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家山是王族墓地的七大证据

在《中国考古学大辞典》中，李家山墓葬收入“夏商周编”的“南方地区商周时期文化”中。该墓葬群于1966年发现，经过1972年、1991—1992年两次发掘，共清理墓葬87座。为竖穴土坑墓，大墓有木质棺椁，可分辨葬式为仰身直肢葬，多为单人葬，也出现二人葬。随葬品以铜器和铜铁合制器较为丰富。器皿分别为兵器、仪杖器、工具、生活用具、乐器、贮贝器、装饰品、马饰等。还有大量金银器、玉器、玛瑙、水晶、海贝、陶器、漆器等。男性随葬品多为工具、兵器和扣饰，女性多随葬铜钏。《江川李家山：第二次发掘报告》把墓葬分为四期，第一期年代约为西汉中期武帝置郡之前，第二期年代约为西汉中至晚期，第三期年代约为西汉至东汉初期，第四期年代约为东汉前期。第一期的西汉中期之前是什么时代，我们不知道，报告也说不明白，通过《中国考古学大辞典》知道，其上限“年代为战国”时期。

  战国时期有两说：一为公元前475年至公元前221年，另一说是公元前403年至公元前221年。据公布M21出土的木柄残片经过碳十四数据为距今2500±105，这就有了一个具体的参考数据：公元前500年前的上限，属于春秋时期。公元前770年—前476年，亦即春秋时代，简称春秋。这就明确了李家山墓地早期墓葬的年代定位。

李家山的葬具规格很高，年代早于石寨山墓地，但在确定大墓墓主身份地位时，却被认为是滇王国时期的贵族墓地。

本文从文献记载和研究分析考古文物内涵方面，寻找出江川李家山为王族墓葬地的七大证据，分享于社会各界并与方家商榷。

第一证据：源远流长的蹲踞葬、屈肢葬或捆绑葬

《江川李家山：第二次发掘报告》说：李家山墓地的特殊葬式为捆绑葬。这种葬式也叫做蹲踞葬、屈肢葬。报告告诉我们：这种葬式在江川李家山清理的87座墓中，发现两座。编号为M47、M69，俗称47号墓、69号墓。

47号墓，在第一次考古发掘时发现，上面压着19号墓。这是两个男子的蹲踞葬。从保留下来的棺材底板上，非常清晰地留着捆扎尸体的麻绳痕迹。麻绳痕迹纵9、横19，形成网格状。麻绳纵横交叉处，都穿着一个白色的玛瑙扣。棺中的陪葬品非常简单，只有少数珠装饰品，在棺内和棺椁之间，放置数百件随葬品，基本上是铜器和铁器的合制品。此外，出现执伞俑，这是一种高规格的葬式。墓中还伴随出土一些铜制品和生活用具。墓葬形制特殊，呈长方形，东北角向北突出，墓坑为南北向，葬具为东西向，一棺二椁，为两个男性的合葬墓。

69号墓，这是两个女性的合葬墓，发掘时被第一次发掘的4号、6号和10号墓打破。棺内覆盖“珠襦”，也就是使用珠子编就的短衣一类的服饰。从棺材地板残留的捆绑麻绳痕迹看，这也是捆绑葬。该墓葬在棺椁之间和棺下，放置大量随葬器物，棺内只是发现了装饰品。此外，还出现执伞俑，伴随着大量的青铜祭祀用具、兵器和农耕用具。

 在石寨山乃至其他地方的滇文化墓葬中，没有发现过类似李家山47、69号墓的葬式。其中47号墓棺底“似陪葬牛头”，两个墓葬都是大型墓，表现出很高的规格。这种葬俗在考古报告中认为是“属于中原地区传入云南的葬俗”，历史有多久远，报告没有讲到。其实，这种蹲踞葬俗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主要见于岩画、彩陶、玉石乃至青铜器当中，文献当中也有记载。

古人生前的蹲坐姿势，《淮南子·说山训》就是这样写的:“以非义为义，以非礼为礼，譬犹倮走而狂人，盗财而予乞者，窃简而写法律，蹲踞而诵诗书。”《周书·于翼传》也说:“狄人虽蹲踞无节，然咸惮翼之礼法，莫敢违犯。”生前习惯于蹲，死后有这样的姿势，也不奇怪。所以，“中国是蹲踞式人形图像发现较多的地区”。

从考古方面研究蹲踞葬或“捆绑葬”，有两个地方的证据：考古可见的两个证据：一是广西桂林市甑皮岩遗址可以看到，年代距今9000年；另一个就是江川李家山墓地的47号墓、69号墓。这种葬式在现代传承方面，有一个在外国。说的是“泰国王族现在还有蹲葬的习俗，王族的人死了，也要用绳子捆成蹲坐的姿势，再进行火化”。因为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甑皮岩洞穴遗址发现了捆绑葬的出土文物，有了这个源远流长的捆绑葬俗，从而促成了中、泰两国学术界重大学术课题五卷本《壮泰民族传统文化比较研究》的成功出版。

捆绑葬俗有着源远流长，而且与王族葬俗密切相关，李家山墓地出现这种葬俗，其王族规格不言而喻，非常明确。

 第二证据：表示王者身份的墓前大石头

 《江川李家山：第二次发掘报告》说：李家山“大型墓墓坑埋葬填平一段时间后，又在墓坑的填土中再挖一祭祀坑。大致呈圆形，圜底。径1.5-3.6、深1.25-2米。坑内埋入一块其他地方搬运来的石灰石块，石块未经加工，带有尖端，略呈锥形的自然形状，尖端朝上放置。坑内填土为黑色，含大量炭屑和烧灰，当为祭祀时焚烧所遗……在祭祀坑里埋锥形大石块，可能具有镇墓和辟邪的作用”。

考古学界对于墓前大石除了具有“镇墓和辟邪的作用”外，还有一种认识就是“认为这种巨石首先可能是一种标志，有了这个标志，所有大墓在整个墓地中才能有秩序地埋葬”，这是“为什么在整个墓地中只见有大墓打破小墓、小墓之间互相打破，而绝不见小墓打破大墓以及大墓之间相互打破现象的原因。从某种程度上而言，大墓在墓地中是有一定分布区域的，或许这种巨石就是这种区域的标识。因为到目前为止，滇国墓葬尚未发现有明显的墓上建筑设施遗迹，无法判断该巨石是否属于墓上建筑的一部分”。考古学界据此认为：“李家山顶部及南坡属贵族墓区，而西南坡则为平民墓区”。

 出土全国顶级“牛虎铜案”的李家山青铜器大型墓，难道仅仅就是“贵族墓区”？这就是定论吗？这样的判断准确吗？有依据吗？我们对大型墓的内涵搞清楚了吗？

该墓葬区早期至少属于春秋时期。《史记•西南夷列传》记载，春秋时期有楚国将军庄蹻入滇；《后汉书•南夷西南夷列传》记载：属于顷襄王的战国时期，楚国将军才开始入滇。晋宁石寨山6号墓出土的“滇王之印”，依据《史记•西南夷列传》知道，汉武帝赐“滇王之印”的时间为元封二年（前109），那就说明，按照文献记载庄蹻入滇的时间，江川李家山早期墓地的年代相对比晋宁石寨山墓地要早。文献记载有滇国有“王印”的，唯有末代滇王尝羌。在此之前，皆无中央王朝在滇封王的文献记载。因为这枚金印的文字，可以确认6号墓的主人就是尝羌。根据出土文物推及开去，其他大型墓的主人，也就具有了王的身份。他们虽然没有文字记载可以确认具有王的身份和地位，而因为该地有“滇王之印”，所以其地大墓的主人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为了王者。深究下来，倘若是王，那也是自封或部落百姓认可的王。这样的情况，自然也符合李家山墓地的实际情况。

我们认为，李家山大型墓葬，墓前竖立巨石者，生前就具有王族身份。值得关注是，根据文献记载，他们本身就是王者。

古代墓地出现巨石的习俗源远流长，距今5700多年前就出现在甘肃马家窑文化时期，研究这类文化内涵时，学界也认为是“墓前标志物”。可是查阅文献知道，有这种巨石“标志物”的，则与王者的身份有关系。

《华阳国志•蜀志》记载：“每王薨，辄立大石，长三丈，重千钧，为墓志。”文献记载明确告诉我们：李家山墓地立有巨石的大型墓，其具有王者的身份和地位是不能否认的。

  第三证据：出土牛虎铜案

  1972年，江川李家山青铜墓地第二次考古发掘时，出土于24号墓。高43厘米，长76厘米。学术界对于此件文物有“案”和“俎”之辩，现在统一称之为“案”。案又称“俎”，是中国古代一种放置肉祭品的礼器。滇文化中出现牛的图像很多，其规格也很高。一般认为，牛虎案就是用来放献祭牛牲的，是古代祭祀中最重要的献祭。牛在滇文化乃至全世界的史前文化中，都具有崇高的地位，欧洲克里特文明，也译作米诺斯文明或迈诺安文明，是爱琴海地区的古代文明，属于迈锡尼文明之前的青铜文明，其存在时间距今约4850年-3450年。其地出土文物中，突出了牛祭祀崇拜的文化。我们注意到，李家山47号大型墓葬中，有“似殉葬牛头”的现象，当时埋下的应该是活牛的头，也就是“活牛祭”。这种情况，我在《三苗新说》中研究，其与在“汤谷”祭祀的文化有着极其紧密的关系。这个问题我们将在下面专题介绍。

  《左传·成公十三年》载：刘子曰：“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祀有执膰，戎有受脤，神之大节也。今成子惰，弃其命矣，其不反乎？”说的是“国家的大事情，在于祭祀和战争。祭祀有分祭肉之礼，战争有受祭肉之礼，这是和神灵交往的大事。现在成子（指成肃公）表现出懒惰不恭，丢弃天命了，恐怕回不来了吧！”这是在强调祭祀对于战争的重要性，反映了古代对鬼神的信奉。”

中国文物界在20世纪60到70年代，，有两次惊人的发现:一是甘肃武威出土的铜奔马“马踏飞燕”，二是云南江川李家山出土的铜祭器“牛虎铜案”。从此这一北一南，一马一牛的精美雕塑誉满神州，轰动世界，并有“北有马踏飞燕，南有牛虎铜案”之称。牛虎铜案，成为了奠定了李家山墓地王族地位的主要证据之一。

  第四证据：青铜钺

  李家山青铜墓地，出土不少青铜钺。但是，目前我们对钺的认识有限，研究其内涵的也不多。钺最早见于浙江良渚文化遗址，均为玉戉。考古学家张忠培以良渚玉戉为例，在《中国考古学》中说：“这类玉（石）钺并非实用，只是墓主人的标识。《说‘王’》：一文认为甲骨文及金文中的‘王’字，是斧钺的象征，钺是指挥军队的权杖。因之，钺是军队指挥或王杖的标志物”。

《尚书》：“王执钺”；《史记·周本纪》“武王左杖黄钺”。《司马法》云：“夏执玄戉，殷执白戚，周左仗黄戉，右秉白髦。”从王权象征物引申开去，青铜钺也被视为军事指挥权的象征。《淮南子·兵略训》中比较详细地描述了君王授命将军时的具体情形：君王“亲操钺，持头授将军其柄曰：‘从此上至天者，将军制之。’复执斧，持头授将军曰：‘从此下至渊者，将军制之。’”

以上记载说明：斧钺作为军事统帅权的象征，乃是将军率军征战的必需之物。而王者进行朝政与礼仪活动，斧钺同样不可或缺。《逸周书·世浮》中云：“(周武)王秉黄钺正国伯，……王秉黄钺正邦君。”周王作为宗主国或者盟主国国君，必须秉黄钺亲理政事。而大凡有大型国事活动，王者身后须设有绘制斧钺图案的屏风状礼仪设施。春秋战国以来，斧钺逐渐失去昔日的辉煌，但在天子的大驾卤簿中，却也一直少不了黄钺、青铜钺作为皇权的象征之一仍残留在礼制的行列中。《后汉书·舆服志》中记载的天子出行，“乘舆法驾……后有金钲黄钺，黄门鼓车。”一直延续至汉代，仍可见沂南汉画像“车马出行图”中的斧车，斧应是钺的传承。唐代的统治阶层似乎以列戟制度取代了斧钺，这点为皇亲贵族墓葬壁画所证实。据杜佑《通典》记载，唐代皇帝出行仪仗行列中仍保留着黄钺车，甚至天子八宝(各种玺印)在出行时也需置于黄钺车中。到了崇尚复古的宋代，统治者又一度恢复了斧钺制度，考古发现中斧钺(包括壁画)较为常见。在《宋史》卷二七九记载：“(宋)太宗尝幸内厮，(张)进以亲校执钺前导。”可见在大明皇帝的日常活动或出行礼仪中，仍然以斧钺来彰显王权。宋代以后，斧钺非常少见了。

根据李家山青铜墓地出土青铜钺的实际情况，钺当作为确定王族墓地的标志。

第五证据：铜鼓

王者必有铜鼓。李家山青铜墓地出土铜鼓，这是不争的事实。

《隋书·地理志》记载：“自岭已南二十余郡，大率土地下湿，皆多瘴厉，人尤夭折。南海、交趾，各一都会也，并所处近海，多犀象玳瑁珠玑，奇异珍玮，故商贾至者，多取富焉。其人性并轻悍，易兴逆节，椎结踑踞，乃其旧风。其俚人则质直尚信，诸蛮则勇敢自立，皆重贿轻死，唯富为雄。巢居崖处，尽力农事。刻木以为符契，言誓则至死不改。父子别业，父贫，乃有质身于子。诸獠皆然。并铸铜为大鼓，初成，悬于庭中，置酒以招同类。来者有豪富子女，则以金银为大钗，执以叩鼓，竟乃留遗主人，名为铜鼓钗。俗好相杀，多构仇怨，欲相攻则鸣此鼓，到者如云。有鼓者号为‘都老’，群情推服。本之旧事，尉陀于汉，自称‘蛮夷大酋长、老夫臣’，故俚人犹呼其所尊为‘倒老’也。言讹，故又称‘都老’云。”

以上“尉陀于汉”之“尉陀”，亦即南越王赵陀(?-前137)，在中国历史上，他被认为是两广及越南一带的的拓荒第一人，同时也是第一代“南越国王”。他恒山郡真定县人（今河北省正定县），其后在南越称帝，于公元前203—137年在位，掌握政权71年，被称为世界上最长寿的皇帝（100岁以上）。尽管出于礼节，不得不对汉朝象征性的对外隐藏起自己的帝号——“南越武帝”，但他在南越国始终沿用皇帝的尊号。史书记载，他在见到汉武帝时卑称自己是“蛮夷大酋长”，俯首叫做“老夫臣”，老百姓则叫赵佗为“都老”。但是，他是举世公认的实实在在的南越王。符合文献“有鼓者号为‘都老’，群情推服”的记载。

故学界总结：北方重鼎，南方重鼓，为王者必有铜鼓。

第六证据：编钟

出土于51号墓，“六件一编，形状相同，大小不一，扁圆筒状，上圆封闭，半圆环钮，下端平口，饰旋纹，表明主人生前地位极高，很可能是古代滇人邦国‘王’或‘侯’”。在确定李家山王者地位上，《江川李家山：第二次发掘报告》似有保留，这是谨慎的学术态度，但结合以上的考古证据，我们认为墓主显然具有王者身份。

第七证据：墓地出现“汤谷”文化遗存

“汤谷”文化的记载见于《山海经》，其主要标志就是“∪”型特征的地理地貌。《考古与文物》认为“东亚范围的早期遗址有一个规律，往往选择一大一小两个山作为对象，在两山之间的鞍部进行祭祀。缺乏山的时候就做两个丘”。云南考古界有人把这样的地方叫做“裂口”，四川考古界称为“天门”。我在《<山海经>考源》中提出这就是“汤谷”文化现象，也是西方国家研究的“圣山”“宇宙山”“山门”文化。研究埃及文化的西方学者叫做“卡”，这是一种死而复生、其期待复活的场所，“并不仅仅存在于东亚范围。而是全世界史前史的普遍现象”。

呈“∪”型特征的考古文化遗存，目前见于抚仙湖北岸的学山遗址。该遗址地坎边上有一个20-30米长、高2-3米、宽5-6米的山脊，是“∪”型的一个“裂口”，一般情况下是很正常的一处地方。关键是“∪”型之处填满了红土，而且这里的红土来自其他地方。如此看来，填满“裂口”的红土，显然里是人工特意从其他地方运来的。考古人员挖开其表面一部分，就发现了一具烧过的骨骸。《滇学》研究认为：“学山遗址代表“‘汤谷（圣山、宇宙山、山门）’的‘裂口’红土下掩埋的人体，还发现有火烧过的痕迹，我们理解：火为红色亦是以之为引子，引导人体灵魂升天，实现生命轮回，死而复生。这一细节，可能是西藏‘天葬’的源头性文化”。我在《三苗新说》中研究，在四川三星堆出土文物中，既有人工通过建筑复制的“汤谷”文化，也有玉璋刻写的“汤谷”文化图像。而在李家山青铜墓葬地，其所出土“∪”形或“Ⅴ”形的金银镖，很可能都与“汤谷”文化有着紧密的内在关系。

2006年抚仙湖水下探秘时节，我在李家山墓地接受中央电视台采访，采访者曾经询问当时的先民为何选择这个地方作为人生最后归宿地。我当时就指点着李家山墓地远处从星云湖穿越抚仙湖上空对面的山上，就有一个呈马鞍形，亦即“∪”形的“汤谷”山，就说李家山墓地对着这个地方，所以选择了这里。我写过《“汤谷”是研究文明起源的杠杆》一文，江川李家山墓地出现了这样的文化遗存，这就是该遗址是王族墓葬地证据的主要标志。

 作者简介

黄懿陆,国际考古学暨历史语言学学会研究员、云南省文史研究馆馆员。出版考古学、历史学、民族学、古文字学、符号学、易学、文学等著作30余部、主编30余部，共3000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