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不生娃, 小心成高危产妇”: 逼生套路暗含权力共谋？

郭戈 /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社会学系

［导读］春节返乡期间，面对各种“逼婚”、“逼生”，很多年轻人特别是大龄青年颇感压力山大。在中国人口及生育问题出现拐点的背景下，有关高龄产妇的话题开始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本文从权力机制的独特视角切入，认为在医学话语与大众舆论的共同建构下，高龄初产妇不仅面临医学意义上身体高危化，也承受着社会身份的“污名化”。作者指出，高龄初产妇的问题化，不仅基于医学对女性生理特征的注解，也产生于当前社会文化所建构出的性别化规训力量。将高龄初产妇贴上“高危人群”的标签，实际上反映出医学权力与男性权力对女性身体的合力争夺，而在削弱女性身体话语权的过程中，医学与传统性别文化实现了共谋。文章原载《妇女研究论丛》，仅代表作者观点，特此编发，以飨读者。

▍问题的提出

在政府与医疗卫生机构对人口素质和生育安全的强调之下，伴随着中国女性生育年龄的不断推迟，有关“高龄初产妇”的孕产健康问题开始成为引发社会关注的热点。

作为一个常见的医学概念，高龄初产妇是指年龄在35岁以上第一次妊娠的产妇。在医学领域，对高龄初产群体的关注被认为可以有效保障她们的妊娠健康，唤起医患双方协同警惕其在孕产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高危指征，并加强对产妇的医疗监控与介入。在公众的关注与讨论中，高龄初产妇也开始成为大龄未生育女性的代名词，甚至指代了女性推迟婚育的社会现象，成为一种特殊性别文化乃至社会问题的符号。

米歇尔·福柯认为，为了把握某一话语的言说规则与生成机制，研究者应当广泛关注话语的使用者、使用话语的制度场所、知识的形成转化与消失的条件等方面内容。而结合当前公众对高龄初产妇的讨论可知：

该话语的使用者正在由医学专家扩展至社会大众；话语的使用场景则从医学研究与医疗机构被延伸至新闻报道、影视作品、流行文学以及社会大众的日常交流空间；在保留甚至放大其医学意义上“危险性”的同时，大众正通过为该女性群体贴标签的方法将其塑造为一种问题化的社会身份。这些变化都意味着高龄初产妇已经突破了医学话语的单一视野，开始成为多元话语体系中的全新话语实在。在医疗场域之外，高龄初产对中国女性到底意味着什么？有关高龄初产妇的话语是怎样建构起来的？

本文尝试以社会性别为视角，从医学话语与大众话语两方面对关于高龄初产妇的问题化叙述进行梳理，解读其中所隐含的性别意识与权力关系，进而发掘话语生成与运作背后的权力机制。

▍从医学话语到大众话语：高龄初产妇的问题化

对高龄初产妇的医学界定，最早来自于1958年召开的世界妇产科联盟会议的一项决议，决议中将年龄在35岁以上的初产妇界定为高龄初产妇。这一年龄界限后被扩展至同时适用于初产妇和经产妇，并在此后的几十年中开始被应用于妇产科学的知识建构与临床实践。中国医学界普遍认可35岁的年龄标准，但在具体的临床实践上有所下降。一些学者甚至基于对“25-29岁”为最佳生育年龄的认同，呼吁将该标准调低至30岁，在中国颇具影响的本土知识搜索引擎“百度百科”对该词条的解释中，更是明确指称年龄超过30岁才第一次分娩的孕妇为高龄初产妇，这也在无形中扩大了中国高龄初产妇的潜在人群。

围绕高龄初产妇的医学解释主要有两类：一类是对高龄初产妇身体状况的描述，如卵巢退化、染色体异常、产道和会阴、盆骨的关节硬化等；另一类是对孕产过程中的母体和胎儿健康隐患的描述，如产妇可能发生的妊娠合并心脏病、妊娠高血压综合征和妊娠期糖尿病，胎儿可能出现功能发育迟缓等。

这些概念不仅指出了高龄初产妇可能存在的身体衰退特征，说明了母婴双方共同面临的疾病风险，还成为界定高危产妇的关键。尽管该年龄界限是基于对临床数据进行统计学处理后得出的结果，并不代表界限上下群体之间明显的生理差异或涵盖多样化的个体状况。但在生育风险的威慑下，为了确保有效锁定目标人群，年龄依旧是区隔该风险人群的硬性标准。可以看出，医学对高龄初产妇的界定从一开始就是一个问题化的概念，通过对产妇从“高龄”到“高危”的建构，在患者还未进入医疗场域时，它就以年龄为标准将一部分女性群体同时置于身体衰退与疾病风险之中。

然而，现阶段的“高龄初产妇”已经不仅仅是单纯的医学概念。如图1所示，中国医学领域自20世纪50年代末期就开始关注高龄初产妇问题，关注度在1978年后大幅提升，但直到20世纪末，大众报刊才开始对其进行讨论；自2008年起，有关高龄初产妇的大众报道和讨论迅速增加，并在此后数年持续成为热点。而在该概念从医学领域向大众领域的快速传播中，高龄初产妇也发生了词义上的扩展和丰富。大众话语中，高龄初产妇正逐渐成为一个具有性别意识与越轨特征的话语体系。在肯定其所面临的医学风险的同时，高龄初产妇已由可能具有某些病理学指征的医疗对象，被用来指代具有特殊社会经历及个性特征的女性人群，其中包含了“高知女性”“工作狂人”“女强人”“追求生活品质女性”“丁克女性”“剩女”等说法，以及明知自己已不适合生育还要强行受孕的牺牲者形象。相关叙事可被概括为特殊女性群体的“非正常行为”。

 图1：以“高龄初产妇”为关键词的医学期刊与大众报刊篇数逐年变动趋势

在影视作品与新闻报道中，高龄初产妇的越轨特征常常被戏剧化地衍生为导致个人及家庭悲剧的重要因素。例如高龄初产妇在求子之路上的困境与艰辛，由高龄受孕困难而导致的婚内出轨、家庭解体，女性个人所遭受到的来自家庭、社会的身心压力，以及相当多一些高龄初产妇为了顺利怀孕、生产而放弃工作、回归家庭。大众话语正通过脸谱化的人物形象以及戏剧化的冲突提醒公众，女性在高龄妊娠过程中所面临的困境与危险，并劝诫青年女性早做生育计划，尤其要在工作与家庭间做出非此即彼的选择。

受这种话语的影响，中国的高龄初产妇及潜在人群承受着十分沉重的身心压力。据一项针对产妇心理健康状况的调查显示，与正常年龄组的初产妇相比，高龄初产妇承受着更大的心理压力，同时伴随较为严重的焦虑与其他情绪问题。而在另一项针对“剩女”这一潜在高龄初产妇群体的调查中，“担心因错过最佳生育年纪而无法生出健康的孩子”，已经成为这些女性身心压力的重要来源。有关高龄初产妇的问题化话语正在影响越来越多的中国女性。

因此，随着高龄初产妇从医学话语到大众话语的延伸，高龄初产已经开始成为公共健康领域与大众话语场域所关注的共同风险，并被医疗卫生机构、社会、家庭甚至女性自身都视为问题。而这种身体的问题化与身份的污名化，也与高龄初产妇的建构路径有关。

▍高龄初产妇话语的建构及其背后的性别意涵

高龄初产妇问题化话语的出现，来自于医学话语与大众话语的双重建构，它们在共同的性别理念中相互交融，进而产生了一种由疾病风险与社会越轨特征交织而成的规训权力。

（一）医学话语对高龄初产妇问题的建构

医学话语对高龄初产妇问题的建构始于对产妇“有问题”的身体以及由此带来的孕产风险认知。医学领域普遍认为，随着年龄的增长，产妇的身体机能也开始衰退。具体表现为：“卵巢和子宫老化、雌激素下降、卵子数量减少、卵子质量及活力下降、骨盆韧带和肌肉的弹性下降”等。

以女性的生殖功能为中心，医学建构了高龄产妇衰败的身体图景，而这些身体的异常表现也被认为是导致生育风险增加的关键原因——可能造成胎儿畸形概率的增大，流产与早产可能性的增加，产妇孕期疾病的增加、产中大出血、难产风险的上升以及产后妊娠并发症的增加。尽管在产妇自身身体状况之外，经济发展水平、文化风俗、医疗卫生条件等因素都可能导致妊娠风险的升高；而从遗传学角度来看，父亲高龄同样会导致流产概率升高并增加胎儿患唐氏综合征等其他遗传疾病的概率。但在高龄妊娠的话语建构中，医学领域往往更加强调母亲高龄对胎儿的影响这一性别化与个体化的风险分配逻辑。

以被认为是高龄初产妇孕期常见病症的妊娠高血压为例，现有研究往往以年龄为标准，强调统计学数据下所呈现出的高龄初产妇的高患病风险特征。然而通过张曼、杨晓东等人对中国本土妊娠高血压发病情况的研究可以发现，在中国，妊娠高血压的发病率在城乡之间存在更为严重与普遍性的差异。农村产妇孕围保健知识的匮乏与地区性医疗资源不足所导致的孕检行动的缺乏，正成为中国农村地区妊娠高血压高发病率、高风险性、低控制率的重要原因。在过分强调母亲个体因素的孕产风险分配逻辑之下，这种由结构性差异所导致的孕产风险远比“高龄初产”这一明确指标下的风险更为隐秘与紧迫。

除此之外，一项由北京大学与亚特兰大疾控中心合作进行的研究显示：在对86类主要新生儿缺陷的总和发病率进行统计与分析后发现，高龄父亲对新生儿健康的负面影响要大于高龄母亲。其中40岁以上的男性生出缺陷儿的概率比40岁以下的男性高出20%。针对被认为与女性高龄妊娠最为相关的出生缺陷“唐氏综合征”，也已有权威医学期刊指出，40岁以上父亲生下唐氏儿的概率是24岁父亲的两倍，其生下患有自闭症儿童的概率更是24岁男性的3.5倍。

尽管已有大量数据揭示了父亲高龄与新生儿出生缺陷间的显著关系，但是，这些数据却并没有如“高龄初产妇”一样推动医学话语对“高龄父亲”概念的建构或关注。无论是在医学理论建构还是临床实践中，生育风险的认知与分配正同时遭遇着个体化与“知母不知父”的性别偏见。基于对产妇身体机能退化与生育风险上升间关系的片面强调，医学正将高龄初产妇“问题化”的身体塑造为制造孕产风险的主要源头。

鉴于高龄产妇的身体在解剖学、病理学以及临床统计学上展现出的问题化特征，她们往往面临着更多的医学监测与医疗介入。首先是更加密集的产前检查，与非高龄产妇相比，高龄初产妇在孕围保健中遭遇更加严格的监控。除此之外，在分娩方式的选择上，高龄初产妇往往面临着更高的剖腹产比率。中国的剖腹产率始终居高不下并列居世界首位，鉴于手术可能导致的产妇死亡率和患病风险的增加，剖腹产手术的滥用无疑是影响中国女性孕产健康的重要威胁。非手术指征的高龄产妇一直是剖腹产产妇中的主力军，其中高龄初产妇的剖腹产率更是远超高龄经产妇。数据显示，中国的高龄初产妇的剖腹产率已经高达91%。这一数字远高于印度的70%与美国的49.1%。

尽管高龄初产不是实施剖宫产手术的绝对指征，但考虑到高龄生产中产程过长等现象可能引发的高危后果和安全责任，医生仍会对这些产妇放宽指征要求。首都医科大学侯磊等人针对34岁年龄组与35岁年龄组产妇的分娩结局进行对比研究后发现，在缺乏明确生理差异与手术指征的条件下，高龄初产妇“35岁”的年龄界限已经成为提示医生滥用剖腹产手术的重要因素。至此，在现代医学对安全、效率与风险控制的强调下，高龄初产妇的身体在整个孕期都处于医学的严密监控中。

（二）大众话语对高龄初产妇问题的建构

在大众话语中，女性推迟生育被认为是不符合生理规律与社会文化的越轨行为，高龄初产妇也被视为有问题的女性。和医学话语一样，面对高龄初产的生理风险与社会后果，舆论往往弱化对事件发生机制的反思，而是倾向从“违规者”即女性本人身上寻找原因。公众通过为高龄初产妇同时贴上“精英”与“负面”的身份标签来加强高龄初产妇的问题化与污名化。

当前被群众及媒体热议的高龄初产妇主体主要有四类：第一类是一直处于媒体关注焦点的明星高龄产妇，第二类是在高龄妊娠中出现异常的平民女性，第三类是影视作品中塑造的人物形象，第四类是对大龄未婚育女性群体的代称。在对这四类群体的报道中，女性的职业状况与受教育程度成为媒体关注的重点之一。

以新浪网在2015年所做的报道为例，在当年涉及高龄初产妇的121篇文章中，有近87%的文章明确提及这部分女性的学历、职业或收入状况。这些报道多聚焦于刘若英、徐若瑄、范玮琪、章子怡等娱乐明星，或者女研究生、女博士等高知群体，企业女高层、女富豪、事业单位女领导等也是新闻报道的主要对象。

与此同时，影视作品也热衷于塑造高龄初产妇的精英形象。在热播电视剧《辣妈正传》中，作为知名杂志主编的李木子工作能力突出，却因此错过了最佳生育年龄而成为高龄产妇。而在另一部高收视率电视剧《夫妻那些事》中，身为新锐建筑设计师的林君同样事业有成，在工作中独当一面，因生育与忙碌工作间的尖锐冲突而遭遇一系列求子困难。在大众文化中，高龄初产妇已经由处于特定年龄层的女性群体被塑造为高学历、高收入、高地位的“三高”精英女性群体。

在这种精英化的叙事背后渗透着这样的观念：高龄初产妇往往受过高等教育，有较好的工作机会以及较高的社会地位，而这些精英化特征不仅是导致这些女性遭遇生育障碍与生产风险的关键要素，也是她们遭遇家庭与事业危机的源头。女性受教育水平与职业化程度的提高一直被认为是导致女性推迟生育的重要原因之一。但与大众话语中的精英化形象不同，伴随中国女性生育年龄的普遍性推迟，越来越多的工薪阶层女性正成为高龄初产妇的主力军。

数据显示，高龄初产妇群体的受教育程度主要集中于大专及本科以上女性，其中不仅包含硕士及博士等高学历女性，还有相当一部分大专与本科学历女性，而另据一项针对河北省育龄期人口生育年龄的调查显示，生育年龄向后推迟现象在文化层次、社会地位上存在着向最高和最低学历两极分化的特征，其中文盲、小学、大学、干部的生育年龄与其他组相比有明显上升[27]。在高等教育不断普及的今天，这些数据展现出的平民化与普遍性特征都与大众话语中的精英女性相去甚远。舆论对高龄初产妇的精英化特征的强调正从“客观反映”走向“主观塑造”。

而在夸大高龄初产妇群体具有优势的“三高”身份特征的同时，大众文化也通过强调高龄生育的消极结果来塑造这些女性“不孕”“任性”与“不幸”的“三低”的身份标签。如果说高龄初产妇的精英化塑造放大了女性崛起与传统性别文化的对立，对女性“三低”身份的塑造则将冲突引向了对女性自我的否定，并加重了对这些女性的污名化。

首先，高龄初产妇的生理特征会被贴上“不孕”的标签。在中国，结婚生子被认为是正常的生命轨迹，已婚未育的女性常常要面对亲友的提醒与催促，如果一直未育，则可能被怀疑不孕。虽然不孕是一种生理症状，但在一个鼓励生育、重视亲子关系与血缘传承的社会中，不孕常常被视为反常而成为一种污名，而洗刷不孕污名的唯一办法就是产下健康的胎儿。因此，通过强调高龄初产妇的受孕难、流产率高、胎儿成活率低等特点，高龄初产妇被认为是极易发生“不孕”的高危人群。

其次，高龄初产妇的性格特征常会被贴上“任性”的标签。这其中有在适合生育时“任性”不生，因而错过最佳生育年龄的高龄初产妇；也有觉得产检繁琐或花费过高，“任性”地不去产检，差点失去孩子的高龄初产妇；还有明知不适合生育，却要冒着生命危险怀孕的高龄初产妇。在大众眼中，产妇本身的乖戾性格不仅是造成其推迟生育的重要原因，还是导致其遭遇生育危险的关键。

除此之外，高龄初产妇还会被贴上“不幸”的标签。公众对高龄初产妇的讨论常常忽视产妇的生育意愿与个体差异，着力从传统观念及生育的社会意义出发，将生育作为家庭冲突与个人幸福的焦点。这其中有因为高龄妊娠而罹患抑郁症的产妇，也有因为妻子高龄不孕而导致丈夫提出离婚的故事。在热播电视剧《夫妻那些事》中，女主角林君更是因为高龄妊娠而引发了夫妻不合、婆媳矛盾与第三者的介入等一系列冲突。

在对高龄初产妇的精英化与负面形象的塑造中，舆论开始倡导女性“不要因为工作错过最佳生育年龄”“回归家庭”“早做生育打算”。这些舆论呼声与“男主外，女主内”“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传宗接代”“养儿防老”等传统生育、性别观念形成了传承与呼应，共同强化了大众对“高龄初产妇”的负面印象。

▍高龄初产妇问题化背后的权力与共谋

福柯认为，“话语”不仅仅是一个名词或范畴，而是除“言语”和“语言”之外的第三者。他将政治学对权力的分析扩展了语言学领域，提出了著名的“话语即权力”的观点。在福柯看来，现代社会正被无所不在的权力笼罩，而话语则是这些弥散权力的表现形式，人类发展史中的社会变革、阶级斗争、权力更迭从根本上来说都是对话语权的争夺。权力生成话语，话语又能为权力的根基进行辩护，进而建构意义、生成真理。

因此，了解话语生成与运行机制的关键就是把握话语背后的权力意志。在高龄初产妇问题化背后，是医学权力、男性权力对女性权力的争夺，而在削弱女性身体话语权的过程中，医学与传统性别文化实现了共谋。

首先，从孕产行为医学化的视角来看，医学话语对高龄初产妇问题的建构反映了医学权力对女性身体的殖民。现代生物医学深刻地影响了人们的日常生活，在医学化的背景下，生育开始由生命进程中的自然事件成为医学知识干预与矫治的对象。尽管精准的药物使用和不断更新的医学科技卓有成效地帮助人类缓解了疾病带来的痛苦。但是，当偏差行为从道德和法律的矫治对象转而成为医疗问题，当生命中的自然变化和正常的行为方式被有系统地扭曲成病态时，过度的医学化就开始威胁人们的身体主权。

正如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所说的那样，“技术的本质不是技术性的”。医疗技术与现代医学仪器的介入，不仅使人们得以更加直观地认识身体，也为医学制定健康标准、建构疾病、界定非正常身体提供了数据依据。为了巩固医学介入的合理性及权威性，妇产科学不断强调数据背后的概率与风险，并提供了标准化的检查与治疗。而在这种“安全神话”与“风险威胁”的双重规训下，产妇则出于安全考虑努力配合医学的要求，主动接受医学监控并按照医学的建议规范自己的行为。尽管已有研究显示如频繁产检、药物滥用、剖腹产滥用等一系列过度医疗介入可能带来新的伤害与恐慌，但在医患双方对安全分娩的共同需求下，现代妇产科学仍通过围产保健与分娩的医学化实现了对产妇身体的控制。

女性主义曾对现代生物医学体制的消极影响进行反思，这其中不仅包括医学权力扩张所导致的过度医学化，还有医学意识形态中男性权力对女性健康问题的操控。兴于20世纪60年代的第二波女性主义揭露了医学“中立”价值观背后的性别偏见，指出一些社会规训被医学知识精心包装，转而成为治愈女性的良方，并以知识的名义告诉女性如何当一个合格的女人。因此，一些诊断及治疗不但不客观中立，甚至对女性不够善意。父权制的刻板印象着力将女性与生育画上等号，而在高龄初产妇话语的建构中，医学通过强调女性身体与生育风险的关系深化了这种刻板印象。受此影响，女性的生育意愿、影响女性生育安全的其他社会与生理因素开始弱化。在风险的个体化与性别化分配中，女性的个体经验正逐渐势微。

除此之外，男性权力是推进高龄初产妇问题化与污名化的关键力量。伴随着现代化进程的不断推进，中国女性的个体化特征日益显著。越来越多的女性走出家庭，从“为他人而活”转而追求“为自己而活”。女性不再满足于基本的平权运动，而是渴望决定自己的生活节奏。是否婚育、何时婚育、如何处理家庭与工作间的关系都成为女性彰显自主权力的重要命题。在社会压力与其他不安定因素的影响下，一些女性希望推迟婚育时间，还有一些女性奉行不婚或不育的生活方式，追求自我的最大化实现。然而，无论是主动选择，还是无奈之举，女性在公共领域的崛起或个人的不育、晚育的决策都背离了以男性权力为中心所建构的两性关系与女性角色，并被视为非正常的越轨行为。

在传统性别文化中，两性分工秉持着“男主外，女主内”原则，这不仅局限了女性的工作场所，也弱化了女性在家庭发展中的贡献。而“男强女弱”“男高女低”的两性搭配则进一步维护了两性迥异的性别特质与人生轨迹。一个女人真正的幸福不是事业上成功，而是在弱势与示弱中依附于自己的丈夫，实现家庭的“和谐”。受此影响，对于女性来说，成为母亲不仅是自然属性的必然，更被认为是其实现人生价值的终极目标。

因此，尽管不婚、不育、晚婚、晚育，都为女性实现生育权力提供了其他的可能，但在男性意志的驱动下，“高龄初产妇”话语仍致力于消除这些可能。通过强调高龄初产妇群体的精英化与其他消极后果的关系，舆论试图将女性重新拉回到由男性主导的性别关系中来，如果女性拒绝回归，就给她们贴上“任性”“不孕”“不幸”的身份标签。作为挑战男性权力的后果，要求女性回归家庭的呼声以及这些负面标签正成为当代女性面对生育事件时的梦魇。 

综上所述，高龄初产妇的话语建构首先来自于医学话语对女性身体权力的争夺，基于对孕产风险的警惕，医学通过塑造女性问题化的身体来干预女性的孕产行为；而从高龄初产妇的越轨特征来看，为了维护男性在社会中的统治地位、抵制女性崛起，男性权力正借助社会舆论为产妇贴上污名化的身份标签，二者相互交织，共同构成了钳制女性发展的规训力量（如图2）。

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 Gramsci）认为，例行的、视为当然的每日思想结构促成了垄断的结构，在这种文化霸权之下，人们并非通过外在强制力量，而是通过被统治者的自觉认同来实现文化和思想观念上的统治。作为一个具有强烈性别意涵的概念，“高龄初产妇”裹挟着医学知识的权威性，正通过大众话语的适用与传播对女性群体产生作用。这其中不仅包含了高龄初产妇群体，还有许多已婚未育女性以及未婚女性。越来越多的未生育女性认为自己已经或者即将步入“高龄初产妇”的行列，并因此而担心、焦虑。高龄初产妇的问题化思潮正在对年轻一代的女性施加压力。

然而，医学权力与男性权力的共同发力并非是一种巧合。在中国人口结构失衡、男女性别比例失调、劳动力缺乏、养老负担不断加重的今天，女性少育或推迟生育年龄才可能成为一个“真实的社会问题”并需加以“矫正”。在此基础上，重塑女性生育观念、规训女性的孕产行为也被赋予了更加深刻的社会意义与社会动力。

福柯指出，现代社会对生命权力的操控已经取代了旧君主时代通过死亡权力获取权威的权力形式，借由“人口”这一概念，现代国家透过医疗、卫生、文化等各种机构来管理人民的身体、健康与生育等关乎生命的事务，从而实现对国民的“合理化控制”。而正是在确保人口安全、维持社会稳定的宏观背景下，医学知识与社会偏见的合力才更加迅猛与强势，并最终形成了一种保存偏见内核与医学知识外表的全新意识形态。在此意义上，高龄初产妇的问题化建构，不仅是对女性生理现象的医学注解以及社会文化的性别化建构，也是当前人口结构失衡宏观背景下的产物。

在科学理性的包装下，话语背后的微观权力争夺往往更加隐秘。早在半个世纪以前，福柯就以性与疯癫为例，揭示了这些看似无可置疑的医学知识背后的建构特征与权力实在。他呼吁研究者通过质疑“公理”、反思人们的心理习惯、动摇现有行为与思维方式以及重新审视既定规则与制度的方法，来挖掘压抑与束缚作用背后的权力关系，进而迈向“替自己做出决定、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的终极目标。

福柯的这一基于“置疑”的问题化思路，也为从社会学角度开展医学研究创造了一种兼具反思性与批判性的研究路径：那些被广泛认可的医学理念是如何产生的，怎样被使用的，受怎样的权力关系所约束与引导？这些问题都可成为社会学挑战医学霸权、再现医学话语中“知识—权力”关系的重要研究素材。

因此，面对医学权力的扩张，作为知识精英的学者们在肯定现代妇产科学为女性妊娠健康所做出的贡献的同时，也要警惕话语背后的权力关系。而如何从女性的个体经验出发，消除医学话语与大众舆论中的性别偏见，建构一种既尊重女性生育意愿又保障女性生育安全的生育文化，正成为全社会在医学社会化进程中需要面对的重要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