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为何要拿起武器？

千万亿人参加了这场人类史上最壮阔的战斗，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不管是老人还是小孩，甚至连懦夫都在迫在眼前的责任面前拿起了枪和刀，甚至是自己的双拳，他们有些看到的是几千年的中华文明已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有些目睹了无情的屠杀是如何蹂躏这个民族，有些甚至只是笃信着国难当头，匹夫有责的朴实思想，就这么义无反顾地将自己的一腔热血洒在了这片多灾多难的土地上。

但是我们的前路依然遍布荆棘。新中国从未安全。

他的评论虽然只是一段文字，在我的脑海里却回想着钢铁般的愤怒与决然：

中国穷兵黩武？中国想穷兵黩武么？中国何尝不想把自己的所有资源全部投入在经济发展上？可是看看我们周围吧！我们北方是一个凶蛮的、对土地充满贪欲的俄罗斯；与我们东北接壤的，是一旦完成统一必将对中国有所企图的朝鲜半岛；喜马拉雅另一边是拥有十亿人口，而且对西藏虎视眈眈，将我们视为头号假想敌的印度；整个西南边境除了印度，还有各式各样的国家觊觎着，一有机会就想在中国身上咬下一块肉；而隔着东海相望，就是与中华民族有血海深仇的日本；而太平洋对面，世界上现存的唯一一个超级大国，已经明示将我们看做敌人。

苟且就意味着灭亡。

这个国家靠野蛮的猎杀和灭绝起家，嗜血成性，制造了无数动乱与冲突，仅仅为了满足资本家们贪得无厌的胃口，它的军事基地遍布七大洲五大洋，

这帮豺狼曾在百年前勾结在一起，试图建造一个黑暗的世界：

要理解20世纪的历史意义，首先要理解19世纪的意义，那个世纪的名字叫做“帝国主义世纪”。

19世纪末是帝国主义的顶峰时代，它原本大有希望取得最后的胜利——运用狂暴的武力和野蛮的统治将欧美之外的所有地区变成殖民地，就像19世纪末西方殖民者几乎完全瓜分非洲一样。

那时的帝国主义势不可挡，依仗在科学技术方面的先进性，征服了所有不懂科学的民族，并像上帝一样主宰着被征服者的命运。

19世纪快要结束的时候，非洲的命运就已经决定了。在帝国主义者眼中，这块大陆就是20世纪的样板，亚洲和拉丁美洲，都将步非洲的后尘，成为被西方列强分割的殖民地。

那时没有人相信世界会不是这个样子，西方人不仅发明了越来越先进的武器，而且拥有了铁路、运河、无线电等各种迅速建立殖民统治的手段，殖民帝国已经强大到只需要短短几个月就可以征服一个王国的地步。

1901年八国联军逼迫清王室签订了《辛丑条约》之后，欧洲几大列强就不约而同地将原来派驻非洲的殖民官先后调往中国担任大使，因为对于中国的瓜分即将开始，需要这些人在瓜分非洲时的丰富经验和谈判技巧。

如果一切按部就班，如果列强能够协调一致，如果有更加先进的军事技术发明出来，那么，亚洲的非洲化、拉丁美洲的非洲化，都只是时间问题。最迟不会超过20世纪中叶，帝国主义就在地球上全面胜利了，一个白人当奴隶主、所有其它有色人种都是奴隶的新型人类社会就建立起来了。

那个世界将与今天这个世界完全不同。地球上不会有190多个独立自主的主权国家，亚非拉三大洲和大洋洲，都会是白人的殖民地，在非洲大陆曾经发生过的那些极为血腥、残暴、野蛮的殖民统治，也都会在所有其它殖民地再现。

那么究竟是什么因素，让这可怕的光景

第三世界的民族解放和人民革命运动，必然要争取国家的完全独立和民族的完整主权，不可能在摆脱了西方帝国主义体系的殖民地命运之后又沦为“社会帝国主义”体系中的依附国家。这就是毛泽东“世界革命”理论的产生背景。

但做到这一点极为困难。第三世界国家没有工业基础、没有原始积累、没有先进技术，要想在保持独立自主的前提下自行实现现代化，几乎不可能。因为西方集团和苏东集团两个先进的工业化集团开出的条件几乎是一模一样的——用主权换援助、换技术。

所谓20世纪的革命家就是这样一个群体，他们为了自己国家的完整主权和民族独立，拼尽了所有的力量，在建国前抗击帝国主义的侵略、推翻殖民统治或代理人统治，在建国后抵御国际两大工业化集团的压力和在国内各自代理人势力的颠覆，直到取得最后的胜利。

能做到这一点的，绝非常人，只能是集思想家、军事家、政治家于一身的“伟大的革命家”。天降大任于斯人，20世纪以自己的百年历史长度，为这类特殊的人提供了一个终其一生也未必能毕其功的事业舞台。

整个20世纪，全世界通过民族解放和人民革命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国家，先后有过几十个，但到20世纪即将结束的时候，只剩下寥寥几个了。因为毛泽东，所以中国仍是其中之一；因为卡斯特罗，所以古巴仍是其中之一。

没有这些伟大的革命家，整个世界原本有极大的可能重回奴隶社会。而所有“不愿意做奴隶的人们”正是被革命家们组织起来进行革命的，所有心甘情愿要做奴隶、被人收买替奴隶主说话、一心一意要分裂奴隶队伍的人也正是被革命家们打败的。

正是为了这场漫长而艰苦的革命，无数不愿做奴隶的人，无数要解放奴隶的人，无数认同共产主义事业的人，无数在血淋淋的现实面前最终选择了良知的人，都投入了人类有史以来最漫长的一场斗争，他们

“你回去转告毛泽东，你们要保卫和平，要反对原子弹，就要自己有原子弹。原子弹也不是那么可怕的，原子弹的原理也不是美国人发明的。你们有自己的科学家，钱（三强）呀、你呀、钱的夫人（何泽慧）呀、汪（德昭）呀。”（《杨承宗口述自传》第69页）

​尽管“也不是那么可怕”，但是不管是约里奥·居里还是杨承宗，都很清楚这段谈话的沉重与迫切。

一个软弱无能，手无缚鸡之力的中国，连自己都保护不了，如何为世界和平主持公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