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莫言的逐臭集丑文学!

作者:徐吉军 公众号:汉唐光辉

目光所至皆为华夏!五星闪耀皆为信仰!《环球财经》前主编徐吉军先生主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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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莫言的文学理论“文学永远不是唱赞歌的工具,讲真话是作家宝贵的素质!”成为舆论的焦点。

那么,莫言的文学批判论到底对不对?

我们有必要寻根溯源,从中国古代文学梳理到今天,比较一下。

通常而言,我们比较熟悉的最早的文学作品是诗经,诗经从各国民间采风,加上宫廷诗篇汇集而成,所以风格不一,有的篇章描述民间生活,有的描述男女相会,有的描述战争场景,有的是政治讽喻,相比而言批判性内容占得篇幅不大。

再看楚辞,屈原因为主导楚国变法失败,隐居于外,心情沉闷,为了抒发情怀,写了多篇诗篇汇集成楚辞。

楚辞作品中,有对国家的期望,有对祖先的缅怀,有对神话世界的想象,有对楚王的劝谏。尽管楚辞的整体风格带着悲伤、无奈、悲壮、愤慨,但批判性内容同样不是主流,而是带有浓浓的爱国情怀。

文学到了汉代,开始流行汉赋骈体文,司马相如、贾谊、东方朔等人是杰出代表。这些人的作品,文学成就极高,文字水平绝世,思想恣意放纵,有多政治的劝谏,但批判性内容依然不多。

太史公司马迁著史记,阐述他的治世理念,创作出了千古名作。史记一方面是史书,另一方面也是文学佳作。不过,司马迁是带有很强的主观色彩去创作的。在《报任安书》里,司马迁写道:“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乃如左丘无目,孙子断足,终不可用,退而论书策以舒其愤,思垂空文以自见。”司马迁是通过“述往事、思来者”来“舒其愤”,毕竟他凭空受了宫刑,不可能没有愤怒和屈辱。

到了隋唐时期,私人修史被禁止,官方修史成为主流,史书基本配合统治需求编著,文学色彩大幅减弱。

唐诗宋词,以及唐宋散文,我们看到流传至今的名篇,普遍都带有积极向上的力量。李白的诗歌、苏轼的诗词,辛弃疾的词作,都带有积极向上的力量。韩愈的散文气势磅礴,正气凛然,即便是被贬官,写的诗依然豪气干云。

杜甫经历了安史之乱,颠沛流离,四处逃亡,即便如此,写出来的依然是“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尽心。”这样的千古名句!

古代这些伟大的作家,无一不是精神强大,文字有力,积极向上的杰出人物!

翻遍中国古代文学史,未见一个终其一生以批判现实,描述丑恶作为使命的文学家。

明朝开始流行小说,名著纷纷诞生,普遍带有政治色彩。即便是儒林外史这样的嘲讽之作,也是以诙谐调控为主基调。即便是金瓶梅这样看似淫靡的作品,作者兰陵笑笑生对西门庆的描写,也没有过度丑化。

清朝蒲松龄撰写聊斋志异,几百篇短篇小说,多是奇闻异志,有部分批判现实的作品,是因为满清的残酷统治实在令人愤恨不已。

李伯元写《官场现形记》,书中出现的那些官僚,昏聩糊涂,卑鄙龌龊,达到极点;他们压迫人民,剥削人民,严酷暴虐,也达到极点。即便如此,文字风格依然非常正常,读起来并无不适之感,往往使人会心一笑。

从古到今,各种文学作品汗牛充栋数不胜数,但能够流传至今的,毫无疑问,都是带有积极向上的力量。

那些愤世嫉俗,痛恨现实的作品,基本上都会断绝流传。因为不符合正常状态下的人类的精神需求。

文如其人,这些名家在写作时,不管写的是什么内容,但内心都带有对人世美好的渴望和期待,所以传递给读者的信息流充满了积极向上的力量。

沙俄爆发十月革命后,诞生了一大批描写革命斗争和卫国战争的文学作品和音乐作品。《青年近卫军》,《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神圣的战争》,诸如此类,都展现了俄罗斯人的坚强和不屈。

到了1980年代,文学创作开始百花齐放,诞生了一大批优秀作品。即便是所谓的伤痕文学,对特殊时期历史的描述,往往也带有积极的力量。阿城的《棋王》,梁晓声的《今夜有暴风雪》,在描写知青生活时,基本看不到刻意的否定,反而充满了积极的力量。

路遥创作了《平凡的世界》,主人公在非常贫穷困难的状态中不断拼搏,求学、务工、挖煤,经历了失去恋人,失去工友的种种悲剧,从不怨天尤人,在贫瘠的土地上奋斗不息,作品传递的是满满的生命力。

贾平凹前期的中篇小说是可以看的,写实主义,并没有太多消极的色彩。或许是人到中年,在工作或者生活中受到了打击,写作风格忽然转变,热衷于此处省略八百字,从此江河日下,写出来的作品粗俗不堪,无法正常阅读。心理扭曲之后的后果非常严重,其女写的屎尿体诗歌,堪称人类文学史上的耻辱。

其实莫言的作品,汉唐在1990年代大学期间就曾经翻阅。当时汉唐还是文学青年,每一部茅盾文学奖获奖小说汉唐都认真阅读过,也曾品评一二。

然而,莫言的作品,汉唐完全接受不了。因为,他的文字风格过于扭曲变态,完全无法给汉唐这种性格的人提供任何有价值的力量。

莫言的文字功底让人钦佩,凝练、传神,穿透力强,对环境对事物对人物的描述极其细腻,擅长精神感染,容易动人心魄。但是,他用最擅长的文字,传递出最阴暗的信息流,这是作品最令人不适的因素。

具体到每个句子,都是非常正常的表达,通篇汇集到一起,却呈现出一个丑恶丑陋罪恶的世界。

1986年莫言在《红高梁》中写道:“高密东北乡无疑是地球上最美丽最丑陋、最超脱最世俗、最圣洁最龌龊、最英雄好汉最王八蛋最能喝酒最能爱的地方。”

这段话,彻底将他的家乡高密市挂在了世界文坛批判丑化的耻辱柱上。不知道莫言有没有向生他养他的土地有过忏悔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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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莫言获奖时,各个专家对莫言作品的评价几乎都是夸他写出了“20世纪最阴暗的中国”,“他描述了一个没有真理、没有常识、没有同情的世界”。

关于诺贝尔奖的颁奖词,莫言的回应是:“历史和现实的结合,这两部分缺一不可,如果没有虚幻,仅仅写实,这部小说没有生命,反之,全是虚幻,和现实中国没有联系,也没有意义。作者的责任,本事就是写出立足现实又超越现实的东西,既是现实生活但同时又高于现实生活,有变形夸张有想象有虚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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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言所有的虚幻都是刻意的丑化,将自己生长的家乡描绘成人间地狱。莫言似乎从没意识到养大自己的不仅只有母亲的乳汁,还有脚下的土地。如此一个只会索取并且不懂感恩的人,怎么可能写出富有正能量的作品?

在莫言的小说中,“丑”的描写几乎贯穿于他的小说的始终,对于“丑态”的描写,有具体写实的,也有抽象荒诞的,更有俗不可耐的。

莫言极其擅长描写刻画丑陋和丑态,所以作品普遍带有浓重的压抑感。

韩愈主张文以载道,显而易见,莫言的作品载着他的道,他的道就是丑道。

通过莫言的作品,我们可以感受到他痛恨他周围的世界,他生存的现实,他生长的乡土,他的父老乡亲,他的乡土风俗。在他的作品中,在莫言的作品中,除了母亲的形象之外,几乎把所有人,包括奶奶的角色也塑造成了恶人。莫言笔下只有一个形象值得爱戴,那就是他的母亲。

这样一种创作风格,你很难相信作者是一心向善心存光明的人。

这样的思想状态是如何产生的,这实在令人费解。到底经历了什么样的人生,才能产生出如此之多的扭曲和压抑。

莫言的作品,汇集八方人性之恶于一体来集中表达,这种令人窒息的创作风格,被评论家美其名曰审丑,实际上是集合丑陋,集丑!

类似于苍蝇追逐鲍鱼之臭,而不闻幽兰之香,是描述中国丑陋一面的集大成者。

实际上,莫言最大的问题是通过他的个人想象构建出一个并不存在于现实中的丑陋中国,不仅误导了外国人认为中国就是如此丑陋,甚至连一些未谙世事的中国读者也为此厌恶中国。

这种虚假的表达,与他自己鼓吹的“文学永远不是唱赞歌的工具,讲真话是作家宝贵的素质”恰恰相反,他的作品在向全世界说谎。

莫言的作品风格,当然适合一部分有特定的精神需求的人去阅读。有些人的人生中经历了一部分丑恶和磨难,对曾经的过去不满或者对现实不满,在阅读莫言作品时能够找到共鸣,当然就会高度认可。一边阅读,一边舔舐着内心的伤痕,一边诅咒着现实,诅咒着环境和曾经伤害过自己的人,甚至诅咒着传统文化和现实。

在莫言兴起的那个时代,丑化中国形象的文学作品层出不穷。总体而言,这段时期集中涌现的以否定和批判为主基调的作品风格,完全迎合了西方贬低中国的政治需求。

实际上,中国有资格角逐所谓世界文学奖的作品非常之多,只不过被西方政治选中了这一个而已。

有人或许不了解或者看不穿诺贝尔奖的评选机制,盲目崇拜所谓的世界大奖。

有必要强调一个问题:在东西方对立的大背景下,在西方国家一直歧视并且敌视中国的政治氛围中,长期以来,诺贝尔奖项的评选在涉及到中国人的时候,都带有极强的政治色彩。

很多人明明看不懂莫言的作品,也感觉不出哪里好,但是因为获奖的原因,就不断对自己进行一个心理暗示:莫言的小说很好,就是我水平差,鉴赏不了。

实际上,莫言获奖,与作品的文学水平无关,只是对中国人的一系列丑化抹黑,迎合了西方踩踏中国人的政治需求。

这个奖项,基本上就是西方施舍的狗粮无疑。

此类逐臭集丑文学,正是美欧对华文化战争的绝佳工具!

在意识形态和文化战争领域,凡是有利于中国健康发展繁荣富强的条件,美欧西方世界一定会设法限制。凡是有利于瓦解消磨中国人民族自信心自尊心的因素,美欧西方世界一定会设法放大。

有些媒体对莫言获奖一事大肆鼓吹,完全不顾作品对中国人形象的否定和抹黑。如果莫言的作品成为主流,就是文化领域的自我阉割,最直接的后果就是自我否定。

所谓诺贝尔奖,再过个十年八年,中国人根本不会稀罕。

莫言的作品,将来一定会被丢进历史的垃圾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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