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人是怎么通过衣服来炫富的

明朝人是怎么通过衣服来炫富的

文：杨照

来源：《讲给大家的中国历史11：光明与黑暗并存的时代》

整个明朝，史料上不断出现讨论“逾制”的问题，到了晚明，更提升为对于奢侈现象的种种形容与批判。“逾制”与奢侈，是这种虚荣满足必然带来的现象，其影响层面非常广，对于明朝人如何穿、如何吃，乃至如何盖房子、如何行动，都有着关键的作用。一言以蔽之，强大的炫耀、表演性的消费行为，成为近世后期的主要生活因素。

京剧中有一出戏叫《凤还巢》，那是很有名的丑角戏。戏中两个角色，程雪雁和朱千岁，都是由丑角扮演的。戏中有一段，朱千岁应邀去程浦老先生的家里。他带着两个家丁，一进去，先说：“来呀，脱去我的路衣，换上我的寿衣，好与老先生拜寿。”家丁帮他换了，他才向程老先生说了祝寿的话，被请到里面吃酒，朱千岁又说：“来呀！脱去我的寿衣，换上我的便服，好与老先生饮酒。”又说了几句话，朱千岁起身：“老先生，天不早啦，我跟您告辞啦。来呀！换上我的路衣，也好赶路。”

另外一段，两个家丁帮他换衣，换好了他一看，勃然大怒：“怎么还是我来的时候穿的那件儿呀？”家丁说：“就是那件儿！”朱千岁就骂：“别的衣裳你没带来？”“我的衣裳有的是，怎不多带出两件来？没用的东西，下回记住了！”

这两段强调了朱千岁的夸张奢侈，而在剧情的设计上，换衣过程中程夫人误将朱千岁认为是穆居易，因而决定将程雪雁嫁给他，这是其中一对阴差阳错配对的来由。而程夫人如何做出这决定？就是看他的衣着，被他频频换衣服这件事打动了，认定这样的人值得嫁。

再回头看《凤还巢》开场戏，程浦、朱千岁两人到郊外踏青，书生穆居易也在。但因为身上衣服太寒碜了，不敢去和程浦相认，是朱千岁叫了他，过来后问起，才发现他是程浦老友的儿子。

戏的发展就架构在衣服上，故事明白标举了是以明朝为背景，主角名叫朱千岁，这显然是明朝的皇族子弟。这样的联结不是偶然，这出戏中显现了明朝的社会现象—对于外在衣装的重视，以衣服来决定人的地位、身份，甚至以衣服来判断人的价值。

01“衣着逾制”与衣着颜色、图纹等禁令

明代最突出的社会现象之一，是“衣着逾制”。首先这“制”源于朱元璋的统治信念，他希望在国家体制中给每个人一个固定的位子，大家都乖乖地待在各自社会空间的原地上，安静过着如同“小国寡民……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的生活。所以他的统治一直管到人民的生活细节，有很多相关的“制”。

据《明史·舆服志三》记载，1458年有一道禁令，规定人民穿衣服不得使用几种颜色。第一是“姜黄”，那是浅黄色；还有“柳黄”，柳叶刚冒出来的颜色，接近黄绿色。最大的禁忌当然是皇帝用的“明黄”，即鲜黄色。另外“玄黄紫”也不能用。

此外还规定衣服上不能有哪些花纹。蟒、龙不能用，飞鱼、斗牛、大鹏、狮子不能用。四宝相花，四个图案连续盘在一起的，不能用。大云纹，即大块云状图案，也不能用。

这道禁令告诉我们，到这个时候，明朝的服饰已经改变了。当初朱元璋的理想是用衣服显示社会身份，你是什么样的人就穿表现你身份的那种衣服。而且不管什么身份穿的，基本上都以功能为主要考量，尽量简朴。但这样的原则没能维持很久，到15世纪中叶已经濒临瓦解了，才会在英宗时又颁布这道禁令。

使得朱元璋的信念实行不下去的一股力量，正来自其信念内部的吊诡。衣服要清楚显现身份，别人可以从你的衣服上立即看出你是什么社会阶级的人，这种规定反而提供了强大的“衣着逾制”诱因。只要换穿上不一样的衣服，在别人眼中的地位就改变了，那么方便就可以提升地位的方法，干吗不用啊？

到必须以禁令明白标举哪几种颜色、哪几种花纹不准用，表示连“明黄”和“蟒龙纹”这种明确和皇家有关的服制元素，都有人敢乱用了。

不过1458年的禁令，主要处理的还是衣装上的社会标记问题，然而也差不多在这时候，另外一方面的发展变得愈来愈严重、愈来愈夸张，那就是在衣服上奢侈浪费，产生了许多和原有皇族、官职象征无关的新奢靡表现方式。

从1370年代开始，朝廷就多次发出对“衣着逾制”的警告，最后一次的相关禁令，出现在1541年。这次的禁令则是特别针对“云巾”“云履”。这里的“云”指的不是一个世纪前的“大云纹”了，而是一种特别的材质。“云”指的是“云缣”，这道禁令管的，不是外表花纹，而是某些最为贵重的特殊材质。

“云缣”是一种丝织品，织得特别松软，感觉上比一般的丝还要更轻。这当然牵涉到高度复杂的织工技术，可以做出特殊的皱纹，会有波浪的效果。这么贵重的布料，却有人用来做“云巾”“云履”，那明显是夸示。

这时期最贵重的衣服材质除了“云缣”之外，还有“吴绸”，即苏州的丝绸；“宋锦”，这是带绣花的衣料；“驼褐”，骆驼毛织成的，是最好的毛料。

禁止用“云巾”“云履”，那就不是在管“逾制”了，而是针对奢侈风气。将这种大家都看得出来很贵重的材质用在做佩巾，甚至做鞋上，这明显的用意与效果就是炫富。到这时候，炫富的情况已经超越“逾制”了，想要自我标榜、得到社会地位的人，不再是去穿不属于其身份的衣服，因为这种做法太普遍了，大家都这么做，以至于身份和衣着相连的“制”已经丧失意义了。所以要凸显身份就要穿别人穿不起的衣服，或者像《凤还巢》戏中朱千岁那样，以别人无法负担的方式来穿衣服。

02从马尾裙到苏样，衣装的“创起为奇”

明宪宗成化年间，1470年代，在北京出现了“马尾裙”的流行风潮。“马尾裙”以马尾毛织成，这种裙子材质较硬，就像撑开的伞，据说是从朝鲜传进来的。一时之间很多人都穿，连大学士都有人跟着赶流行。

因为是新鲜的外来样式，所以身份高的人穿、身份低的人也穿；有钱人穿，没钱人也穿。大学士万安还每天都穿，本来是冬天的服装，万安却连夏天都不愿换下来。大家都要穿，马匹当然就倒霉了，当时北京附近到处都是尾巴光秃秃、毛被剃光拔光了的马。

1458年下的服色禁令，由一位叫周洪谟的大臣负责监管，但到马尾裙流行时，就连周洪谟身上都穿了两层“马尾裙”，形成了莫大的讽刺。周洪谟正代表了历史的变化，一个曾经主管纠察“衣着逾制”的官员，自己抵挡不了诱惑，公开将流行的新服饰穿在身上。“衣着逾制”这个观念本身落伍了，新时代的穿着风格不再是去模仿有钱有地位的人穿什么，而是创造、趋附新的流行。穿着一眼看去就不一样，因而会让人羡慕的衣装，成为风气。

“衣着逾制”的观念被抛弃了，衣装外表的问题变得更加严重。衣服变得和钱、和财富紧密联结，甚至说穿什么衣服主要就是为了彰显财富都不为过。新兴的服饰风气是“始以创起为奇，后以过前为丽”，好衣服的定义是新发明的，之前没有人穿过的，而且是在某个点上，即某些方面明显超越以前大家看过、穿习惯了的。

16世纪开始，明代服装的特色便是追求变化。例如简单的“方巾”，朱元璋开国时订定了“四方平定巾”作为读书人的身份表征。第一等社会地位的人戴帽子，其次就是读书人戴“方巾”。但到了这时候，“方巾”又分“汉巾”“晋巾”“唐巾”，还有“诸葛巾”“纯阳巾”“东坡巾”等等。因为和读书人有关，所以命名上就标举历史来源，宣称是不同朝代留下来的，或是和名人、道教扯上关系。但真正的意义是形状、花色都不一样，可以有所选择，尤其会倾向于选择和别人不一样的。

晚明张岱的作品中就记录了纺织业中心苏州不断推出新的布样，浙江人看到了便急着模仿、追赶。而一旦浙江人穿了，苏州人就嫌弃不要了，再换不同的新样式。张岱讽刺浙江人如此愚蠢，一直被苏州人牵着鼻子走。张岱的态度很明显表示了，不是要浙江人不要变了，而是应该自己去变、去创新，不要一直跟在苏州后面学人家的。

明代晚期的史料中，常常出现一句惯用语“一时之妍”，多半用来描述服装。这是之前没有的语词，主要用来凸显之前的流行。“一时之妍”，表示当时大家都觉得漂亮，人人趋之若鹜，然而那“一时”过去了，现在回头看，奇怪，有什么好看的啊？彼一时此一时，时间不同，流行改变了，美或不美的看法也跟着变了。此一时如果还穿着彼一时流行的衣服，那么非但不会被认为漂亮，甚至还会被耻笑。

依照张岱的回忆，他年轻时苏州流行风潮的“赏味期”大致10年左右，每10年就会有一波大变化。等到他进入中年，变化的速度加快为每两三年就换一次了。显然明代后期的服装，符合我们今天所说的fashion性质，那就是流行，有着明确、强悍的流行递换操作，也有全社会介入、参与的赶流行，生怕跟不上流行的集体心态。

苏州是流行的中心。有流行的发动者，也有流行的跟随者。而特别的是，士人因为仍然在社会上拥有醒目的示范作用，可以说积极参与了流行的发动与决定。

浙江人李乐留下了以下有趣的诗句：“昨日到城郭，归来泪满襟。遍身女衣者，尽是读书人。”进城一趟，回来哭了，因为在城里一看，外表上是女性的，穿女装的，竟然都是士人！

为什么说士人穿女装？因为明代男装、女装有不同的颜色。男装本来主要是青色，如果不是以青色为底，而是比较明亮、鲜艳的，传统上被认为是小孩和女人才适合穿的。到了明朝后期，城里街道上，没钱没身份的人才穿青衣。其他稍有财资稍有办法的人，都放弃青衣换穿更鲜明的颜色（“尽为妇人红紫之服”），从传统保守的眼光看去，就像是男人在衣装上都变身为女性了！

归有光对于明朝中叶的风气有一番整理，得到的结论是：世俗奢侈的习惯是从士人身上开始的，然后感染到城市，城市流行了，再往外扩展到城郊。

为什么从士人开始？因为士人和商人之间的距离不断缩减，使得士人的文化带有愈来愈强烈的商业性质。商人有奢侈炫富的动机，那是使得他们得以增加社会能见度，借此提高社会地位与社会正当性的手段。而商人在社会地位改变上的主要目标，也就是追赶上士人。

商人的行为给了士人一种集体压力，刺激催生了一种集体自觉，即必须维持和商人间的一定距离，在外表上和商人维持可以辨识的区隔。在近世社会中，没有了封闭、固定的身份制，不能去规定谁是豪族、谁是寒门，于是外在的表征很容易模仿，也必然会招惹来模仿。尤其商人有特别动机，又有充分资源去模仿士人的穿着外貌以自抬身价。如此就逼得士人必须不断“创起为奇”，放弃已经被其他人模仿，失去阶级标示意义的服装，改换出新的一套来。

士人仍然握有订定社会品位的优先权力，但商人有可以不断变换追摹的资源与能力。于是一个换、一个学，构成了明代的服装流行动力。这种条件下，出现了特别的读书商人，将他们的士人本事拿到市场上去换得金钱。唐寅的画、文徵明的字，在当时都带有商品的性质，但又有高于商品的地位。他们的画和字不再是单纯在文人间相赠流传，而是特别卖给有钱人，作为有钱人的品位象征。

这些参与市场的士人就有了新的自觉，必须维持自己品位上的领先地位，他们一方面代表文人，一方面积极和商人周旋，并为商人提供有品位的商品与品位指导，和以前的文人很不一样了。

明末出现一种特殊的衣着服饰，称为“苏样”，“苏”指的是苏州。苏州既有钱，又是纺织业中心，而且聚居了大量的文人，是文人文化的制高点。“苏样”最特别之处，在于表面上没有绚丽的色彩，也没有繁华的纹饰，讲究的是极其细腻的布料织法，以及巧手精工的剪裁。这是进一步为了摆脱模仿而产生的低调奢华风格。

“苏样”不只是出现在衣服上，甚至可以说是明末文人精神与生活意趣的总体风格。由外而内，要创造一种没有那么多表面可以抄袭模仿的元素，却内蕴涵藏必须有一定文化程度才能看得出来，要更高的文化修持才能参与的艺术化生活。

03社会性衣装的展示场，举国若狂的炫耀热

近世后期在商业领域创造了大量财富，却除了消费之外没有太多其他出路，消费便因而有了愈来愈高的社会标志功能。社会标志需要在公共空间展现，这进一步在近世后期提升了公共空间的重要性。

明代最特别的就是“社会性衣装”格外发达。出门在外穿的衣服，和家里穿的愈来愈不一样。

如果你出门要去的地方，人家不会凭借你的衣着估计、评价你是什么人，你有几分斤两，那么你不会花那么多时间、力气去准备衣服，不会那么在意自己穿了什么。

另外，一个星期出门一次，和每天都要出门相比，对于衣装的讲究当然不同。前一种状况，不需要特别准备什么，后一种就必须有好几套轮流穿的衣服，必须考虑不能每次出门都穿同一套。

接下来，不同的公共空间有其各自的特性，要求不同的穿衣服方式。去衙门里办事和去勾栏看戏，穿不一样的衣服；乃至于要到衙门所在一带的地方，和到勾栏所在一带地方，都会需要换上不同的衣服。

明代出现了愈来愈多作为展示场，让人去展示身份的空间。其中很重要的，是有了让女性可以公开参与的空间。历史上，上元节为什么那么重要？因为唐朝长安城内每天晚上里门、坊门都要关闭，完全没有活动，唯一的例外是上元节三天不闭门，夜晚公共空间里挤满了看灯的仕女们，蔚为稀有的奇观。

明代之后，这种仕女如云的场合变多了，产生了新的奇观。据范濂《云间据目钞》的记录，在松江的迎神赛会上，各镇都租了两三百匹马，在路上大游行。马上坐着扮装的戏中人物，他们有的穿着“鲜明蟒衣靴革”，完全不顾什么“衣着逾制”了，而且“幞头纱帽满缀金珠翠花”，首饰华丽。

若是状元游街，身上戴着三条“珠鞭”，价值超过“百金”；旁边围了妓女三四十人，扮成《寡妇征西》《昭君出塞》等剧中角色。还有花车上“彩亭旗鼓兵器，种种精奇，不能悉述”。为了不受天气影响扫兴，还将街道桥梁都用布幔遮起来，如此当然吸引了“郡中士庶，争挈家往观”。那种热闹情况，是“游船马船，拥塞河道。正所谓举国若狂也”。游行轮流在各镇进行，每一镇四五天，每天都需要很高的开销。

描述完了这样的奇观，范濂更补上背景与后续：“日费千金，且当历年饥馑。而争举孟浪不经，皆予所不解也。壬辰，按院甘公严革，识者快之。”这可不是什么丰年，甚至不是一般承平时节，而是经历了一段饥荒，却都无法阻止松江地区如此疯狂地花费炫耀。因为情况太夸张了，后来甚至惊动了按察使正式立案调查惩处，有识之士才感到安心欣慰。

晚明李日华《味水轩日记》中记载浙江秀水神会，情况也很类似：“秀水濮院镇醵金为神会，结缀罗绮，攒簇珠翠，为抬阁数十座，阁上率用民间娟秀幼稚装扮故事人物，备极巧丽，迎于市中。远近士女走集，一国若狂。”最醒目的是各式各样服装，以及服装上挂满的珠翠饰物，花车上有漂亮女性扮演故事人物。所制造出的效果，两位作者不约而同地皆用“一国若狂”来形容。

那就是群众的集体狂热，显然这种庙会很接近欧洲中世纪的“嘉年华狂欢”，以财富炫耀式消费为人民提供一种暂时摆脱现实、进入狂喜状态的刺激。

本文整理自《讲给大家的中国历史》  2022.3  中信出版集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