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18次拒领格莱美奖的大提琴家，为啥美国总统上任都要找他？
哎呀音乐官方账号60年前，7岁的马友友和姐姐马友乘一起站在了美国卡耐基音乐厅中央，为台下5000名观众演出，其中包括肯尼迪总统夫妇，而青年音乐家郎朗7岁时还在挨父亲戒尺、埋头苦练琴。
马友友一战成名，肯尼迪成为了他的忠实粉丝、全美人民送他“神童”称号，大名鼎鼎的指挥家伯恩斯坦，也成了他日后稳固的合作对象。
▲ 马友友与马友乘，右一为著名指挥家伯恩斯坦（Leonard Bernstein）
难得可贵的是，马友友的音乐生涯不只是起点高，而是从儿时展翅雄飞开始，再也没有落下来过。
“流水的总统，铁打的马友友”
成年之后，马友友屡次担任总统就职典礼的大提琴演奏家，无形之中见证了白宫60年的权力更迁。
第 42 届的总统就职典礼上，他和当时最负盛名的小提琴手 Mark O Conner 一起，给克林顿总统表演；2009年，奥巴马当选总统，在就职典礼上演出的还是马友友。
两年后，奥巴马亲自授予马友友总统自由勋章，同年，马友友获得美国肯尼迪中心“终身成就奖”。
照片上的马友友，潇洒随性，八齿微笑。不像去白宫领奖而像是去姥姥家吃席，毕竟去太多次有点熟门熟路了。
去年拜登上任，马友友又风度翩翩地坐在摄像机前，演绎了一曲荡气回肠的《Amazing Grace》来庆祝新任总统的就职。
从肯尼迪到拜登，马友友已经为 9 任美国总统拉过大提琴了，甚至有网友笑称：“流水的总统，铁打的马友友”。
马友友唯一一次缺席是特朗普的就职典礼。针对这次空缺，美国媒体绞尽脑汁地刺探他的政见，但他没有正面回答，而是俏皮地说：“我认为巴赫的音乐，可以给特朗普上很好的一课。”
巴赫意味着什么？
马友友曾说过这样一段话：“要像巴赫一样，懂得文化的连结力，建立新的理解，并创造新的希望。”
他企图用巴赫古典音乐的魅力打破文化与文化、人与人之间的边界，将不同的种族不同的文化联结起来。为此他还开启了为期两年的巴赫计划：到全球36个不同的地区，和当地艺术家合作，演奏巴赫的六套大提琴曲。
在连接美国和墨西哥的华雷斯-林肯国际大桥旁演奏的巴赫第一号无伴奏大提琴组曲，马友友特意选在两国交界处的大桥附近，无疑是恳切希望音乐可以化作一道桥梁，拉近人们之间的距离。
在他看来，很多东西是不该分高低贵贱的，音乐如此，人与人亦然。
奥巴马给马友友颁奖时也说：“尽管马友友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大提琴家，但比他对音乐的热情更伟大的是他对公众的热情。”
除此之外，奥巴马还说，马友友是他见过的最快乐和最丰富的人，后者显而易见，但前者……当我看完这个视频，不得不说一句，奥巴马没骗人，确实很快乐。
水深火热的政斗之间，虽然人们的立场不同，但都能在马友友的琴声中产生共鸣，那弦乐里有种面向全人类的大爱，在白宫这种每日上演权利游戏的地方，他的表演无疑是一股清流。
投入到音乐当中的时候，马友友脸上的神情还是和少年时期一样，天真，虔诚，专注，即使如今已经白发苍苍。
“美美与共，天下大同”
1955年，马友友出生于巴黎。他的父亲马孝骏为音乐教育学博士，同时也是作曲家兼指挥家，曾任南京中央大学教授；母亲卢雅文则是国立中央大学艺术系毕业的声乐女歌手，后来带着马友友和姐姐一起移居美国。
▲ 马友友幼时与家人的合影。
虽说教育之间没有明确的高低之分，但从马友友儒雅风趣、不失坚韧的人格里，足以窥见马家教育之成功。
他的母亲卢雅文坚定地认为：“善心和真诚，比拉大提琴的成功更重要。”而父亲马孝骏负责教马友友拉琴，每次不会让友友练得太长，只有15分钟，实在看不住孩子了，马孝骏就会讲故事吸引他，顺带一提，这位马爸爸讲故事一绝，绘声绘色，连别人家的小孩都喜欢听。
当马友友在音乐方面犯错的时候，马孝骏从来不会打孩子，但该有的教训还是得有——罚他写毛笔字。
马友友的父母和许多海外华人一样，有着强烈的乡愁。他们对马友友讲中国的历史故事，让他练习书法，周末去看中国电影，体会中国的哲学和美感。直至今天，马友友的签名，不是英文Yo-YoMa，而是一笔一画的中文。
慢慢地，马友友对大提琴产生了兴趣，愿意主动去练习，两年时间，他练琴的地板上居然被压出了一片坑凹。
不过优秀的马友友也有过叛逆期，在茱莉亚音乐学院念书的时候，马友友开始放纵自己：他蓄起了披肩长发，开始旷课、抽烟、酗酒……甚至故意把大提琴推到雨中，积满雨水就没法练琴。
直到在一次同学的生日派对上，他遇到了吉儿。
那个漂亮的女孩儿给他讲了一个故事：“14岁生日的时候，我在维也纳得到了一张音乐会的门票，那是一个大提琴独奏会。大幕拉开后，是一个跟我年龄差不多的少年。在钢琴的伴奏下，他老练地开始了演奏，所有的人都被他吸引。那天晚上我对父母说，这个才华横溢的少年是我见过最性感的男人。
“我搬到了美国，到了纽约，试图再寻找那个少年，可是不知道为什么我再也没有查到他音乐会的消息了……”
故事听完，马友友沉默不语，那个少年就是他自己。之所以销声匿迹，是因为疏于练琴，那晚他赢了和朋友们的赌约，得到了吉儿的吻，但他并不开心。
第二天，知道真相的吉儿给马友友送来一封信，信中夹着那张她14岁生日时马友友的音乐会门票，旁边附带一句话：“我后悔回到美国，你摔碎了我的梦。”
马友友和吉尔
吉儿的信让马友友痛苦不已，深思熟虑后，他决心不再堕落，重新规划自己的人生。
1972年春，17岁的马友友从朱丽亚音乐学院辍学，考上了哈佛，攻读跟音乐毫不相关的人类学。
“我在大学期间取消了大量演出安排，专注地研究人，跟各种各样的人打交道，观察他们的生活，聆听别人的想法，跟物理学家讨论，陪哲学家聊天，和生物学教授探讨人，也开始阅读中国古典文学名著，读唐诗宋词，琢磨《红楼梦》里形形色色的人。”
而在这里，他重新遇到了吉儿，并拾起原本打算放弃的大提琴，为她举办了一场独奏会。
这场独奏会后，马友友和吉尔相恋了，并且拾起了荒废已久的琴艺，好在他宝刀未老，很快就追上了之前的水平，在哈佛读书期间举办的音乐会场场座无虚席。
但与此同时，他内心又有一个声音在叫嚣：“我真正热爱的是人！”
他关心他人，不是西方人的热情也不是东方人的好客之道，而是发自内心的好奇。曾经有个记者采访马友友，他拿着人家的简历看了半天，笑嘻嘻地说了一句：这些经历真有趣，我很想听。”
对马友友影响最深的是已故世界著名大提琴家帕布罗·卡萨尔斯（Pablo Casals），因为卡萨尔斯说过这样的话：“我首先是一个人，第二是音乐家，第三是大提琴家。”
足够了解人类，才能更好的演绎人所创造的歌曲，也能因为疗愈人类心灵的目的，创造出更好的作品。
于是，马友友决定把音乐作为传递思想的工具，即把人类学当中的“人本思维”运用到艺术生涯中。
针对世界频繁出现的分裂问题，马友友从20世纪80年代起，不断地把世界各地的民乐、通俗乐甚至边缘乐器都融入创作，实现音乐方面的“美美与共，天下大同”。
可是，这一举动触怒了严肃音乐界的保守派。
1992年春，维也纳国家剧院宣布取消与他签订的演出合约，同时，马友友的恩师，也就是他那位在他7岁时与他合奏的伯恩斯坦也拒绝与他同台演出。电话中，他语气严肃：“孩子，你在自以为是的轨道上滑行得太远了，难道你想把古典音乐变成儿歌秀？”
马友友无助地放下了电话，迷茫和挫败感将他打倒。
但他的妻子吉儿告诉他：“贝多芬说过：规则就是用来打破的。你认为所有的古典音乐都是当时的民歌和流行音乐的最佳组合，你不愿意我们的后代只知道莫扎特和巴赫，而不知道在我们这个时代还有音乐存在过！这不是一个妻子的看法，而是你最信赖的朋友的由衷感慨！”
从妻子那里，马友友获得了极大的信心。
在911事件发生后，世界陷入恐慌与对立，马友友再度思考：如果说冲突是因为沟通的失效，那有什么语言能让世界上70亿人共享？
答案是——音乐！
因此，马友友意识到自己哪怕与整个古典界为敌，都要刻不容缓地展开“救援”计划。
“拆掉围墙，搭建桥梁”
1998年，马友友在美国注册了非营利性艺术、文化和教育组织项目“丝绸之路项目”，2000年正式组成丝绸之路乐团，汇集了近60位来自美国、俄罗斯、日本、伊朗、中国等地的音乐家、作曲家和编曲家，探究东西方音乐的差异，并在此基础上进行融合与创新。
他希望通过此举把聚集全世界观众的目光，打破地域隔阂。
“丝绸之路乐团最核心的理念就是‘拆掉围墙，搭建桥梁’。作为一个音乐人，我走遍了世界，总是能看到很多不同的视角。假设每个民族都会用音乐表达内心，用声音，用语言。那么当这么多不同的声音汇聚起来，会发生什么？这些声音会是什么样的呢？来自巴基斯坦的，来自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这些声音汇聚到一起，会产生什么呢？这就是创造力的源泉。”
会产生什么呢？
2016年丝路合奏团的纪录片《陌生人的音乐》告诉了我们答案。
博斯普鲁斯海峡大桥下，少年玩轮滑，小贩摊榨石榴汁，孩童岸边嬉戏，情侣坐在岸边观赏闲步的群鸽。音乐家们提着他们来自世界各地的乐器一一登场：
叙利亚的Kinan和他的单簧管，伊朗的Kayhan和他的民族乐器Kamancheh（卡曼恰琴），美国的马友友和他的大提琴，中国的吴蛮和她的琵琶，西班牙的Cristina和她的风笛……经裁决略的异域乐曲在风中飘扬。
无论你是谁，来自哪里，都很难不被眼前浪漫且具有生活气息的场面所吸引，他们的音乐有着原始而质朴的活力。人们不会在乎这曲调来自何处，乐器属于哪个民族，不会在意这个民族强大与否，传达人类共通的感情，依靠这纯粹的音符就够了。
丝路合奏团不仅是服务于全人类的公益组织，还是很多落魄游子的精神归宿。
来自叙利亚的Kinan，家乡每天都是战火硝烟，饥饿、流亡是生活常态，来自伊朗的Kayhan，17岁时经历伊朗政变，于是带上卡曼恰琴开始了流浪。马友友和乐团里的成员们一起帮助他们，为成员挑选景致优美的房子，为他购置好家具。
丝路乐团是个温馨的天使公寓，而公寓的主人，是站在国际舞台上饱裕盛名的马友友。
“整个世界踉踉跄跄地走，政府在瓦解，而我们在输出音乐。”
乐团采用了一种古老却历久弥新的表演形式——“Ensemble”（重奏团或合奏团），相比起交响乐，重奏由单件乐器担任独立声部，写作技法更加细致、复杂，给予其更丰富的表现空间，更能展现演奏者的技巧。
丝路合奏团成立近20年，先后出版了6张专辑。其中，最有名的《歌咏乡愁》由索尼音乐公司投资数百万美元，花费两年时间打造，特邀了流行乐金牌制作人Kevin Killen担任制作——在音响效果上大大超越了普通古典音乐专辑，兼具了古典音乐的丰富频响和流行音乐生动鲜活的音场，《歌咏乡愁》当之无愧地获得了第59届格莱美“最佳世界音乐”专辑。
然而，一生获奖18次的马友友，这次仍然没有出现在颁奖台上：“音乐没有可比性，所以我会演出，但一定不会参加比赛”。
2000年，导演李安为《卧虎藏龙》寻找配乐演奏者时，找到了马友友，是因为看中了他在一首曲子中融合多种文化元素的能力。
当时李安问谭盾：“北京紫禁城、新疆戈壁滩、浙江竹林，有没有一种音乐方法使得这三个地方的故事有一种向心力？”
谭盾摊手表示做不到，“但有个人可以，他可以将大提琴拉得像胡琴、像二胡又像马头琴。”
这个人就是马友友。
▲ 左起：谭盾、李安和马友友。
马友友在纽约后，李安留在内地。两个人只能“隔海合作”，唯一的沟通桥梁是两地飞的谭盾。马友友没看过《卧虎藏龙》的任何片段，全靠谭盾把“故事”说给马友友听。
他凭着自己对中国武侠的幻想和谭盾的“嘴”，完成了《卧虎藏龙》的音乐。隔年，《卧虎藏龙》拿下奥斯卡最佳配乐。
▲ 《卧虎藏龙》剧照
2020年，新冠疫情爆发，马友友立马找到同事商量：“我们可以为世界做些什么？”
刚开始，马友友在线上拉琴给他人听，疫情好转恢复现场演出之后，他和找到钢琴家朋友凯瑟琳·史托特合作，把这些曲目录制成一张专辑，并在台北举行了演奏会。这张专辑叫做：《慰藉与希望之歌》。
3月的一个周末，马友友到家附近的社区学校里接种新冠疫苗，打完疫苗后需要在现场等待半小时。看着眼前的人们，马友友突发奇想，拿出大提琴，戴着口罩在空旷的大厅拉起巴赫和《圣母颂》（Ave Marie）。
演奏结束后，现场人们热烈鼓掌。“当地记者匆匆赶来，但马友友很快走了，他说，这只是给他人的一点回报（give something back）。”
曾经看到过很多人质疑音乐的力量，灾难来临的时候，真正起到作用的只有科学技术，音乐的力量过于弱小，而马友友说：“我始终相信，艺术与科学都是哲学的一部分，这些领域实质上都是对自然界和人类真相的探求。”
肯尼迪遇刺后，恩师伯恩斯坦对马友友说：“从此以后，我们要让音乐比以往更有力、更美好、更专注也更动人，作为音乐家，这是我们对暴力的回答。”
音乐带给我们相信、追求美好的力量。
在灾难来临的时候音乐能干什么？我想，这就是最好的答案。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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