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军的军功和皇帝的军功，不是在一个评价体系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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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白蔹

•       君王家的名正言顺和财主家的名正言顺不是一回事，君王家所谓名分，是讲不能政出多门，要有必要集权。和血统无关，而是和能力，德行挂钩。最早提出名分观的荀子在《王制》中这样解释：“人生不能无群，群而无分则争，争则乱，乱则穷矣。”李世民和支持他的人认为唐朝有危机，该有一个核心，舍我其谁，这个认识没毛病。

        我国古代的道统观念是贤者行仁政，故有天下。韩愈在《原道》中这样解释：“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改朝换代都要流血，但只要能遵天道行仁政，新主就是天下之主。李世民和唐代士人将其比作周公，说明他的正统性。后人有论及李世民的缺点，也是提到他有违孝悌之道，而绝非认为他缺乏成为皇帝的道统。因为孝悌之上还有天道，大义，社稷。

        判断一个帝王做一件事的动机，不能完全靠捕风捉影，而要他年轻的时候志趣是什么，实际在做什么。比如你认为朱棣是因为考虑名声而不断北伐，这个肯定是错误的。因为朱棣做燕王的时候北伐也是非常频繁的。

  洪武23年，朱棣率军出古北口，打败北元军，收降元将乃儿不花。

  洪武24年，朱棣率军北伐，打败北元军，收降元将阿失里。

  洪武28年，朱棣率军北伐，讨伐野人女真。

  洪武29年，朱棣率军北伐，擒元将孛林帖木儿。

        所以靖难之后的北伐，是之前行为的延续，并不是心虚和作秀，从统治者的角度来说，这种征讨是他比较擅长的，有把握取得胜利的，也是维护国家长治久安的策略。

        李世民也同样如此，他说：“朕以弧矢定四方。少尚威武，不精学业。”他最大的爱好是狩猎和练武。他做秦王的时候他一直在打仗，十四五岁随父亲征，十八岁解雁门之围，十九岁举兵起事，二十岁灭薛仁杲，二十一岁平刘武周，二十二岁攻王世充，二十三岁俘窦建德，二十四岁败刘黑闼。因为他是个马上皇帝，所以即位后对外征伐比较多是非常正常的，没有玄武门这个事，他也还是爱打仗，因为这是他习惯行为的延续。

        李世民本人内圣外王，代表的也是一个集团的利益，这个集团进取心比较强，即使李世民有了懈怠，他麾下的文臣武将也是想打的，会不断劝谏。魏征就上了十思疏，劝谏他不要半途而废，要居安思危。也说明秦王这个集团代表的主要是王朝中下层阶级的利益，他们不胜突厥袭扰和岁币勒索，希望靠战争打败外敌，获得军功的同时，开疆扩土获得封地。从结果来看，当然也是为了国家长治久安。    

您说得有一定道理吧！

我也认为李世民、朱棣等都是一代雄主！

但我还是补充几句，朱棣之前的北伐，和当皇帝之后的北伐，不仅规模不同了，而且意义也不同了！因为身份的巨变，之前是以将领身份，赢了有军功，输了有责罚；而以皇帝身份北伐，是不能输的，如果败了，那输掉的就是皇帝的权威。

将军的军功和皇帝的军功，不是在一个评价体系内。

同理，您列出来的李世民的履历，反而确认了他也是以领军将领的身份，在父亲的领导之下，即便再能征惯战和能力超凡，仍不能成为夺位的理由，而且夺地还是父兄之位。只不过，在您巨大的功绩和威望面前，那些瑕疵被遮盖和故意忽略了，大家也就黑不提白不提了，否则三纲五常，忠孝仁义，这些东西还怎么摆出来。虽然儒家的这些政治伦理，常常被人踩在脚下，但它却实实在在提高了后来者内乱、叛逆的政治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