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在讨论中国的时候,我们在讨论什么?

当我们在讨论中国的时候,我们在讨论什么?

前:好久没上观网了(主要是之前实在左的太厉害。。。我看着有点害怕),最近看了王缉思先生的《世界政治的终极目标》和几本社会学的小杂书,我又对中华文明和文化的起源有了一点不成熟的小想法,就发上来希望大家能够百忙之中多多批评我。这一篇算是对上一篇文化的分散主义与集中主义的一个修正吧,至于上一篇中提到的某种文化特质,我也希望能够在这一篇中给一个比较合理的解释。

引:中国是否能够不进行社会变革就实现全民族的解放与发展呢?当代全球应该如何看待中国在新时代的全新形象,我们又应该如何认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意义?这种意义对于全人类的解放与发展有何作用?以“自由和民主为”代表的美国理念又有何意义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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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提起某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时候,最先跃入我们脑海的是什么呢?是法国的埃菲尔铁塔,意大利的大卫雕像,瑞士的雪山,日本的浮世绘,这些种种的文化符号实际上反映了我们面对某一个国家和地区的文化认知。但没有人会认为一块鸡形的领土就代表了中国。象征着某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特点,绝不仅仅是一些自然化的特质,而是人化的、社会化的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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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符号表现了我们对于某一社会群体的第一认识)

而文化符号的诞生,是一定要从人类社会的基本矛盾中去寻找的。我想在这里表述一下人类社会所面临的矛盾,一是人类社会与自然世界的矛盾,即自然产出与人类需求的不匹配;另一矛盾则是社会矛盾,包括人类小个体和人类社会大整体的矛盾和人类小个体之间的矛盾,即个人、集体的关系和地位问题。我为什么要从这两个矛盾出发呢?因为我认为这两个矛盾直接决定了人类文明的两种发展需求,即人类实践能力的发展和人类思维能力的进步。

关于欧洲地区的文明起源最盛行的依然是欧洲文明东来说,即希腊文明起源是东地中海地区。欧洲大陆在文明初创期是一块沃土,自然出产丰富,人口稀疏,且欧洲早期的经济生产是畜牧业、农业、渔猎并行的状态,其生产并不需要大规模的人口,所以欧洲地区能够将注意力主要集中在第二种矛盾上,欧洲文明的文化成果也主要体现在文化理念发展与社会问题的解决上。各式各样的政治制度构想与实践(从理想国到社会契约论),对于人的思维的探讨和深入(古希腊哲学到黑格尔),这些都是欧洲文明针对社会矛盾的主要研究成果。

这种矛盾即其衍生出的文化成果催生了以社会发展为侧重点的西方文明,其最新的发展成果就是以“自由、民主”为国家第一目标的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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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得名于欧罗巴骑牛东渡,欧洲的历史进程也是自东向西逐渐发展的)

东亚地区的生产生活在文明诞生之初,是围绕着农业,尤其是水稻这一东亚特色作物。水稻这种劳动密集型作物决定了东亚地区的成规模文明直接面对的问题就是人类需求和自然产出之间的严重不匹配。所以我们甚至可以说,东亚文明从一诞生,就已经进入了文明危机期,而人类需求和自然产出间的矛盾,也就由此贯穿了东亚文明发展的进程。

由此矛盾衍生出的诸多东亚民族文化符号:社会阶级分明,秩序明确的文化特点实际表现着东亚文明初期分配制度的严格;尊老爱幼,注重历史的文化特点则表现了华夏先民很早就意识到东亚地区所面对的矛盾是不可能依靠一代人或者几代人就彻底解决的,体现了华夏先民对于社会功能的认识;思维的相对主义与问题边际模糊、追求大一统则是东亚先民集中精力解决第一矛盾,努力避免社会内耗的应变措施。

这种文化特质随着时代的发展则不断演变与淘汰,逐渐形成了以中国代表的东亚传统文化特质——秩序、统一与生产力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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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文明区包含着中国核心区与朝鲜日本越南三个次核心与其他地区)

马克思主义中关于社会发展的部分最常用的概念就是“作用与反作用”以及“基本同步”。那么这两种矛盾和由此矛盾衍生出来的种种文化成果究竟联系有多么紧密呢?

如果能够说民主与自由不能代表生产力的先进性的话,那么生产力的爆发式增长,也并不能完全代表社会的发展与进步。而各地区的人类之所以能够对此划分高下的原因就在于各地区的主导矛盾有所不同,并由此衍生出了各地区价值观的异变,例如我们会觉得“自由民主”不切实际,而西方人也会认为“吃饱穿暖”没追求。东亚民族对生存的追求和焦虑并不比西方民族对个人权利的狂热有任何卑劣或低贱。这并不只是“仓廪实而知荣辱”就能划分的道德境界问题。这两种态度都表现了人类群体在面对各类阻挡其发展的主要困难时,不断探索,追求卓越的精神,其实质完全平等。过度违反物质水平的精神追求和过度违反精神水平的物质追求才是真正应该被批判的不良倾向。

我们应当始终看清楚一点,美国的核心特点是以“自由与民主”为代表的社会发展成果,而美国的科技与知识,一小半来自于其社会发展带来的生产力发展同步,一大半半则是美国由于机缘巧合得到的全世界各民族针对第一矛盾的研究成果,“自由民主”并不直接与“科技发达经济繁荣”挂钩,完全同步,那当然自由化与民主化也不可能意味着某一社会的全面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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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东地区的核心矛盾是第一矛盾,所以只有自由民主不可能实现社会进步)

我希望当我们谈论中国时,我们有朝一日能够谈论一个科学型文明,而中国目前距离这一目标还有很长的距离要走,这不仅需要我们克服实用主义心理,大力发展基础科学,也需要我们从持续了数千年的全民族求生应急的心理中逐渐转变过来,认识到我们目前在物质生产上的巨大成就,尽快实现从经验主义到科学主义的文化意识转变。我们会经历两种相反的社会化进程,一种是知识与科学的教育,一种是传统文化的传承,这其中文化的阵痛是可想而知的,甚至有很多是违反我们的传统的。在这一场现代化的进程中,对真理的绝对追求会不断地和我们以往不科学的价值观发生巨大的碰撞,到时我们就不得不面对我们曾经模糊一笑就能回避的问题,“较真”也会逐渐由一个反义词,变成一个褒义词。

中国和美国都为今天的人类社会与其未来发展提供了发展方向,美国代表着人类世界对于思维发展社会意识进步的探索,而中国的贡献则是向全世界各社会群体公平提供了解决第一矛盾的方法。当我们谈论中国的时候,我们实际是在谈论人类解决第一矛盾的方法与方向,中国不只是长城、龙、故宫、古老等等文化符号的聚合体,中国应当代表历史与未来的统一,代表人类对于生存的不屑追求,代表人类克服种种自然条件的限制,实现自我发展的伟大进程。无论主动与被动,中华民族正在逐渐背负上为全人类指明通往全面解放方向的一半重担。但我们也并不会因此就有高人一等的资格,优秀的人类文明成果,是不分民族、不分政治形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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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模式是人类文明宝贵的历史成果之一,当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而非民族主义相结合时,我们才真正成为了社会主义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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