功，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世界贸易体系的建设。换句话说，这是相当可行的，是很有可能的。尽管双边关系中存在种种困难，但两个经济超级大国能够在开放和合作的世界经济中，在追求各自的利益的同时达成一致是令人寻味的。这也为我正在讨论的全球经济领导地位的竞争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背景。我的书得出了三到四个相当简单和直接的结论，并提出了一些政策建议，也十分乐意听到各位的一些评价。

 第一个结论，就是尽管在某些方面仍然存在争议，但是大家都认为现在中国在全球经济实力方面与美国大致相当。书中有一章对中国和美国的一系列经济变量进行了比较，得到的结论是：就GDP而言，两国没有太大区别，无法说明谁大谁小；在半导体的生产上也没有太大区别,这对两国具有深远的影响。对美国而言，是自从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100年以来，对其经济霸主地位的第一次真正挑战；对中国而言，这在某种程度上回到了几百年前其作为世界最大经济体的状态。这就意味着两国需要新的思维，来对世界经济产生更加深远的影响。中国自然而然地发展，并且几乎快赶上美国了，理应想要寻求、也值得成为全球经济领导中的关键角色，成为世界经济管理者之一，引领世界经济的持续繁荣和稳定。

 这是一个历史性的变化，它也引发了两个关键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崛起的中国和现在的美国之间的传统对抗，这就是著名的“修昔底德陷阱”，我的书中也从经济层面中提到了。并且，我们已经有一场贸易战了，修昔底德陷阱意味着新兴大国和现有大国之间可能会发生真正的战争。我认为在经济层面上是可以分离的，我们已经有了一场贸易战，而且情况可能会变得更糟，两国之间可能会有更广泛的经济冲突，甚至可能会有一场新的冷战，或者出现更糟的情况，现在的情形预示了这些风险。

第二个问题，就是对我们已经从中受益、大约维持了75年的全球经济秩序的挑战，在我的书中也重点关注到了。它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创建的，并且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美国的领导。但现在，随着中国的发展越来越接近美国，美国再也无法独自发挥领导作用，十分有必要与中国合作来共同领导世界经济的发展。但问题在于，美国是否能够像过去一样发挥重要的领导作用，中国是否准备好承担这种领导角色？当然现在中国的能力似乎表明这是很有可能的。我在书中将此称为“金德尔伯格陷阱”，因为历史学家查尔斯·金德尔伯格（Charles Kindleburger）认为，20世纪30年代发生的经济大萧条就是由于当时代全球经济领导地位未能成功地从英国传递到新崛起的美国。当时，英国人已经无力领导全球经济，但是就像金德尔伯格认为的那样，当时的美国还没有准备好承担领导责任。20世纪20年代末和30年代初，美国经济开始衰退并呈螺旋式下降趋势，世界贸易减少了一半，无人救助无力偿还的贷款人，世界陷入了大萧条。所以，随着中国逐渐成为世界经济中与美国大致相当的强国，金德尔伯格陷阱是这种新结构的真正风险。

 现在，一些美国人对中国崛起表明了一种态度，就是美国应该试图遏制中国，阻止其继续发展。我认为这是一个荒谬的想法。从历史和现状我们可以知道，尝试这样做是一件非常愚蠢的事情。有人认为这是一个好主意，我肯定不这么认为，因为这是不切实际的。中国体量很大，生机勃勃，没有其他国家会愿意加入美国的行列来压制中国。特朗普尝试了4年，但结局是失败的。因此，我认为可以完全抛弃遏制或试图压制中国的想法。美国有一些人抱有这样的想法，但这是一条死胡同，是一个可怕的想法。通过我与美国政府和其他美国人的讨论，我在我的书中详细阐述了这一观点。

 如果上述我说的都是正确的，那么书中的第三个主要结论，就是美国和中国至少需要在全球经济问题上找到合作的方式。我们必须认识到，在南海等一些安全问题上，两国将继续存在分歧；在政治和人权问题上，两国将仍然持有一些不同的观点。但即使这是真的，我们也应该能够在经济问题找到切合实际的方式进行合作，能够在更加繁荣、开放的世界经济中，在两国的友好经济合作关系中，实现我们的共同利益。

 这就引出了我的第四个主要结论，也是我想花更多的时间进行阐述并且希望得到评论的地方，就是我所说的“功能性脱钩（functional decoupling）”。中美必须将国际经济问题与南海等安全问题和香港等价值观问题脱钩，这种“功能性脱钩”远远优于中美整体脱钩。即使我们在安全和政治问题上将继续存在分歧，这种经济运作模式将促进我们双方受益，同时促进一个持续繁荣的世界经济秩序的建立。我提到的“功能性脱钩”提议与通常使用的“脱钩”是不同的。当人们说“脱钩”时，他们通常认为是在总体意义上解除美国和中国之间的联系，在所有的领域中应当减少两国之间的联系，从而变得越来越对立。

 我的想法是越过其他领域可能继续存在的问题，功能性脱钩将允许我们在经济领域继续合作。这样做有三个简单的理由。第一，两国相互依存了将近40年，这样相互依存的关系使我们获益。在过去的几年里，虽然我们的经济联系有所减弱，但仍然非常广泛。两国仍然从中广泛受益，我们理应维持这一现状。第二，我认为更大的影响是系统性的，只有美国和中国合作，我们才能建立一个成功运作的全球经济体系。我们两国是两个经济超级大国，世界各地的其它经济体对世界经济的贡献有限。在全球变暖的问题上，在未来流行病的防御上，在开放的贸易体系的恢复上，或是解决像12年前那样的全球经济危机上，两国必须达成一致的想法。如果没有合作，没有美国和中国意见的一致，这些事情都不可能发生，至少不可能有效和成功地实现。但如果能够做到这一点，整个世界都将受益匪浅。事实上，在我看来，如果全球经济体系能够继续促进世界各地的繁荣和稳定，那么第三个好处是对我们两国之间整体关系的溢出效应，这可能是至关重要的。

 面对修昔底德陷阱，近几年的贸易战争和经济冲突使我们整体的关系恶化。这说明两国关系的发展有较大的空间，也是相当可行的。如果我们能恢复经济方面的合作，防止关系恶化，努力利用改善的经济关系来加强我们两国之间的全面联系，并在一定程度上抵消安全和政治方面的困难，那肯定会好得多。

如果这是可取的，这意味着什么？假设我们可以实现功能性脱钩，可以拿什么比喻？在描绘我们的经济关系中，我使用“有条件的竞争性合作(conditional competitive cooperation）”这个术语。从短期来看，可以在完全互惠的基础上减少贸易战。因此，在有条件的情况下，美国应该降低对中国进口商征收的关税。我相信中国也会投桃报李，取消对美国的报复性关税，这将会为我们各自的经济、世界经济和两国之间的整体关系赢得巨大的胜利。这将是长期的过程。

 中国在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代表性仍然严重不足，随着时间的推移，我认为IMF的投票权分布将发生改变。现在，在经济规模、技术进步和其他指标方面，根据我在书中列出的的公式，表明中国在IMF中的代表性应该与美国和欧元区并驾齐驱。这是我们的目标，不仅认识到结构状况的变化，也努力实现我所说的功能性脱钩。

 现在，这一切听起来都很好，但这可能吗，实用吗，是否可行？美国会同意这种做法吗？正如我所提到的，在美国，包括国会在内，两党达成一种强烈的共识，就是认为中国是真正的竞争对手，这对美国来说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应该尽可能对此做出明智的回应。事实上，中国的挑战正在美国推动一些非常有建设性的事情。美国会2021年通过了总额约1万亿美元的基础设施投资法案。由于来自中国的竞争，美国会将很快通过一项新的竞争力法案，该法案将大大增加美国在研发方面的支出，试图加强美国的半导体产业，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中国的挑战。这些都是美国国内需要进行的改革，并且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来自中国的竞争。让美国国内做出这些改革措施，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件好事情。但是，尽管美国对于与中国的竞争有相当广泛的共识，而且也做了一些改革措施，但是我想说的是，对于我们与中国的关系本身应如何发展并没有共识，观点非常多。

 我试图做的，是提出一个可能的行动方案，我认为这将是非常有建设性的。拜登政府没有采取任何计划，也没有对其与中国的关系提出任何愿景。然而，已经有了一种构造，就是允许这种功能性脱钩。拜登总统本人和他的高层人员已经制定了一个由三部分组成的框架，他们称之为对抗、竞争与合作。在上任前他们就计划了这件事，在上任时也强调保留这样的计划。他们还没有真正阐明如何实施它，或者真正的含义是什么。但他们这样做是为了应对气候变化，前参议员国务卿克里一直试图在气候变化问题上与中国进行密切合作。

 正如我所提到的，在日内瓦达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协议，甚至上周的WTO会议也在尝试维持两国之间的全球贸易体系。所以我认为，官方组织已经暗示了我所谈到的美国试图与中国关系发展的方向。应该指出的是，即使是美国对中国态度最强硬的鹰派，也充分认识到在广泛的全球问题上需要合作，如气候变化、流行病，甚至在一些经济问题上的合作。甚至特朗普的政策建议者马修·波廷格也曾官方发言，称必须在这些领域与中国进行合作。所以我认为美国的大门是敞开的，当然没有完全敞开，我们也有相反的倾向，但是我认为美国朝这个方向前进是相当可行的。现在你们可能仍然持怀疑态度，并对出现特朗普重新执政的情况提出疑问。我但愿特朗普不会回来。即使我们在两年或六年后有共和党政府，他们也不会像特朗普一样是保护主义和排外主义的。我认为，他们也会对我所说的事情持开放态度。

 最后，我想向你们提出一个主要问题，希望你们在发言中回答这个问题。我认为，在全球经济问题上，我提出的建议对我们两国来说既是合乎逻辑的，也是政治上可取的。我认为美国至少对这种可能性持开放态度，但我们都需要推动它朝这个方向发展。那么，我的问题是，中国准备好了吗？中国倾向于将跨领域的问题联系起来。一些中国官员说过，中国不会同意在气候变化问题上进行合作，除非双方在其他领域的关系有所改善，这将与我所支持的功能性脱钩背道而驰。此外，我们知道一些经济问题是由于中国的一些政策，例如10年或15年前的货币操纵，以及现在的一些贸易和投资政策，这些政策都引起了美国和其他地方对中国的强烈反对。当然，特朗普是极端版本。因此，正如我所说的，作为领导全球经济的主要国家，当其经济能力开始与美国并驾齐驱时，在这样的发展进程中，为了促进一个更加安全和持久的全球经济体系，中国需要做出一些改变了。

 再次感谢大家，能够给我与大家交流的机会。我期待着你们的答复，十分感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