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静 | 从影像到数字：社会性别建构的“拟像”之困

吴静 | 南京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

本文刊于《探索与争鸣》2021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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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的末尾，一位脱口秀女演员的言论因被投诉涉嫌性别歧视而上了热搜排行。从某种意义上而言，这对于被影像定义为“她时代”的2020年来说，简直是一个没有比之更意味深长的收笔。一方面，对性别政治问题的思考正在不断触及社会的各个微观方面，挑战着习以为常的默认值；另一方面，现实与文化经验中的传统问题在以数字化为中介的技术重构中似乎又有了新的布展。当性别问题以景观的方式被建构时，对问题的观照也不自觉地成为景观的一部分。同谋、反思还是解构？这是时代之问。在数字化标记着人类社会正在进入新纪元之时，数字技术之所以需要被审慎地反思，并非技术本身作恶，而在于当今天的一切都被技术这一单一叙事话语所统摄的时候，技术似乎就成为连接世界、解释世界的唯一方式。当数据、算法等多个要素把人类社会不断拉入技术加速主义的逻辑之中的时候，恰恰就需要人文研究来引导人们对当下的各种“理所应当”进行重新思考：我们正在去往何处？这是对性别问题的重新反思，更是对构建在人文和技术这两座基石之上的人类社会整体发展方向的抉择。

影像的超量溢出：被误读的焦虑

近几年，女性题材屡屡成为银屏爆点，从影视剧到综艺节目，娱乐产业以女性为主要定位（角色、参与者和观众）的作品相比之前呈现出一定的异质性。如果说之前同质化程度极高的家庭伦理剧和强行人设的“塑料女性职场剧”是将女性形象刻板化、单一化为假想的元素，那么，试图挑战这一点的制作者们则尝试以年龄和多元为突破，赋予女性以更丰富、更立体的维度。一时间，女性影像占据了银屏（电影除外）。角色剧情、综艺话题、脱口秀爆点，无不“得女性者得天下”。但在另外一方面，女性的“被看见性”却依旧有无法突破的桎梏。在2020年上半年新冠肺炎疫情事态最为紧急时，大批医护人员驰援武汉。据有效统计，不少于三分之二的女性医护工作者奋战在抗疫第一线。然而，在各类媒体的报道中，这些女性专业人士的形象却以一种狭隘的性别化方式被展现出来：惜别—落泪、剪发—落泪、重逢—落泪、思念—落泪……尽管这些刻意展现出来的视觉塑造中也不乏制作者想要表达的“人性光辉”，但是不可否认，在这一特殊的时刻，女性的社会性维度和责任担当依旧被降维为附属在性别角色特征（甚至是刻板的和假想的）之下的次要存在。这样一种影像输出甚至可以符号化和普遍化为对所有女性从业者的形象塑造，无关专业内容，无关个体特性，它只是扁平的性别符号的溢出。更不要谈在下半年的某部有关抗疫的电视剧中，女性形象被塑造为局限在家庭、个人的格局中，与义无反顾选择社会担当的男性角色形成性别甚至人设的简单化正反对比。如果说前面的新闻选择性视觉呈现还属于媒体囿于传统而对女性进行的特殊解读，那么后者的枉顾事实和常识又是在何种逻辑的支撑下从剧本作者经电视制作人并经过层层审核直至展现在大众面前呢？这几类表面上极具异质性但内在又具有同谋关系的视觉建构向我们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影像所诉说的可能是单义的现实（或真实）吗？不论答案是肯定还是否定，接下来必然要问的是：谁决定了影像的输出呢？

事实上，影像从来就不是简单的现实（或真实）。它利用不同图像的功能和图像之间的过渡与转接创造性地建立了视觉可见与知觉理解之间的联结，是叙事张力的一种构架，也是社会结构对可见物与可说物之间关系的一种情境性重构。这种重构并不必然地和真实之间产生因果联系，而是作为用可见形式书写出来的新的意义叙事凌驾于现实之上，甚至取代现实。这也正是为什么情境主义国际的代表人物居伊·德波在《景观社会》一书中发出感慨，认为影像/景观对现实的统治已经成为一切统治形式之最。这实际上是对关于影像的直观经验主义的判断的一个有力反击：影像未必言说现实，相反它在可见与可想之间建立的固定的关系秩序重构着人们对现实的理解。于是，影像的过度繁荣带来了对影像本身的疑虑：我们如何以及依据什么来判断影像的内在秩序与真实的距离呢？甚至从某种意义上而言，当影像成为我们与世界的中介/媒介的时候，也就彻底隔绝了人对于真实现实的达及？正因为如此，自1960年代以来的大多数激进理论家都有着对影像统治的忧虑。

德里达在讨论文学书写的意谓问题时对言外之意所造成的空场的论断，可以用来观照影像在制造景观时所使用的关键性谋略：“这个作为文学处境的空正是批评家应该认识到的其对象之特性，因为他总是绕着这个东西在说话。或者更确切地说，既然‘无’不能作为对象，那么不如说批评家的恰当对象乃是‘无’本身隐身时所确定的方式。”毫无疑问，“无”隐身的方式正是景观生成的形式和结构，是它的真正力量所在。它通过将隐藏逻辑以景观的方式建构为常态化思考，从而将批判意识从观众那里剥离。从本质上而言，景观是由影像担任了中介的社会联系，而决定这种社会联系的叙事结构的正是那个欲说还休的空场之无。

《乘风破浪的姐姐》和《三十而已》受到热捧的原因之一，正在于它们在开始阶段都努力要从刻板的性别印象套路中走出，以众生相的方式去讨论和面对那些长久以来被加置在女性身上的禁锢。然而当打破年龄偏见的方式必须是超年龄感，当衡量女性的标准是风华绝代，当编剧为不同经历、不同性格女性所设想的救赎无一例外是男性（不管是原来那一个还是换一个）的时候，故事又以一种极其尴尬的方式回到了老套上。从这个意义上讲，它的深刻程度甚至不如亦舒的畅销小说《喜宝》，至少在那里，直接被言说的是欲望，而非似是而非的所谓理想。有评论说，成熟女性叙事的烂尾所反映的正是女性进退维谷的逼仄空间，即她们所面对的社会天花板。也有人说，这是当代社会的女性普遍面临的焦虑感的影像化。于是，超量溢出的影像形成了关于女性的普遍性景观：不分地域、不分年龄的女性共同经历着同样的焦虑：情感、家庭、年龄、容貌、职场危机……从大多数读者和观众的经验层面看，这些焦虑似乎真实可信。那么，女性应该如何摆脱这些焦虑就顺理成章成了接下来的问题。各种心理学的、社会学的、经济学的探讨纷至沓来，各种话语应运而生。然而，真正应该被质疑的问题恰恰在于：这真是女性的普遍焦虑吗？解决这些问题是女性的责任吗？

（《乘风破浪的姐姐》 剧照）

不可否认，性别政治在任何文化语境内都是一个历史性的问题。在全球范围内，女性经历贫困、疾病、歧视的比例高于男性。但这绝不意味着女性的问题是单一而共同的。不同社会情境中的女性面对着不同的问题。越是贫困和不发达地区，女性所遭受的不公平待遇越严重。今天，影像所建构的景观一方面在社会性反思层面稍有突破，另一方面借助拟像造就的“超真实”视域，将女性形象、女性所面临的问题扁平化、狭窄化成单一叙事，使更大范围中女性的遭遇不被看见。同时，也成功地将社会的结构性问题诠释为女性自身的焦虑，并将解决的责任加诸女性身上。

这种依据性别特性建构起来的焦虑也同样指向男性。在影像所造就的“超真实”境遇中，男性也面临着被影像逻辑重新拆分、组合和定义的可能性。例如，面对当今社会家庭教育问题时，对良性亲子关系建立的解读遮蔽了一切个体、环境、文化等复杂性因素的构成，其成功与否被简单归结于陪伴的重要性。陪伴焦虑由此而生，无论是女性还是男性，其家庭责任的履行与否最终被化约为是否完成了陪伴职责。陪伴的匮乏则相应地解读为一切家庭问题的原罪。甚至，难以提供亲子陪伴的男性也被冠以“云配偶”的称呼。诚然，良性亲子关系的建立需要以时间的投入和情感的互动为重要支撑，家庭本身作为社会结构的细胞，并非脱胎于复杂社会条件的独立单元。当亲子教育本身作为一个代表性的社会现实问题而成为影视剧、社交媒体等影像手段的表现对象时，其问题的条件性、复杂性、情境性被单一化，仿佛所有的家庭问题都来自亲子陪伴的缺失和父亲形象的缺位（这些影视制作中父亲形象的刻板化是该问题的另一种表现形式），从而使得性别成为看点、叙事本身成为非真实。

表面上看，性别的焦虑仿佛来自他们对于现实问题的困扰，事实上这些问题的根源在于公共空间内身份认同的危机感。这种危机感正是身份作为一种社会性建构对性别的凝视。波伏娃所谓的“第二性”所言的正是社会对女性的话语建构之结果。这些焦虑本身不是某一性别所特有的，也不是所有性别群体共有的，但却被符号化为某种单一性别的表征。“符号作用本然地是主体间的、社会的。正是这种公共性，不允许其成员中的任何一个成为他自己，对自己保持自己，或者在他自身的意象中创造那存在于超越他的东西。”从一方面而言，焦虑叙事反映了文化的镜像和征兆。它以极具现实感和代入感的影像编排将社会秩序的规范、主流意识形态的观照和价值判断进行编码，使得个体在被编码的他者凝视的镜像中辨认和塑造自我，以期完成叙事的经验性维度。“在这种经验中，个体寻求的不是简单地去抚慰大的他者，而是通过使自己成为心目中的他或她而消解自身中的他性。通过想象的途径，那把自我带入存在的源初认同过程被重复，并由个体在其与由众人和事物构成的外部世界的关系中加以强化。想象作用是一种极端的幻想尝试的景观。”这种景观维护了刻板印象的持续，同时又把社会问题置换为性别自身的问题。而在另外一方面，焦虑叙事的影像输出所强调的“被看见性”也源于贩卖焦虑所带来的利润的诱惑。例如，当商业口号将女性的主动性定义在持续购买和占有上时，再没有比贩卖焦虑更能激起消费的动机。说到底，这不过是围绕商品所建立起来的影像与文本的光晕，它穿透焦虑直抵欲望。“这也是马克思教会我们在表面上没有商品故事的物体上解读象形文字和深入了解隐藏在经济语句后面的生产地狱的时刻，就像巴尔扎克教会我们在一堵墙或一件服装上解读一则故事或进入掌握着社会表象秘密的地下圈子。”资本从未放弃任何阵地。它使得性别话语的任何形式成为其同谋。性别的压制与反思、身体的禁锢与解放、焦虑的形成与释然……资本所到之处，它们不过是视觉舞台上穿梭的面具与影像。

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德波所领导的情境主义国际在1950年代以实验电影的激进方式来反抗影像景观的叙事性所负载的社会编码功能。他们以画面闪烁、声像异轨、逆序、中断和多声道输入等方式打断单一的影像叙事，甚至通过对影像的故意毁损来拒绝景观对世界的虚假还原。尽管这种消极的极端实践形式并未能持续很久，但它和其所效仿的达达主义一起，共同成为20世纪的艺术反思事件。

数据化再现：被隐匿的权力

如果说影像的过度繁荣消除了事件的表面在场与其历史情境之间的真实联系，那么数字化带来的就是一个完全的重构世界。因为与影像凭借可见与可说之间的能指连接所构成的“物的秩序”的叙事不同，数字化本身所依赖的数据和算法基础使得数字化建构本身的问题以一个符号学的独立系统被提到台前。和所有的再现与表征一样，数据的再现也是必须经由中介完成的。这一中介以计算机和互联网构成硬件基础，却以大数据和算法形成核心支撑。在传统的直观经验主义的认识中，硬件和量化的数据成了客观性的保证，它们的共同联结形成了对客观事实（fact）的精准再现。同时，大数据提供的无比强大的数据挖掘能力使得人们乐观地相信，在现代技术的帮助之下，人类比任何时候都接近真相/真实（truth）本身。然而，真的是这样吗？

作为一种符号语言，数据和自然语言都依赖符码能指和所指之间的关联性。在自然语言中，对这种关联性的追问不仅在语言学研究中存在，而且人类学和文化研究也以不同的方式对能指的霸权进行了质疑。不过，这样一种反思性的态度尚未进入对数据语言的分析中。由于长期形成的技术等同于科学的话语统治，（可能的）技术崇拜主义的倾向在最初的一些时候容易使人文学者在新的技术面前忽视反思性，从而将技术本身自然化并权力化。这种理论态度既反映在今天对大数据和数字化技术的理解中，也反映在对由互联网所表征出来的各种社会事件的态度中。性别问题就是其中之一。于是，借由特定数据库和算法呈现出来的数据表象在很多时候变成了解读性别问题的普遍化甚至标准化。这种权力的隐匿性使得问题的扁平化和单一化被忽略。

瓦尔特·本雅明在《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中谈到了相机的发明使摄影技术以一种数量复制的工具理性摧毁了物品独特性的“灵韵”，“物的普遍的平等感”在形式的复刻中得以实现，艺术作品与其真实情境的联系被破坏殆尽。这一批判性哀叹中所蕴含的古典英雄主义的失落自不待言，但它却预言式地刻画出所谓的远程客观性（在相机时代是被复刻的艺术品，在广告时代是大量印刷的图片海报，而在数字时代则是经由互联网呈现的网络—数据世界）和社会现实之间的距离。被摹写的世界和其原本之间的异同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一距离本身。对距离的不察将日复一日驱散我们最后的批判精神。因此，对距离的讨论必须反过来首先回到问题及其中介所置身的历史以及社会实践当中，回到那些将其变成了话语甚至神话的社会装置当中，从而反思社会装置，与更深层的理论问题和思想史脉络恢复联系。

当技术以“科技改善生活”作为口号和愿景不断进入我们的生活，以至于在某些时候从辅助的工具中介变成了生活选择本身的时候，生活面临着被数字化再现的现实。然而，在对这种再现的理解中，存在两种较为普遍的误解。第一，将“大数据”等同于“全数据”。毋庸置疑，建立在互联网和移动通信技术基础上的数据捕捉能力超出了人类之前的一切世代。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这个庞大的数据库对真实世界本身具有无缝的覆盖能力。一方面，数据的生成是不间断的，新的数据不断对旧有数据进行替代和补充。旧有的数据并不会消失，它们在各种层面上被征引使用，引导着大众对世界的理解。另一方面，数据的生成又具有不连续性。什么样的数据会被捕捉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基础设施的普及和算法的设计。经济和技术不发达地区的人们以及幼龄和老龄人群“被看见”的概率要远远小于其他群体。正如德勒兹语带讽刺地批评西方理论界长期以来关于“人”的本质的理解实际上是意识形态化的“成年、白人、男性”一样，今天形成数据的可见性的关键在于“有条件、有能力上网”。这同时也就意味着大量不被大数据覆盖的群体比过去任何时候更容易被忽视。第二，将“数据化”等同于“数字化”。如前所述，数据的生成是一个动态的过程，这就使得数据的再现和表征必然有其时间性和边界性的局限。与之相对，数字化却是一种和内容无关，而只和表现形式相关的等式换算，如同水的固、液、气三态变换一般。然而，当“数字化”的范畴被用来指代数据表征这一具有时空局限性的事件时，有限的数据（data）被替换成了纯形式化的数字（digit），局部性的再现变成了形式上的转变。作为其结果，被调用的数据获得了其存在的全部合法性而获得了普遍的意义（想象一下“健康码”照片被截图使用的违规情形），甚至在很多时候取代真实存在。“数字化”这样的表达和第一种误解一起，共同开启了一种数字时代的“天启论”，愈发将特定时空中的事件定格和凝聚为普遍性本身，把视差理解为全域，条件和情境被抹除，数据赋予人类的是类神的全知能力。不但“数字”校准现实，甚而“数据”校准现实，这不能不说是另外一重意味深长的颠倒。一旦这种校准成为评判标准，则会丧失对真实社会关系的把握。这不啻创造了另一种凌驾于真实的人与社会之上的新架构：数据拜物教。其结果是经验的现实在数据所构筑的所谓“客观真实”面前失语。

数据化所带来的挑战在性别问题上呈现出两极化的趋势。近年来关于女性议题的各种讨论空前激烈。前面提到的女性形象的狭隘影像化再现只是其中极为有限的一部分，尽管它们某种程度上延续了对女性形象的刻板解读，却也不失为在抗争和迎合中的一种艰难挣扎。更重要的是，随着题材范围的不断拓展，很多原本在传统文化语境中不同程度被避讳的话题进入公共领域。互联网和自媒体平台帮助越来越多的女性将原本私人性的自我凝视连接成为具有公共性意味的事件，即女性身份塑造和认同问题。尽管问题本身并不新颖，但它的时代意义在于突破了旧的性别话语桎梏，使女性的困境被放置于社会公共空间的可视（“被看见”）范围之内。但并不乐观的另一方面在于，这样的突破并没有对女性整体的社会处境带来革命性的变革。根据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2020全球性别差距报告》，在被调研的153个国家和地区中，中国的整体数据由2010年的第61位下降至第106位，就业率、职场晋升机会均有所下降。数据同时反映出，无论地区、种族、行业、阶层，世界范围内女性所获得的平均薪酬仍低于男性，职场天花板严重，重要岗位和高层职位所占比例远低于男性。与此同时，新冠肺炎疫情的持续使得更多女性陷入困境。

与女性的困境相同的是，数据的凝视也为男性的身份塑造构筑了刚性边界。在数字社交平台中，借由标签化的和对阳刚气质的讨论，男性性别特质的多样性被不断消解，男性也不可避免地开始面对公共空间内身份塑造和自我认同的议题。这种对男性性别特质的标签化定义过程在现实世界中最具代表性的便是对程序员群体的群像描摹。“西二旗程序员的生活”这一话题曾在社交平台中引起热议。大数据通过对这一群体的通勤时间、消费习惯等内容的搜集，勾勒出了一群高薪却生活简单、疲惫却充满斗志的劳动者形象。由此，程序员这一职业被赋予了典型的、固定的特质，如格纹衬衫和双肩包成了程序员的形象特征。因此可见，数据化的抽象逻辑之下，个人特质在数码空间中的表现变得似乎不再重要。“理工男”“文科男”等越来越多的符号生产借助数据的拟象代替了对现实个体的情境化考察。这不仅是由于数据与算法本身所具有的抽象逻辑，在反复的编码与解码过程中，淘澄掉了对象本身的细节与特质，还由于当算法逻辑占据主导地位时，现实问题的表现与表达就不得不以“同一性”而非“差异性”的形态进入讨论域。这便是数据和算法对现实本身的反向校准。

数据化显然并没有将性别问题的解决带入一个更令人乐观的前景中。相反，它成了加在原有问题之上的另一重建构和凝视。数据再现不但并不必然和真实相关，也远不是反思性的，它是权力形式对性别身份和性别问题的塑造，或者说重构。朱迪斯·巴特勒将性属的社会性构建的基本运作确定为排他性，认为“这些被排除的场域给‘人’划了界线，成为其构成性外在，且作为其消解与再表述的持续可能出没于这些边界”。外在确定了边界，同时也确定了性别话语的活动地带：边界之内。惊人的巧合恰恰在于，数据化以同样的方式制造了另一重边界，这一边界在将性别的社会规范性设置视为既定事实的同时又强化了性别之所以成为可能的社会前提。换言之，数据化在对性别进行建构的同时也确定了被数据化拒绝和排斥的领域，它无疑可以被视为福柯的权力聚敛关系的高光显形。数据再现和重构的可能来源是算法，而算法的构想则不可能脱离对社会问题的理解——更准确地说，想象性的理解。这种想象形态决定了数据和算法的可能视域。这也就意味着，一些身体、一些问题被普遍化，而另外一些则被遮蔽。

数据的这种性别歧视在生活世界越来越智能化的情况下，使得性别问题本身自然化。一方面，习惯于网络生存的人们倾向于将互联网所展现的世界当作全部现实，忽略了边缘群体难以被数据和算法看见的情形，从而导致边缘群体愈加被边缘化，不能获得有效关注；另一方面，当涉及医疗医药、福利政策的设计取决于有缺陷的算法或数据库时，所造成的影响就不仅仅是生活的不便，甚至可能是致命性的。例如，在心脏药物研发过程中对合理药剂量的确定大多来自男性数据，造成了女性药物不良反应的发生率是男性的两倍。音频软件的开发也面临类似的情况。因为绝大多数女性和儿童声音频率的范围天然地高于男性，要达到同样的语音识别精度就必须使用更为庞大的源数据库对识别软件进行训练。但现实往往恰恰相反。作为一种权力构架，数据和算法设计的性别主义决定了女性在数字世界中经历着“缺席”的状态，这一状态固化并强化了她们在现实世界中的困境。客观来说，许多女性所面对的具体的问题并不多发于男性性别视阈之内，但是，性别的窄化问题却依然是男性本身在数字世界内无法回避的困境。

凯瑟琳·蒂格娜齐奥和劳伦·克莱恩在她们的新书《数据女性主义》中一针见血地指出，事实上，摒除技术的外壳和支撑，形成数据世界的规范和现实世界并没有什么不同。围绕大数据和数据科学的叙事结构从根本上而言依然是成年男性的。但性别问题并不等于只有女性问题存在，必须将两种性别所面对的具体问题纳入分析视阈。因此，在批判性面对数据科学时必须追问甚至挑战三个问题：谁来做？为了谁？体现谁的利益？对这三个问题的批判性回答直指数据世界的性别建构。

算法之困：人类纪视域下的性别意识形态话语

贝尔纳·斯蒂格勒在《技术与时间》的开篇从存在论哲学立场出发对技术化的理性逻辑进行了清算。他指出，把一切归结为可计算性并将其数字（number，而非digit）化是世界全面技术性的根本。“世界的技术性是使它‘首先并最常见地’呈现于它的实际性中。实际性使确定非确定（逃避最终极的可能性）成为可能，它是一切计算的生存性根本。实际性为计算的生存性起源烙下了技术的本质印记，所以计算就是生存的沉落。”从本质而言，技术性实际上正是世界的确定性维度，作为现代性逻辑后果之一的技术话语的优越地位使得人本主义传统中的非确定性维度被忽视或简化为非理性。而这种简单替换正是大数据时代的统治逻辑。可计算性不但是技术的基础，同时也是算法实现的基础。全面数字化的选择使得现实本身以统计学的可计算方式被算法衡量和判断，其结果则是技术性的进一步强化甚至固化。斯蒂格勒从这个角度对海德格尔关于技术的思想进行了批判性解读。他认为现代技术最大的问题在于取消了时间的形而上学定义，使得存在和存在者（即此在）分离。正如钟表原本是用以衡量和标识自然时间的技术，但反过来却居有和控制了对时间构成的话语权，它是计算理性对自然的支配和凌驾的表现。这一情形在今天愈发凸显：互联网的远程效应和数字化所改变的是现实世界中的整个时空构架。“实时/即时”“同步”“现场”“回放”这样由数字媒体所控制的效应使得持存和延异改变了存在的方式和历史情境的构成，从而导致对整个事件的意义进行了重构。技术在这里以其自治性的力量完成了对事件的话语霸权。这也就是为什么斯蒂格勒认为技术在展示人类力量的同时，也妨碍了人的决策行为和个体化可能。究其根本原因，在于技术逻辑所依赖的计算理性和人本逻辑中不能被计算化的维度之间的差异，也是算法的刚性边界和关于人的定义的弹性边界之间的不兼容。性别话语并未逃脱这一矛盾。

坦率地说，技术威胁主义的话语不是什么新鲜的论调。人类对技术力量的“恐惑”一直是人本主义传统中人与技术二元对立的根源之一。但斯蒂格勒所提出的关于可计算性的问题却为今天理解大数据基础上的数字化和算法提供了一个入口。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在《启蒙辩证法》中阐发了启蒙理性自身在其发展过程中由祛魅的力量逐渐演变为神话的逻辑必然性。数字化在今天正经历着同构的历史。当经验现象通过计算机变成可读的数据时，现象和事件的随机性被打破，它们被数据化地置于与其他事件的各种联系当中，以一种数据上的连续性代替了表面的不连续性。数据挖掘和分析呈现给读者和客户一种解蔽式的世界景观。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景观所展现的连续性未必具有自然性，它取决于算法设计的初衷。当人们满足于通过这种“解蔽”方式去阅读经验世界所谓的“真相”或“意义”的时候，却恰恰忘记了对“解蔽”过程的解蔽：即对算法的批判性反思。一个略具有反讽意味的事实恰恰在于：担任了“解蔽”核心功能的算法一直处于阅读的盲区，它的生成和控制由专业的技术人员操控，是名副其实的“黑匣子”。但算法并不是中性的工具，它是大数据的决策结构分析，是用表现为一系列可执行的清晰指令的系统方法来描述解决问题的策略机制。用哲学的语言来说，算法实际上是数据使用的问题式，它决定了数据在何种意义上可以成为信息。从这个意义上而言，《数据女性主义》一书所提出的问题就至关重要：如果构建整个数字化世界的意识形态从未改变，又如何能够期待它从自身内部生发出解放的力量呢？更为严重的是，硅谷顶级大型科技公司中女性雇员比例相比其他行业呈现出明显劣势。这使得从算法设计到数据收集的所有环节都可能在性别多样性上呈现出明显的不对称。这种缺陷导致了数字化再现的世界和真实世界之间的巨大鸿沟。

这一困境实际上自阿兰·图灵在第一代计算机问世不久后发表的《计算机与智能》的著名论文开始就已有预示。当人们津津乐道于“图灵测试”对人和计算机的区分时，往往忘记了这个实验在最初的时候是用来区分处在另一个房间中的两个人：男性和女性。这也就意味着，性属区分问题从一开始就已经进入了计算机再现的视野，它甚至是关键性和普遍性的。当具体的性别身体（更准确地说是身份）通过电脑终端转化为对提问者问题的反馈时，性属是否能够被成功地再现？对这一问题的思考显然并没有沿着同一路径进行。图灵的传记作者安德鲁·霍奇斯认为，这是一个失败的实验设计。因为性别从根本上取决于身体事实和能力，而后者不能被符号完全代替。相反，符号具有遮蔽性，它可以模糊主体界线。因此，在这个实验中，性别被误认并不能说明任何问题。但卡内基—梅隆大学移动机器人实验室主任汉斯·莫拉维克却持有不同的观点。他相信身份认同本身并不必然需要真实的身体经验（或规训），它在本质上为信息形式所决定。众多科幻作品中所出现的机器人（智能人）将自己误认为人的桥段说明身体恰恰不是身份的关键。这也就意味着，如果被测试的人是在如实回答问题的前提下而被误认的话，那么，通过计算机语言被再现的身体就展现出了与自然身体不同的性属。后人类学者凯瑟琳·海勒以一种超越性别主义的观点关注了中介性在这一过程中的核心角色。考虑到在测试中可能出现的各种结果，对于被测试的性别供体而言，计算机（技术中介）的介入，使得自然身体和被技术再现的身体之间的同一不再是必然性的事件，而是一个情境性的生成，它不断浸透和重写着对自然主体身份的确定。更关键的问题在于作出判断的被测试者，因为图灵测试并没有规定问题的范围和提问的标准，这也就意味着测试者必须依据自己在经验世界中所形成的关于不同性别的假设进行提问，这些假设决定了他对所看到的回答的解释以及由此作出的判断。“最重要的障碍并不会出现在你尝试决定哪个是男人、哪个是女人，或者哪个是机器的时候。相反，这种困扰会来得更早，一旦进入测试所规定的控制论范围，你就会面临各种干扰。测试将你的意志、愿望和知觉胶结成一个分布式的认知系统。”这种认识论上的困惑构筑着人类以观察者的身份在数字/智能世界中的彷徨。海勒以著名的科幻小说作家菲利普·K.迪克的《机器人会梦见电子羊吗？》为例，分析了“机器人”能指在性别话语上所可能引起的身份认同问题。当观察者依据“人”或“女性”的所谓特征对对象个体进行判断的时候，其判断往往和真实无关，而只和他据之作出判断的预设有关。

身份认同一直是女性主义运动中的“拟像”之困。女性主义一直致力于寻找新的语言在公共生活领域内定义和表现女性身份和意义，同时试图突破旧性别政治话语的局限性。唐娜·哈拉维把它形容为“为争夺公共知识所展开的竞赛”。这种知识的建构无法诉诸个体自身的差异，而是经由多样性和关联性的经验。在这个维度上，女性的问题必然是集体主义的，但女性的经历必然是多样性的，并非个体化和特殊化的。围绕着女性身份问题出现的种种不同甚至对立的事件反映出辩证法的特征：身份本就是在自我和他者的边界处不断逡巡参照的结果，具体的边界依具体的历史情境而有所不同。但对于女性而言，这种不同中的共同性依旧有迹可循。女性主义实践的历史不断改写着对“女性经历”的认定。然而，这种多样性是否能被算法确定为参照维度，才是数字化时代真正要追问的问题。

性别主义是人类社会正在面对着的诸多困境的一个缩影。数字化时代，当数据反身成为校准现实的标准，算法成为发问与思考的统一逻辑，平台成为实现一切现实连结的场域时，“可计算性”似乎正在完成使历史去历史化，用算法逻辑重构现实和历史。在这样的进程中，许多个体化的、经验化的、柔性的原则被刚性的技术原则所取代，正如当性别主义问题被编码为数据时，鲜活的、丰富的具体形象往往呈现为一幅“剪影”：只具有模糊、相似的轮廓，异质性的神态、表情等面部细节却被一片统一的黑色所覆盖，不具任何可辨性。与此同时，“性别”本身在流量逻辑、资本逻辑的加持下，已然成为一种被构建的景观。传统女性主义将父权制下的男性凝视作为反抗的对象，但在数字时代，男性与女性则共同面对着现实权力结构之上的另一重凝视——算法权力。无论是面对数字鸿沟问题，还是面对数据对现实的反向校准，性别的差异已经无法决定个体能否逃脱数字权力的吸纳。

结论

拟像和身份认同之间始终是双向影响的。它的社会历史性差异决定了它必然呈现出复杂性和断裂性。然而，数字时代的拟像再现方式以其客观性的外表俘获了对个体进行言说的话语权力，既影响个体的身份认同，也在更大范围内将非数字化世界中的性别问题置于盲区。从某种意义上而言，自我认知的历史既是一部拟像被以不同方式建构的历史，也是一部不断进入和突破拟像的边界而重构身份认同的历史。从女性主义所面对的困境进一步延伸就会发现，性别问题在数字时代正在演化成为一种反思社会现实结构的可能性视角。算法权力的不断弥散事实上将男性与女性共同拉入了一个全新的数码空间，传统的性别问题也不再单纯地表现为二元对立，而是一种在面对共同的权力结构时，以性别视角的不断转换与逡巡完成对真实生活的理解与反思。因此，一方面要客观审慎地对待数据和算法中暗藏的性别意识形态；另一方面要重视未能进入数字化的性别问题，这不仅是大数据时代性别研究应当秉持的态度，同时也是批判性面对数字化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