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家超当选香港特首对澳门有启迪作用

　　香港特区昨日进行第六任行政长官选举，唯一候选人李家超获得一千四百一十六张选票而顺利当选，是历届行政长官选举中投票率和候选人得票率最高的一任，因而是众望所归，民意授权度极高，体现了坚实民意基础和广泛政治认受性，汇聚了香港社会各界别、各阶层民意，彰显了「同为香港开新篇」的强烈共识。

　　香港特区这次行政长官选举，是在香港回归二十五周年之际，亦即《香港基本法》规定的「一国两制」「五十年不变」进入「下半场」之际进行的。亦即「一国两制」已经经历了二十五年，进入余下的二十五年。尽管有说，五十年到期后仍然可以延续，但目前法定的时限就是五十年，因而姑宜以此为界。前二十五年，只是实现「管治权回归」，现在则是「人心回归」，亦即「第二次回归」的开端，开始实行「贤能爱国者治港」新阶段。

　　要说过去的行政长官及其治理团队不是爱国者，并非实事求是，但总是有所欠缺。其中一个重大的障碍，是政务官（AO）治港。政务官的优势是专业化程度较高，执行力较强，因而是理性化的官僚制，强调下级要对上级绝对服从，并强调组织管理的非人格化，以法律、条例、规章来规范官僚的行为，官僚要严格依照规章办事，不可随心所欲，以确保政府运作的可预测性和可持续性。但这个优势在某些时空背景下又变成劣势，例如沾染了严重的官僚习性，繁文缛节、处事保守、行事谨慎、因循守旧，倾向维持现状，极力抗拒大动作。「只顾埋头拉车，不顾抬头看路」，一旦遇到重大政治事件时，就迷失政治方向。

　　而且更严重的是，这种政务官治港制度的建立，是当年香港「反英抗暴」之后，前港英当局「吸取教训」，提出「以华制华」的殖民统治新构思，从香港大学尤其是留学英国的毕业生中选拔人才，进行殖民化管理的教育，因而培养出大批殖民管治「精英」如陈方安生等。他们中不少人持有「BNO」，家眷在英国，可以说是「身在香港心在英」，如何让中央放心？其实即使是以其在香港特区政府的管治事务上，政务官也被指是特区政府施政不顺的元凶。

　　在去年六月二十三日，国务院于依照《香港基本法》的有关规定，根据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的提名和建议，决定任命李家超为政务司司长之时，笔者就评议指出，中央在赏罚分明，在犒赏三军的同时，发出明确信号，防范「两面派」，「伪装者」占据「港人治港」的重要职位，并对未来行政长官选举及组建治理班子指明路向，「特殊性」地为李家超的任命提前进行「先导舆论」。如果李家超在今年第六任行政长官选举之前的任期内，做出更大的成绩，尤其是启动为基本法第二十三条立法，相信机会高于争取连任的林郑月娥，或是五年后第七任行政长官选举的「第一人选」。现在看来，李家超是提前五年进入了参选并当选行政长官的「快车道」。

　　这对澳门特区具有特殊的启迪作用，因为澳门的情况是呈现另一个「极端」。澳门回归前的长期以来，澳葡当局没有招聘华人公务员，当然也因「一二•三事件」后，爱国爱澳群众「不屑于」参加政府管治的情绪有关，因而华人公务员极少，可能会在澳门政权交接时，对「澳人治澳」产生「权力真空」。因而在《中葡联合声明》签署进入过渡期后，北京提出「中文官语化」、「公务员本地化」和「法律本地化」三大任务，才有华人进入公共行政系统。这就确定了他们没有沾染殖民管治文化，基本上没有类似陈方安生之类的「反骨」，及张建宗之类的「两面派」。因而在「爱国者治澳」这个命题上应是没有问题。但与香港的「政务官文化」相比，可能在专业及执行能力上会有一定差距。而且在精神面貌上，较为满足于追求「钱多事少离家近」，过安逸日子，缺少「当家作主」的主动进取作为精神。尤其是与内地的公务员相比，就显得更为突出。因此，有意参与管治者必须努力提升能力水平，做到德才兼备、乐于服务市民，具有过硬的政治判断、驾驭和把握大局、体察民情、锐意变革等从政必备能力，接受澳门市民的选择和监督。必须坚持人民至上，善意关切住房、医疗、交通等民生事宜，与政府同心协力，真正解决问题，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做澳门美好家园的忠诚建设者。

　　当然，经过二十多年的实践锻炼，及吸收了专业程度更高的新人之后，这种情况已经得到较大程度的改善。

　　此次香港特区行政长官选举，被称为「澳门模式」，亦即参考澳门特区的行政长官选举，除在回归前的第一任行政长官选举，有另一人获得法定的提名票数也成为候选人，而形成差额选举之外，其后四次选举都是单一候选人参选，因而避免了许多无谓「揭阴私」式的爆料。香港就确实有此教训，某一候选人在自己选情落后下，突发「奇招」爆料另一候选人「僭建」，导致对方选情直转急泻，而自己则反超前当选。但当选后，中央尚未任命，却又被媒体揭发，其实也涉嫌「僭建」。因而造成公信力和正当性都严重受损，这也正是其施政处处受阻，不得不宣布不争取连任的其中一个重要原因。

　　李家超是警察出身，与政务官相比可能是学历「输蚀」，但立场坚定，执行力很高。这也正是去年六月笔者分析认为他将会是下一任香港特区行政长官的原因之一。也正因为如此，在当年澳门特区政府一位司长被坊间视为未来行政长官最佳人选，而贺一诚尚未正式宣布参选行政长官时，笔者就提出了《黄少泽或最接近中央要求惜未能参选特首》的命题，指出在澳门特区的所有高层官员中，黄少泽是最能抗御「父子骑驴」舆论环境的。既不做群众的尾巴，又主动地对群众进行解说，就处理得恰到好处，不会一遇到游行就「跪低」。而且黄少泽驾驭复杂事务的能力一流，并勇于担当，敢于「亮剑」。他把曾经被称为「有牌烂仔」的司法警察局整顿好，令人刮目相看。因而需要像黄少泽那样，大刀阔斧地对公务员体制进行改革，促使澳门特区公共行政的管理效率及品质，能够追上内地的发展。但遗憾的是，黄少泽受到种种主客观原因的限制，而未能参加第五任行政长官的选举。而且他必须要承担「双庆」安保的重大责任，尤其是做好习近平主席来澳主持庆祝澳门回归二十周年及新一届特区政府的成立仪式，因而更不能「临阵逃脱」辞职参选新一任行政长官。在一定程度上，可说这是澳门特区和多数澳门居民的一大损失。

　　当然，贺一诚正式宣布之后，这个命题也就不再存在了。而且，贺一诚出任行政长官后的表现更佳，综合能力更强。当然，黄少泽在贺一诚两个任期届满之后才六十一岁，还有希望。

　　李家超当选并获得中央任命及正式宣誓出任香港特区行政长官后，相信能够将香港的事情做好。港澳的「双城记」，就不再是「风景这边独好」，而是并驾齐驱，携手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