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正清是纯粹的美国“汉学家”吗？50年前他可是中情局的红人

【观察者网风闻社区原创】

观察者网昨天转载了一则新闻，据台湾联合新闻网1月29日报道，国民党籍高雄市长韩国瑜接受美媒采访时首次透露，应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邀请，将于今年四月或五月访问波士顿，在哈佛大学举办一场演讲。

费正清是美国大名鼎鼎的汉学家，他的徒子徒孙众多，而且产出了一代又一代的学霸，在美国汉学界的“食物链”中至今也还处在最顶级的那一层。近些年来，国内学界过于渲染和强调费正清学派的学术特质，有意无意忽略这个群体诞生的特殊的时代背景和政治诉求。

本文力有不逮，稍微梳理一下费老师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非常活跃的一些原因。

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logo

欧洲有铁幕，远东有“竹幕”（Bamboo Curtain，这是新中国成立的时候美国《时代周刊》发明的词）。“费正清们”是美国精英对华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他们非常认同冷战危机下的美国国内的反共舆论需求，主观上也愿意投身到知识服务国家利益的政策上；一方面他们的学者和研究者的身份，让他们有很好的护身符，影响美国的冷战政策走向，非常务实地用冷战话语包装自己、践行自己的学术理念和诉求。

从这个背景上，我们才能更深刻的理解，为何在1950年代中期之后。费正清学派和亚洲基金会同时和一些私人机构比如福特基金会和洛克菲勒基金会一起突然向远东学术界偏斜。

这些私人的和“准官方”的美国基金会&学术团体一窝蜂涌向东亚学术界，一大原因就是朝鲜战争爆发之后，美国政府和媒体对中国国内出现的政治经济新动向的情报需求量的上升。当时新中国通过三反五反，严防死守，让美国可以获得的大陆信息的渠道非常少，只能看一些公开发行的报刊杂志。与此同时，中国出现了“一批难民知识分子”，他们大量涌入香港和东南亚。

最典型的就是史学家钱穆，他在香港创办了十几个“中文书院”，这批书院得到了亚洲基金会的大力资助。

熟悉中国近现代思想史的读者都了解，钱穆这个人属于“文化保守主义者”，意识形态和大陆的共产和马克思格格不入，在CIA和亚洲基金会眼里，救助中国传统文化，扶助当代中国研究，是反共总策划的一部分。

钱穆（左四）与新亚书院

美国胡佛档案馆，原来陈列摆放着《蒋介石日记》的旁边，就是亚洲基金会香港文化分会的录入文档，P-56这一段这么记载：“包括儒家学说在内的中国传统文化和价值观念与共产主义思想从本质上是不兼容的，中国学的发展不仅可以延续传统的教育和文化，而且能够为所有中国人提供共产主义之外的另一种学说。”

但是钱穆这个人有点老派的中国科举考试出来的书呆子气，一介书生不太明白美国人到底真正需要什么。换言之，靠这批人无法解决美国了解“敌情”的迫切现实需要，也无法对当代中国研究提供范式和方法。

亚洲基金会出于搜集情报的需要，推动中国学创建的发展与活动，最早就是在香港，然后向周边的台湾和东南亚扩散。

但这里还有个问题，意识形态宣传的所谓“揭露真相”（老夫在这里插一句，自由亚洲电台的前身就是打着这个口号），首先要说服的就是这批中国大陆来的所谓难民知识分子，那么这个问题本身就要带有探索和反思的意义，逼迫着亚洲基金会从“情报学”到“学术探讨”的自我转换。

这个时候，恰好也赶上中西方关系最敏感的时期。亚洲基金会档案 P-177这篇文献记载“美国对中国人民热火朝天建设社会主义的恐惧”，“中国模式越来越被亚洲邻国们所痴迷，亚洲国家领袖们越来越受到中国国家计划于发展的影响。”

费正清

1959年，美国学术团体委员会（ACLS）社会科学研究委员会（SSRC）成立了当代中国联合委员会，拿到了福特基金会和CIA的大批经费。一批中国学专业人员的训练研究项目逐渐开展起来。

在冷战共识和抑华制华的大背景下，“费正清们”应运而生。有意思的是，由于费正清早年的经历有“倾华”污点，在麦肯锡主义盛行的五十年代收到过政治冲击，一度被边缘化，而且被美国右翼说成卧底被大加挞伐。其实费正清是美国那批学者中，最早有“反共不利”忧虑的一批学者。

1955年，他参加欧洲汉学界国际会议时，就发现与会学者居然有中国的翦伯赞和周一良，但是没有其他亚非拉非社会主义国家的学者，这引起了他的警觉。于是在第九届青年汉学家年会上，他推荐了两名日本的反共学者和一名越南学者，平衡了“会场秩序”，“击退了中国意识形态的宣传”。

在《费正清对华回忆录》中，曾经这样说，“在一篇文章的开头，用某些此举表明作者明确的反共态度已经成为一种习惯或者定式。”

这种以学术伪装起来的意识形态宣传性研究偶尔会露出它“不该有”的狰容。一些急切需要“阿堵物”的所谓纯正学院派的学者有意识地与冷战话语进行勾连。

“亚洲基金会”在60年代成为学术版，尤其是东亚汉学版的“CIA”的最大金主之一。“难道就任意让中国的共产意识形态任意发挥下去吗？”

费正清在1963年的 Asia Foundation Records向亚洲基金会上交的报告中，非常有先见之明地提出了这样一种发问。在对华历史记忆的重新诠释中，费正清告诉亚洲基金会，必须以美国利益为基点，重新抢夺对中国历史，尤其是中国近现代历史的“诠释权”。

一个最佳案例就是，他拿到资金资助之后马上扩大发行周策纵的《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

熟悉中国现当代史的读者都知道，五四运动对当今中国的意义。可以这么说，五四运动给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铺平了道路，是先锋队和开路机，是近代与当代的转折点。

费正清敏锐地看到这一点，他在报告中说，“不能让中国共产党按照他们的意思解释五四运动。”所以费正清和他们的徒子徒孙们，对五四运动进行了一番涂抹：说成了一场被马克思主义钻了空子的“思想动乱”，它“打断”了中国的传统沿革（这套说辞后来成了当代新儒家们的典型话语）。

费正清和亚洲基金会（及其总后台中央情报局CIA）一拍即合，也是因为双方都有一种共同的愿景。

就其本人来说，他毕竟还有书斋里的学者这一重身份，不是专职的政客，所以他力主创制的“中国学”的确有一种学术转换范式的考量。但是被纳入到这个框架的港台学者和海外汉学家们（包括60年代日本的中国学家）在CIA眼里属于一种舆论上的“增值者”（multipliers），影响东亚社会的总体走向和思想倾向是CIA交给亚洲基金会的使命，虽然这种使命的表达以一种很含蓄和模糊的方式展现出来，但是批准的项目最能说明问题（参见观察者网风闻社区的“狗粮”）一文。

所以1959年费正清在写给亚洲基金会东亚区主管Robert Sheeks的信中，鼓励美国的汉学家们主动去前沿“敌区”工作，他们不断地被派往香港，这样的话，也会增强那些原来美国非汉学家们对冷战和中国学的研究兴趣。

1960年夏天，费正清去新加坡、马来西亚和台湾等“铁幕”前沿地带游历了一番，在日记中忧心忡忡地说：“如果这些地区的国家没有意识到培养中国研究学术团体重要性的话，将会面临巨大的风险。”

从1961年开始，费老师不遗余力的鼓吹亚洲（中国）学对冷战意识形态的重要补充意义，他很快就重返美国对华政策舆论的C位。

客观上来讲，费正清班子搞出来的学术转换意识推动了中日俄历史研究框架的当代化。不过，如果我们读一下费正清早就已被翻译成汉语的煌煌巨著（如《中国与革命》），就能发现他假定东亚社会都在中华儒家文化辐射圈的范围内，受到古老华夏文明一整套书写秩序、伦理教化的深刻影响，已经深深地烙成了一种制度性的包袱，这种包袱阻碍了某些东南亚和东亚国家接受西方的自由与民主理念。

于是，在自述中，我们看到了如下话语：“对中国的现实缺乏理解是如何把我们引向在中国、朝鲜和越南所遭受的各种灾难的，而且还可能再次发生这类事情。”

这是一种通过研究中国帮助东亚弱小国家自救的有趣理念，甚至广义上讲，通过研究中国还可以让“美国自救”。深层次的忧虑是，中国学的发展本身就可以阻挡冷战过共产意识形态从中国、朝鲜和越南向其他国家扩散。

余论 当代港台新儒家的反共与冷战背景

行文至此，老夫还是有些话要说。港台新儒家一波又一波，和费正清研究会同起同落，不是偶然。1959年一批港台的新儒家如牟宗三、徐复观、张君劢等联合签名，搞了一个《中华文化复兴宣言书》，标志着这个群体走上前台。1959年这一年很微妙，大陆的三面红旗运动被西方和港台反共人士视为一种洪水猛兽般的意识形态扩散，所以这批文化保守主义者很识时务地重新扛起了复兴传统文化大旗，学术意识绝不仅仅是开“道统”，兴孔孟，由费正清这一脉反观便知，他们有着强烈的排共反马克思的理论导向（比如，新儒家中的张君劢可是被我党钦定为战犯的）。

时过境迁，今天的费正清研究会和下属的基金会或许已经褪去了冷战色彩的意识形态攻击性味道，但我们重新检索和梳理中国20世纪思想史，就不能忘记，中西学术之争，在内也在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