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伊案被推翻后，法国人想把堕胎权写进宪法

6月24日，美国最高法院判例“罗伊诉韦德案”（Roe v. Wade）被推翻，堕胎权不再得到美国联邦宪法的保护，而转由州一级法院自行裁决。许多保守州之前通过的“触发法案”立即生效，保守阵营顿时欢欣鼓舞，前副总统彭斯在讲话中声称要继续努力将严格限制堕胎的法律扩大到每一个州，前总统特朗普也得意地声称这是“生命的胜利”——如果没有他任命的三位大法官，这次推翻“罗伊诉韦德案”的判决几乎是不可想象的。

相比之下，进步派则是一片激愤，全美各地都爆发了支持堕胎权的抗议示威，现任总统拜登、国务卿布林肯等政要，伯尼·桑德斯、亚历山德里娅·奥卡西奥-科尔特斯等民主党左翼议员，《自然》、《柳叶刀》、《新英格兰医学杂志》等科学媒体、好莱坞明星们甚至微软、谷歌等美国大企业都尖锐批评最高法院的决定。

于是美国在堕胎问题上被撕裂成两半，一边在堕胎问题上比不少欧洲国家都更宽松，另一边则正在大步退回一百年前。

这项判决引发的巨大震荡不仅冲击了美国，也波及到了大西洋彼岸的欧洲，主流中间派、中右派和左翼力量纷纷陷入忧虑。欧洲领导人们丝毫不顾盟友颜面，纷纷谴责美国最高法院的裁决。法国总统马克龙所属的政党“复兴党”（Renaissance）突然声称将要提交一项法案，推动堕胎权写入宪法。

“在其他地方发生的事情不应该发生在法国。”与党主席奥罗尔·贝尔热（Aurore Bergé）一起提出这项法案的复兴党议员玛丽-皮埃尔·里克桑（Marie-Pierre Rixain）在推特上这样写道，“我们必须确保子孙后代享有堕胎权（IVG, interruption volontaire de grossesse）的权利。”

●里克桑宣布正在提案将堕胎权写入宪法 / Twitter

在马克龙的复兴党提出堕胎权入宪动议后，梅朗雄领导的左翼政党联盟“生态和社会人民新联盟”（Nouvelle Union populaire écologique et sociale，下称为左翼联盟）难得地对复兴党的动议表示支持。甚至连极右翼的“国民联盟”（Rassemblement national）都没有对动议公开表示反对，毕竟，在党首勒庞在总统竞选中打造出温和形象和亲近女性选民的姿态后，再去支持大洋彼岸的右翼同道显然心有余而力不足。

国民联盟代理党主席乔丹·巴德拉（Jordan Bardella）在接受采访时无奈地表示：“如果提出这个（堕胎权入宪）文本，我将投票赞成。但这有什么意义呢？”尽管国民联盟内部不乏反对堕胎的极端保守言论，但巴德拉此言仍然暗示了一种当前现实：在今日法国，不存在任何能够推翻堕胎权的政治力量。

仅仅几年前，这样的局面还难以想象，当时复兴党与左翼政党在堕胎议题上并没有太多共同话题，但如今美国最高法推翻“罗伊诉韦德案”后，法国政治正在尝试走向它的反面。

美国最高法院在欧洲大陆投下的阴影

7月2日，尽管距离最高法院的判决已经过去了一周，法国各地大量民众走向街头，声援那些在美国街头抗议堕胎权倒退的示威者。许多法国左翼政党的要员也亲自在街头组织活动，梅朗雄所属政党“不屈法兰西”（La France insoumise）的协调员阿德里安·夸特南斯（Adrien Quatennens）在里尔参加了支持堕胎权利的集会。法共总书记法比安·鲁塞尔（Fabien Roussel）也亲身参加巴黎一场由法共党籍副市长海伦·比达德（Hélène Bidard）发起的街头活动，抗议美国最高法院的决定并号召将堕胎权入宪。除此之外，马赛、波尔多、南特、勒芒等城市在这个周末也都爆发了约计三十余次的示威活动。之前一天，瑞士伯尔尼、苏黎世、德国柏林，以及早前的卢森堡，也都爆发了示威。

●阿德里安·夸特南斯在里尔的集会 / Twitter

●法比安·鲁塞尔在巴黎的集会 / Twitter

比示威更能引发回响的，是媒体上的激烈讨论。一时间，安道尔和马耳他的堕胎禁令、德国关于推翻规定堕胎违法法条的讨论、法国该不该将堕胎权入宪的争论、意大利法律规定的“医生可以因良心感召而拒绝对患者进行堕胎手术”造成的社会问题等，一并进入了欧洲人的视线。

事实上，自从Politico杂志曝光美国高院推翻“罗伊诉韦德案”草案以来，欧洲支持女性身体自决权的人士就陷入忧虑。大洋彼岸的事情提醒他们，堕胎权的倒退并非耸人听闻。欧洲看似进步，但对堕胎权的保护也没有很多人想象的那么稳固。正如欧洲议会性与生殖权利论坛（European Parliamentary Forum for Sexual & Reproductive Rights）的秘书长尼尔·达塔（Neil Datta）所说，“堕胎权在欧洲并没有像许多公民想象的那样受到保护”。

在欧盟内部，堕胎权的标准非常不统一，有依然遵循帝国时代的旧法律认为堕胎违法但是不对堕胎做出任何处罚的德国，也有马耳他、安道尔公国这样完全禁止堕胎的国家。而可以在怀孕14周内（闭经16周）无理由堕胎的法国，看似已经是欧盟内除了瑞典、荷兰、西班牙外最自由的国家了。

有趣的是，如果单看政治上的反应，反倒是法国对堕胎权反应最为剧烈，而且没有随着时间流逝而消减。德国同为欧洲大国，现任政府“红绿灯”联盟在社会议题上也十分左倾，就在美国最高法推翻“罗伊诉韦德案”的同日，德国刚刚废除了刑法中的“219a”，不再限制医生在公开场合为堕胎手术做广告。德国政界自然也爆发了对于进一步开放堕胎权的诸多讨论，但并没有出现法国那样涉及许多政党与波及全国的示威浪潮，至于立即诉诸修宪，更是法国独一家。

剧烈的反应背后，是法国当下面临的政治僵局与社会困境。

“韦伊法”：来之不易的变革

《十字架报》（La Croix）在6月30日发表了一篇法国前地方法官、持中右翼立场的现国会议员劳伦斯·维什涅夫斯基（Laurence Vichnievsky）撰写的社论文章，反对堕胎权入宪。有趣的是，即便发表平台是代表天主教教会立场的传统保守报纸，这篇文章也没有在女性身体自主权方面置喙过多——毕竟法国的政治气氛与美国还是大为不同。

维什涅夫斯基认为，在美国，即便是维护堕胎权的拜登也并没有要求将堕胎权入宪（此处维什涅夫斯基刻意忽略了美国修改宪法的难度），而是要求在国会通过立法来确定女性的堕胎权利。这种不依靠个别大法官而依靠立法机关通过的成文法案，法国早就通过“韦伊法”（Loi Veil）实现了。

维什涅夫斯基提到的“韦伊法”，全称是《1975年1月17日关于自愿中止妊娠的第75-17号法律》，用发起者西蒙娜·韦伊（Simone Veil）的名字命名，韦伊是时任卫生部长，这项法案起初以五年为期限试行，但在1979年通过决议，无限期实行直至今日。

●西蒙娜·韦伊 / 网络

但“韦伊法”的诞生并不像《十字架报》刊文所说的那样轻松，该项法案在当年并没有得到德斯坦总统（Valéry Giscard d'Estaing）所属的多数派政党“共和国民主联盟”（Union des démocrates pour la République）的支持，甚至一度遭到十分尖刻的批评。曾经在韦伊之前当过半年卫生部长的共和国民主联盟议员让·福耶（Jean Foyer）甚至表示：“距我们在法国看到这些‘屠宰场’的时候已经不远了”。最后只有约三分之一的总统多数派议员给这项法案投了赞成票。如果不是因为总统多数派在之前1973年立法选举中被大大削弱，支持法案的左翼各党派相比1968年的国民议会获得了更多的席位，这项法案根本是不可能通过的。

而且，“韦伊法”也是法国女性数十年的不懈斗争赢得的一个基本成果，远非最后的胜利。

在维希法国时代，堕胎是危害国家的重罪，协助他人堕胎也是重罪，玛丽-路易丝·吉罗（Marie-Louise Giraud）因为提供了二十余次堕胎服务而被送上断头台。即便在维希法国倒台之后，堕胎在法国也仍然是禁忌。直到六十年代，各种左翼运动风起云涌，支持避孕自由化的声音逐渐壮大，堕胎权的讨论才逐渐进入公众的视线。

真正让法国社会对堕胎自由的支持率得以飙升的，是1971年的《343宣言》（Manifeste des 343）。这项由著名女权主义者波伏娃起草、343名女性联署的宣言，铿锵有力地喊出：“我宣布我是她们中的一个。我宣布，我曾经堕胎。正如我们要求免费获得避孕用品，我们要求堕胎的自由。”这份宣言发布之后，法国公众对于堕胎自由的支持大涨，并直接影响了“韦伊法”的提出。

●《343宣言》及联名名单 / 网络

法案通关后的几十年，“韦伊法”还在不断被修订，堕胎权的争夺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直至1982年，堕胎费用才进入医疗保险的报销范畴，直到1993年，堕胎才在刑事上非罪化，2001年，议会决定将“韦伊法”此前规定中合法堕胎的时间从10周延长到12周，到2022年又延长到14周。“

曾经，“韦伊法”和“罗伊诉韦德案”都是自由的代表。但如今，当法国人遥望大洋彼岸，会发现极右翼在美国的影响力并没有随着特朗普下台而消散，而推翻“罗伊诉韦德案”，或许只是一个开始。正如《大西洋月刊》刊文所说，“美国的决定也给法国人带来了寒意”。在距离法国更近的东欧，欧盟内最保守的执政者之一欧尔班仍然高票连任匈牙利总理，他的右翼政府一直希望通过设立更多门槛和禁令来限制堕胎。而长期在波兰执政的“法律与公正党”（Prawo i Sprawiedliwość）则制定了极其严苛的法律限制堕胎。在意大利和西班牙，极右翼保守主义政党都在快速崛起，他们对堕胎权也十分敌视。

反堕胎者“有一个国际战略，它延伸到了欧洲和法国”。妇科医生丹妮尔·高德瑞（Danièle Gaudry）对《世界报》这样说道。

法国的国内情况的确也没有那么顺利，即便有法律保障，但根据大量媒体的报道，堕胎医生的数量正在逐年递减，大量医生行使“良心条款”（韦伊法允许医生可以出于良心拒绝进行堕胎手术）。

法国基层社会医疗资源的荒漠化也带来了在堕胎权上的地域不平等问题。根据《世界报》的报道，在法国上卢瓦尔省、阿尔代什省、艾因省和上索恩省，有超过40%的堕胎女性在其居住地区以外堕胎；在另外15个省，有超过25%的堕胎女性进行跨区域堕胎。而根据法国新闻广播电台（France Info）的报道，中央-卢瓦尔河谷大区有9.2%的堕胎女性跨越大区去别处进行手术。

真正让法国人紧张的，还是89名坐在国民议会中虎视眈眈的极右翼议员，2022年的立法选举中极右翼的“国民联盟”得到了有史以来最好的成绩，而在国民议会的主席团选举中，“国民联盟”竟然有两名议员被投票选为副议长（总共有六位副议长），这引发了法国政界的震荡，同时也进一步激发了公众对于极右翼攫取更多权力的恐慌。

对于美国来说，保守派在最高法院的崛起扼杀了堕胎权的保障，而在法国，许多人也害怕极右翼的快速崛起会在立法机关带来越来越多的倒退。“我们害怕倒退和法律的不执行”，面对极右翼的崛起，丹妮尔·高德瑞这样表达担忧。

讽刺的是，这次“堕胎权入宪”的操盘者，马克龙的复兴党，在6月29日投票选举国民议会办公室（Bureau de l'Assemblée nationale française）成员的过程中，被认为支持了勒庞的“国民联盟”。总统多数派与极右翼在副议长人选上的妥协引发了许多人的强烈不满。毫无疑问，这种不满和对美国推翻“罗伊诉韦德案”的抵触情绪混合在一起，是推动法国政界和社会反应如此剧烈的催化剂。

从冷漠到左右逢源：未来五年政局的一角

提案推动进一步保护堕胎权并不是第一次出现。2018年，“不屈法兰西”的议员曾提出要将保障堕胎权纳入宪法条文；2019年，五十名左翼议员共同提出一项动议，提议将保护堕胎权的内容写入宪法；2020年末，针对“韦伊法”的延长怀孕期限的改革也在国民议会反复拉锯，最后艰难将合法堕胎的期限从12周延长到14周。不过当时马克龙及其政党对这些提案的反应可以用冷淡来形容。

“没有必要制造恐惧。”刚刚被选举为国民议会议长的复兴党籍议员娅埃尔·布朗-皮韦（Yaël Braun-Pivet）在当时这样说道。

对于马克龙及其政党态度的一百八十度转变，有许多不同的理解和解读。但都不能忽略眼下法国复杂的政治僵局。

2022年立法选举选出的国民议会，其格局呈现出法国第五共和国政治史上难得一见的混乱局面，号召让人民选举自己为首相的极左翼政客梅朗雄携带着一个不团结的左翼联盟，其中的各左翼党派唯恐被梅朗雄自己的政党“不屈法兰西”劫持，并不赞同在选举联盟的基础上建立议会中的单一党团，这就让“国民联盟”成为了最大的反对党。而马克龙自己丧失了绝对多数，多位部长被迫辞职。本来他可以与意识形态颇为相近的传统右翼共和党结盟，但是共和党内部四分五裂，在许多议题上无法达成统一，也无意与马克龙结盟共组政府。

●2022年立法选举后的国民议会 / wikipedia

对于马克龙来说，与左翼结盟是致命的，双方不仅在欧盟议题上难以达成统一，左翼各党派在养老金改革、税收制度、财政政策、劳工权益等议题上几乎都与马克龙唱反调，如果在经济政策上接近左翼，必然会导致大量选民流失，危及自己的基本盘。

而“国民联盟”不仅拥有比共和党更多的议席，在玛丽莲·勒庞对自己的极右翼主张进行了大量稀释和温和化之后，也不再像之前那样在经济政策上反对马克龙所代表的新自由主义政策，尽管她种族主义、反移民、反进步意识的底色仍在，但不再是马克龙推动经济改革的阻挠。所以在副议长的选举中，在议会只有89席的“国民联盟”，其两名候选人却各自得到了290和284票，毫无疑问有大量复兴党和共和党的议员为勒庞的人选投了赞成票。总统多数派与共和党的联合候选人也没有得到“国民联盟”的反对。

面对左翼的指责，复兴党的主席奥罗尔·贝尔热声称不把国民联盟完全排除在外的原因是不能让“数百万法国人在国民议会中不应该得到代表”，但梅朗雄等左翼政客仍然认为这是复兴党-共和党-国民联盟所缔结的反左翼联盟。梅朗雄在7月3日于个人博客上愤怒地写道，对左翼联盟的妖魔化以及马克龙主义者与勒庞的结盟“为国民联盟提供了通向权力的道路”。

“马克龙不能成为2027年的候选人。我们不要忘记，他的党是一个没有任何意识形态凝聚力的联邦，由叛徒组成。”梅朗雄不无忧虑地写道。

已经连任一次的马克龙不能参加2027年的总统选举，但此言更重要的含义是，马克龙的复兴党本来就诞生于对传统左右大党的“挖角”，并没能在基层扎下根，其自身包罗万象的属性在过去五年内已导致不少党员叛逃到其他政党中。在立法选举后，与极右翼的交易也无异于与虎谋皮，马克龙虽然在经济议题上十分右倾，但在社会议题上尚且比较偏左，他肯定清楚，将极右翼拉到舞台上，毫无疑问会对整个法国的政治气氛产生深远的影响。这次总统大选的三强，大概率只有勒庞会参加下次的总统选举，而她现在在法国的人气也十分高涨，如果复兴党的下一任总统候选人不能击败她，法国将会迎来更沉重的政治地震。

●勒庞在2022总统竞选期间 / 网络

也就是在这个背景下，马克龙的复兴党提出了将堕胎权入宪的计划。提出这项动议的时间是6月25日，在国民议会办公室成员选举之前，可以认为是马克龙集团提前向左翼释放的信号，也预示了马克龙将会在经济问题上与右翼和极右翼结盟，而在社会议题上拉拢左翼和极左翼，这不仅是一种试探，同时也是一种平衡。堕胎权就是马克龙集团找到的一个旨在推动这种平衡策略的抓手，通过它可以开启与左翼联盟的对话。

修宪不仅可以让梅朗雄对第五共和国宪法持之以恒的攻讦失去根基，还可以高调展示法国在社会进步上的成就，更重要的是压制极右翼在文化、社会议题上的声音，在利用极右翼的同时削弱他们在社会议题上的极端性，勒庞在这几日面对相关问题的手足无措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如果堕胎权真的可以写入宪法，极右翼就算在下一届总统选举中拔得头筹，也无法轻易动摇“韦伊法”（尽管他们如今再三重复自己不会反对“韦伊法”），不仅是马克龙，左翼各党派也同样看到了这一点，所以在复兴党转向后纷纷表示支持。如果可以用这个议题，与左翼联盟，尤其是和那些左翼联盟中非梅朗雄派系的政党找到一些合作的基础，对马克龙日后执政也有诸多益处。

但同时也应该看到，马克龙对此事仍有保留。因为按照法规，修宪的两种路径中，议会党团提出的动议只能诉诸全民公投，只有马克龙政府提出的修宪动议才能召集两院大会，但迄今为止，马克龙还没有亲自上阵，修宪动议仍维持在议会层面，尽管复兴党的党主席和总理都大力支持它。已经有许多人认为不该举办公投，比如社会党参议员劳伦斯·罗西尼奥（Laurence Rossignol），因为在公投机制下，正反双方都会有许多发言的机会，而反堕胎者向来更有组织性，“我们绝不能为反堕胎权提供平台！”女性主义作家卡洛琳·福雷斯特 （Caroline Fourest）也在电视上说：“如果我们走公投路线，我很担心。”

马克龙或许是在等待一个机会，等待这个议题可以得到最大效力的机会，才会公开表示支持并召开两院大会。但如果形势不利，他也仍有机会保持沉默。这种走钢丝一般的执政风格或许就是未来五年法国政局的一个切片，在失去了绝对多数又还没有达成联盟协议的情况下，从原理上说只要国民议会的反对派联合起来就可以推翻他的内阁，这也是马克龙为何急于稳住最大反对党国民联盟的原因。事实上他任命的总理伊丽莎白·博恩（Elisabeth Borne）到现在还没通过信任投票——传统上，投票日是7月5日她在两院发表一般政策声明的时候，也即明天。

五年前，马克龙依靠“左右逢源”攫取了大量的政治资源。今日，马克龙依靠“左右逢源”才不至于让自己的执政崩溃，与极右翼的协商并非没有玩火自焚的可能，堕胎权入宪也并非易事。现在仍无法确定“堕胎权入宪”的动议能够为马克龙政府增添多少助力，但可以确定的是，法国面临着极为复杂的政治局势，堕胎权是点燃这堆火焰的一个火苗。而这把火会将法国政坛烧成什么样子，谁也说不准。

结语

堕胎权在美国和法国的政治化道路虽然相似，但并不完全相同。不如说，它们处在两个不同的发展阶段。同为老牌总统制国家，两国都曾深受宗教影响而严禁堕胎，也都曾出台过引领时代的支持堕胎自由的法律。时至今日，它们的体制都已十分僵化，也都在近年面临着极右翼崛起的威胁，只是，在堕胎权议题上，二者终究在2022年分道扬镳。

客观地说，即便将堕胎权写进法国宪法，保证女性的堕胎权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被侵犯仍然是一项十分艰难的工作。尽管法国民意支持堕胎权的水平在欧洲首屈一指，但在许多问题上，比如区域差异、医疗资源空心化、废除“良心条款”（不再允许医生可以拒绝为孕妇提供堕胎手术）方面仍然困难重重。事实上，前两年就是因为马克龙派的冷视，才导致在修改“韦伊法”规定的怀孕时限时没能一并废除“良心条款”。而且不管是在马克龙集团，还是在梅朗雄派系内，都有几位要员被指控有性侵女性的嫌疑，这些事件还在发酵，但暂时仍没得到妥善解决。

“将堕胎写入宪法，可能比大规模投资公共医院，或组建一个关于性暴力的模范政府花费更小。”《世界报》尖刻地批评道。

复兴党的转向有其虚伪、投机的一面，可单从堕胎权问题上说，也有重要的意义。

这几年，与一部分国家保守化浪潮加剧、极右翼呼声渐高同时，另一些国家的堕胎权法律正在出现松动的迹象。智利在2017年放宽堕胎禁令、爱尔兰在2018年通过公投将堕胎权合法化、阿根廷在2020年12月放宽堕胎、新西兰在2020年将堕胎非罪化、墨西哥在2021年通过最高法院的判决裁定堕胎罪违宪。在欧洲，堕胎条件最为宽松的荷兰在今年年初在审议是否要将五天的堕胎“反思期”取消、西班牙的社会民主工党政府也在积极推动更为宽松的堕胎法改革、德国的堕胎法改革已经进入讨论。法国如果真能将堕胎权写入宪法，毫无疑问会与西欧邻国产生共振，并影响拉美、大洋洲、第三世界国家的女性权益斗争。这一切都将在这个混乱且充满危机的时代释放出一个强烈的信号：不是每个国家都与美国一样。

正如平等事务高级理事会主席西尔维·皮埃尔-布罗索莱特（Sylvie Pierre-Brossolette）所说：“美国的决定提醒我们，女性的权利永远不能被视为理所当然，它们永远是脆弱的。因此，我们必须尽一切努力来巩固它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