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朝的暴亡有多重因素，我认为其中可能有从适合战时的法律向和平时期过渡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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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商鞅害国害民针对是值得商榷了。秦国原为边陲之地，各方面都比较落后，这样的国家经过变法之后，成为战国之首，并最终统一天下，说害国应该怎么理解，起码没有害秦国；说害民呢，商鞅的法律轻赏重罚，确实比较严苛，但需要考虑到秦国人口不多，所以商鞅时秦国就采用了徕民政策，鼓励他国人民来秦，如果真的对百姓不好，为什么会有人来。

商鞅的法律从性质上：第一，将秦国变成了一个军国主义国家，强调耕战，是一个很强的战争机器，这样问题不少，但战时国家生存是第一位的；第二，给了很多底层人向上的机会，陈胜的“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在秦国恐怕已经实现了；第三，商鞅的法治强调制度建设，实际上可以视为大一统的制度基础，后来的汉承秦制和主席的“百代皆行秦政治”就可以其重要性，其内涵与韦伯提出的适合于现代组织的官僚制已经很接近了。

秦国不是没有问题，但是和其他国家比，能够进行充分的战争动员，并且其他国家大多肉眼可见的在烂。而秦朝的暴亡是有多重因素的，并不能简单怪商鞅的法律，我认为其中的原因可能有从适合战时的法律向和平时期过渡的问题，有刚刚建国工程过多，消耗民力过大的问题，而还有一个重要问题就是继承的问题，如果秦始皇的继承人能够在让百姓修养生息的话可能就会带来稳定，但胡亥上来一顿作反而让问题严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