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鹏山教授曾经严厉地批评《商君书》，说商鞅是最大的恶棍，大家认为这种批评合适吗？

上海开放大学的鲍鹏山教授曾经严厉地批评《商君书》，说商鞅是最大的恶棍，商鞅的法律是害国害民之法，是欺负好人，纵容恶人，让恶人统治好人，是损害人民，把国家和人民对立起来。大家觉得鲍鹏山教授这样批评商鞅和《商君书》合适吗？或者我们应该怎么看待鲍鹏山老师的这篇檄文呢？

善与恶说到底，都只是个道德评价。

但在历史之中，在善恶之外，还有一个跟善恶无关的东西，叫“生产力”。

什么叫生产力？一个欧洲殖民者就算再无恶不作，但靠着手里的枪，几十个人就能直接灭掉一个部落甚至一个国家。

那些被他们灭掉的国家里，难道所有人都是坏人吗？肯定不是。

若从道德的角度去评论，在建立之初“每个毛孔都流着血和肮脏的东西”的资本主义，那几个国家手下的人命至少有数亿条。既然如此，为什么哪怕是马克思这样的人，也会承认资本主义要比封建制度是进步的？

无它，资本主义一百多年来生产出来的财富，比之前几千年的总和还要多。

商鞅变法也是如此。

从道德上，商鞅变法到底恶还是不恶，你可以有自己的评论。这个东西就如同枪炮一样，你别管使用者是善是恶，哪怕是一个十来岁的孩子拿在手里，照样轻松干掉练了几十年武术的绝顶高手。

而从生产力进步的角度来说，生产力进步的最直观价值，就是可以养活更多的人。在18世纪，一个英国底层工人的饮食，甚至要比当时清朝的普通小康家庭还要好。今天，一个美国穷人能领到的救济券，甚至要超过中国大多数人的工资。你别管美国是不是王八蛋，这就是客观事实。

若从中国历史来说，商朝以前及商朝前期，当时对待战争中的俘虏的态度基本就是杀。因为当时的土地生产能力很低，人口稍微一膨胀就容易遇到粮食危机。到商朝中后期，随着粮食产量的增多，一部分俘虏就逃脱了被杀的厄运而成为奴隶。而到了秦汉时期，奴隶制之所以能废除，本质上说就是因为更新的生产方式，可以让统治者获得更多的利益。这个更多的利益的来源，就是生产力。

如今不管是知乎上还是现实中，总有那么一部分人，一边说着要理性要理性，一边却只挥舞着道德大棒骂这个骂那个。

马克思之所以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创立者之一，是因为在批判资本之恶的同时，也肯定了资本对于生产力发展的正面作用，并且指出资本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仍将是主导生产力发展的主要力量。

这就是历史唯物主义，它承认殖民者是王八蛋，但也承认殖民者手里的枪是真好用。

说回到商鞅，站在今天的立场上，骂商鞅有什么卵用呢？

你是个2000多年之后的人，所处的时代与商鞅迥然不同。你骂商鞅的政策，骂了又能如何？且不说人家都死了两千多年，压根就听不到你说什么。就算是你骂的有理，你所依仗的“自由”、“民主”之类的思想，也是这两百年里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发展之后才出现的玩意儿。你拿这玩意儿去骂两千年前的人，到底是商鞅有问题还是你有问题？

何况，既然你连商鞅都骂了，为什么就不骂一下夏商呢？秦国就算再残暴，普通人动辄得咎犯法，还能比商朝那种干点什么事都得杀几个奴隶祭天更野蛮？再说，秦朝至少还有军功爵制，普通人多砍几个人头还有可能捞个爵位，放到夏商这可能么？

我之前在另一个问题下面说过，我觉得现在很多人有意思的地方，在于他们一边骂儒家一边又用儒家的观念去做事。儒家的典型特点之一，就是建立了一个道德化的评价体系，在儒家的思想体系里，商鞅其人是以刻薄寡恩而著称的，因此传统的文人对商鞅的评价一直不高，这当然是没问题的，毕竟这就是儒家体系的正常逻辑。但如今，有些人却一边批判儒家，一边却动辄拿道德来说事，因为商鞅“残暴”、“不仁”、“刻薄”，所以商鞅就该批倒批臭。至于商鞅变法对于当时的社会到底有没有什么正面意义、是如何让秦国由弱变强的，似乎并不重要。

在这些人的解释里，商鞅变法带来的秦国战斗力的提升，似乎只需要一个“残暴”就可以解释。

但如果残暴、独裁就是战斗力，那当年萨达姆败的可是真冤。

作为一个长期对中国古代思想史、文化史比较有兴趣的人，我并不认同全面否定儒家体系的历史价值，但对于抛弃儒家侧重以道德来评价历史人物的做法的行为，我倒是举双手支持的。“好人”、“坏人”之类的评价，小孩子说一说也就罢了，成人这样搞就没意思了。

这种借着道德评价把商鞅批倒的行为，就如同前面所说的，因为殖民者滥杀无辜，是王八蛋，所以殖民者的枪炮都要扔到海里，谁也不准用一样。

这除了让自己口嗨一点之外，并没有什么卵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