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有些上过军校的将领在战场上的表现反倒不如不识字的“草根将军”？

剑啸易水寒

深知身在情长在，前尘不共彩云飞。2019-01-06 18:38

来源：知乎@共青团中央

导读
之前在知乎上有个这样一个提问：
为什么有些上过军校的将领在战场上的表现反倒不如不识字的“草根将军”？
@共青团中央知乎团队的回答获得了大量网友点赞。文中说道：
“在二十多年的武装斗争中，我们的人民军队里确实产生了一大批从士兵走出的“草根将军”，但他们绝对不会如所说的那样不识字。他们或许没有什么正规的文凭，但这并不代表他们的头脑被混沌所占据。”

在中国历史上，有两个群体战斗力是超强的，一群俗称“短衣帮”，另一群唤作知识分子。平日里，他们不显山，不露水，本本分分地从事着自己的工作，可一旦黑云压城，凛冬接至，他们深藏已久的“搞事”之魂就解除了“封印”，振臂一呼，闹个地动山摇，掀起滔天巨浪，接着开创一片新的世界。当然，在中国历史上，也总有些不长记性的家伙把他们视作蛇虫鼠蚁，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而那一次，“短衣帮”和知识分子们终于走到了一起，于是就爆发出了空前巨大的能量。这可能也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由进步知识分子同广大工农群众联手掀起的“红色大潮”——简而言之，这是一段关于我们党领导广大人民掀翻了“三座大山”建立新中国的故事，如果展开了讲，可就说来话长了。

既然是知识分子同工农相结合，那么就可以说知识分子自一开始就是这个队伍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事实也正是这样——纵观我们党的领导人和高级军事主官，几乎都拥有着较高的文化水平，譬如毛泽东同志就毕业于湖南师范学校，周恩来、邓小平等均有留学海外的经历；十大元帅中，朱德、彭德怀、叶剑英均是讲武堂出身，林彪、徐向前则是黄埔军校毕业，罗荣桓、陈毅都在一流的大学中读过书，刘伯承和聂荣臻也在法国、苏联等地留过学，就算参加革命较早，未来得及进一步深造的贺龙元帅，之前也有五年的私塾教育基础......

所以，在高层军政领导的文化水平上，我们党的队伍自诞生起就不比别人差，甚至不乏有高级知识分子。

当然，在“搞事”初期，队伍中的知识分子朋友就发现问题并非那么简单，他们自然明白知识对一支队伍而言意味着什么，但他们更清楚的是，革命事业是广大人民群众的事业，并非知识分子一家的事情。

然而很不幸，他们发现在那个时代，他们所在的中国，获取知识对于平民来说实在是太奢侈了——方才告别封建王朝不久的中国，在农村，封建土地制度并未伤及根本，严重的土地兼并让广大农民失去了自己的土地，沦为地主家的长工；而在城市，“短衣帮”们的生存环境同样不容乐观，在官、匪、兵、绅的多重压榨下，他们往往只能沦为码头货场的苦力，或是以超负荷劳作换取微薄薪资的劳工；更何况各路大小军阀走马灯般你方唱罢我登场，把大半个中国带入动荡之中，政令往往朝发夕废，难以为继，更不用说构建完善的教育制度了。

在这种情况下，接受教育就意味着脱离生产，意味着要另外支出一笔教育投资。然而占据最大人口比例的工农群体，他们肩上被强加的重担与微薄的收入显然不会允许他们那样做，否则将彻底丧失生活来源。这样一来，在民国时期，中国人口识字率甚至还不到10%，所谓“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只能作为一句空泛到不能再空泛的口号存在了。尽管自清亡以来，民国政府也不断尝试在各地推行义务教育，但除少数地区有所起色外，总体上磕磕绊绊，阻力甚多，到头来杯水车薪，并无力扭转全国知识普及匮乏的颓势。

基于这一点，不由想到很多影视作品中提及国民党士兵，便是人均知识分子，至少谈吐得当，行文措辞不甚费力，和粗人没什么关系，而中国共产党领导军队则必须是全员“泥腿子”。然而那个年代的国民受教育状况告诉我们，事情并不是这样，很抱歉。

因为兵源素质都在同一起跑线啊......

其实这是个挺令人无奈的事情，毕竟，民国时期教育资源匮乏是一个系统性的社会问题，那是由上千年封建时代积攒的旧弊病同一系列或内在，或外来的新难题交织、冲荡而成的产物，本不是一朝一夕所能解决的。然而，畏难从来就不是共产党人的性格，何况他们深知，没有文化的团队，只凭一腔热血，就算再神勇也很难走太远，更何况，他们要拉起的团队，人数在理论上占据了全国人口绝大部分。

那一刻，没有谁比年轻的中国共产党能更加深刻的体会“知识就是力量”这句话了。

那么，怎么才能在一群基础为零连字都不识的大老粗中实现基本的文化普及呢？这好办——没有基础，那就从基础做起，不识字，就从认最简单的字教起，从无到有，必然要先迈开这一步。但是有一个问题依旧摆在这支年轻队伍的面前，即由接受基础教育带来的脱产问题。

毕竟革命还要继续搞，何况党的队伍自诞生起生存环境就堪忧，一穷二白不说，还三天两头被围追堵截，在这种情况下，把大家都送去小学回个炉也的确不现实，不然就没人种地，没人打仗了。

怎么办？这种时候，就必须要想出一套解决方案，让队伍里文化水平较低的同志们在获取知识的同时还不能耽误日常的生产和军事训练活动。这一点上我们党还真有自己的办法，毕竟党的组织管理能力有目共睹，最擅长的就是发挥自身的主观能动性——既然不能停下手上的工作，那就在工作之余开展文化教育嘛！

实际上，在党的队伍建立之前，党的领导人们还是大学生的时候，这些大学时代的革命者，就用自己的亲身实践验证过利用劳动者业余时间开展文化普及运动的可行性。比如毛泽东同志当年就深入到长沙工人群体中，开办工人夜校，亲自为工人们补习文化。

待中国共产党诞生后，他继续在湖南负责革命工作，更是组织党团干部，于各铁路、矿山、工厂成立工人俱乐部，其中很重要的一项活动即为向工人提供免费的文化辅导。可以说，中国共产党的团队自诞生时起，就把文化普及工作摆在相当的高度，虽然谈不上有什么整体学历水平，但也从没放弃过对知识的追求，和部分人对我们党“以没文化自居，以大老粗为荣”的固有印象是存在本质区别的。

而到了中央苏区时代，这种利用劳动之余开展文化补习的教育形式就更加普及了——根据地刚建立的时候，处境艰难，经济文化发展处于窘境之中，文盲率高达90% 。针对这种情况，一场如火如荼的扫盲运动随即展开。

在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毛泽东同志就在讲话中提到：“一切工农劳苦群众及其子弟，有享受国家免费教育之权，教育事业之权归苏维埃掌管......”实际上，自那时起，展开扫盲运动，推行教育工作就一直被我们的党放在实现革命总任务的战略位置上。

仅到1934年，苏区消灭文盲的工作就取得了骄人的成果。比如当时苏区的兴国县，就设有上百个乡级识字运动总会，数千个识字小组和上万名参与识字学习的组员。而且这并不是孤例，那个时候，苏区每个乡都设有消灭文盲协会、夜校、识字小组等，有的还设有专门的半日制或全日制学校。

旧中国的传统观念里，妇女是不必接受文化教育的，而在苏区，60%的妇女均参加了扫盲班、识字班的学习。不仅如此，这种文化普及的成果并不只体现在人数上，更体现在教学质量和教学成果上，根据1933年中央苏区教育人民委员部《颁布夜校办法大纲》中的指标，经过文化普及后，一般的青年和成年男女应普遍能作报告、看懂各种文件，最低限度也应能看懂标语和路条。

对军队中的文化普及工作同样受到高度重视，红军时期，除了进行日常的战斗训练任务外，还在全军范围内广泛开展文化教育活动，并针对成人教育的特点，制定出了具体的教学方针，主要有这样10点原则：

1. 启发式。
2. 由近及远。
3. 由浅入深。
4. 说话要通俗。
5. 说话要明白。
6. 说话要有趣味。
7. 用姿势助说话。
8. 后次复习前次的概念。
9. 要提纲。
10. 干部班要用讨论式。

是不是发现了什么？没错，这一套教学方针，是完全为零文化基础的学习者量身打造的，是一种极其科学且务实的教学模式。以至于若干年后，在义务教育普及的今天，在现代小学乃至初中的课堂里，老师向学生授课仍基本沿用这种套路。

这就不难解释为什么中国共产党的队伍会以讲纪律和讲政策著称了——纪律和政策都是要以相对正规的书面或口头语言下达的，遵守纪律、讲究政策的前提是要看得懂，听得明白。而一支完全由文盲组成的队伍是不可能顺利将命令和政策进行贯彻落实的。由此可见，基础的文化教育在当时人民军队中已经普及到了相当的地步。

有道是猛将出于士卒，可以肯定，在这种波及全党全军的文化普及工作影响下，从基层士兵中成长起来的优秀军事指战员们，首先就已经具备了最基础的文化水平。同时，比起普通士兵，这些指战员们还会承担更多事务性的工作，譬如接收并向下级传达军事命令和政策，召开或参与军事会议，对每一场军事行动进行总结报告，日常参与组织生活等。这就要求他们具备更高的文化水平，或靠加强学习，或靠日常积累，否则根本无法胜任工作。

我们不否认，在二十多年的武装斗争中，我们的人民军队里确实产生了一大批从士兵走出的“草根将军”，但他们绝对不会如所说的那样不识字。他们或许没有什么正规的文凭，但这并不代表他们的头脑被混沌所占据。因此我们的军队中一直流传着这样一句老话——

部队是个大熔炉，部队是个大学校。

事情就是这么有趣，当年一度被认为是全员老粗的人民军队，其实是自带文化基础的。

同时，为了配合这一系列全民性质的文化普及工作，根据地还专门建立图书馆、读报俱乐部等，军队每个连都会设置“列宁室”（类似于现在的文体室）。为更加深入和广泛的文化教育工作提供基础建设上的支持，在延安时代，更是建立起了一套覆盖小学到大学的完整教育体系。

这大概是我们党第一次搞全民基础教育建设了。

当时西方记者曾在延安的“列宁室”内拍到过这样一组照片，令人感到无比震惊的是，在这间“列宁室”内，展示着一批武器相关的挂图，图中美军当时正在服役的“列克星敦”号和“兰利”号航母赫然在列，这大概是当年世界上最新潮的装备了。

除此之外，这批挂图上，英国的战列舰和潜艇，德国的列车炮，及当时工艺最精湛的轻武器均有体现，且都是根据实物拍照或绘图，颇具精度，绝非臆造。不得不说着颠覆了很多人的认识——如果不是亲眼看见，人们可能永远也想不到，印象里那个小米加步枪，连维持最起码的后勤补给都成问题军队，在最困难的时候，眼光也始终追随着世界的最前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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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到这里，笔者脑中不由浮现出这样一幅画面——那是在中华民族迎来最暗的夜的时候，在陕北沉淀了千万年的黄土地上，在那间陈设简单的列宁室里，啃惯了窝头和地瓜的战士们看着这些或许几经辗转才送到根据地的挂图，眼中尽是羡慕。他们多么想拥有这些对自己而言如同神话般的武器，像个土财主那样打仗，把强盗赶出这个国家。

但残酷的现实又让他们只能在严冬中苦苦挣扎，于是，艳羡之余他们更多的是失落。又过了很多年，这支队伍也确实赶走了强盗，开辟了一片崭新的天地，也开始一件件的拥有当年挂图上让他们羡慕不已的装备，而且还更好。当年惜弹如金的他们于是开始患上火力不足恐惧症，病情每况愈烈。又是若干年过去，当国产四代机横空出世，国产航母缓缓下水之时，全世界的媒体都为这个从山沟里走出的队伍留取了版面，他们，也终于在别人家的画报上占据了一席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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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有理想的团队，成功不过是不断实践和经验积累的问题，而当年党的队伍，显然是最有理想，也最乐于实践和积累经验的一个。

而同时期的国民党军队表现如何呢？

首先我们承认，国民党军队里绝对有高素质人才，而且很多，譬如青年军、税警团、南洋志愿华侨等，都是由知识分子组成的部队，就算后来体量更大的74师，人均文凭也在小学高年级以上。

然而问题在于，将这些高素质团队单独拿出来看尚可称道，倘若置于全中国这样一种格局之下，就显得有些杯水车薪了，而出于一些众所周知的原因，人们往往只将这部分高素质团队的水平视作国民党军队的全体水平，并由此产生疑惑——这样卓越超然的队伍凭什么就搞不过走“土味”路线的人民军队呢？其实他们不知道，国民党军队里的大多数人，其实既不卓越，也不超然，甚至玩得一手烂操作。

这就要从更早些年说起了：清代灭亡以后，中国随即陷入了军阀混战的混乱局面，各路豪强或扩张地盘，或保存实力，一轮又一轮政治洗牌让那些都统和大帅们应接不暇，哪有功夫顾及教育这种百年大计呢？但仗还是要继续打的，如此，原本安稳生活的老百姓们显然就成了军阀们廉价的兵源。一切顺利的时候，尚且可以开出管顿饱饭这样的条件招募百姓参军打仗，倘若战事吃紧，那就真讲究不得了，他们往往会采用最直接也是最粗暴的方法——抓壮丁。

在那些军阀们看来，在势力争夺中保护好自己的利益并攫取更多利益才是第一位的，而所辖的人民不过是这种利益中的一部分，必要时可以拿来投资，哪会管人民乐不乐意。再说，实在有人不乐意的话，还可以靠子弹逼你就范。至于搞文化普及？很抱歉，不存在的，你们肯为我卖命就行了。

那个时候，国共两党还并没有闹翻，甚至还是战友。那个时候的他们还在一同为扫除北方的军阀们努力着，发起了轰轰烈烈的大革命。然而事情很快出现了微妙的变化，国民党内的反动派开始执掌大权，也逐步将国内的军阀进行整合，而后突然翻脸，将矛头指向了昔日的战友。这波操作让处于少年时代的中国共产党猝不及防，只得被迫走上了独立斗争的道路。

在国民党方面基本肃清了内部问题后也开始有了自己的打算。或许是对多年的军阀混战印象太深，他们决不允许自己也像那些落败的军阀那样闹个仓皇谢幕的下场，何况麾下多出的那么些军阀旧部，不过都是由独霸一方转型为各路派系，总之也不怎么靠谱就是了。

所以，在随后的日子里，国民党军队内部最吃香的一直是出身黄埔军校的将领及蒋介石本人当年的老部队，唤作“嫡系”。至于其他部队，一律归到杂牌军的范畴，巴不得他们自生自灭，说什么系统性提升兵源文化素质，想都不用想。所以国民党军队的情况是具有一定复杂性的，除了少数对文化水平要求较高的王牌部队和军官将领外，多数依旧是目不识丁，水准堪忧。

基础教育跟不上，整体文化素养也就跟不上，复杂信息就无法通达，政策就无法贯彻，随之带来的是训练成效低，作战事倍功半，加之大批国民党军队中依旧保留着旧军阀习气，官兵平等无从谈起，就更难以形成强凝聚力。这样的军队，遇上强敌，结果可想而知。

然后他们就真的遇上强敌了。

那是在抗战时期，面对来势汹汹的日军，作为抗战主力的国民党军，除了有少数几场顽强抵抗外，主要的活动还是集中于溃败、转进、退守上，乃至于丢了首都背负屠城之辱，1945年抗战即将胜利的时候，国民党军依旧在丢县城，甚至有日军刚把县城攻下，次日就听到了天皇的投降诏书，一脸茫然地开城投降的例子。好在随着战略密度的压缩，国民党方面总算守住了西南国土，不至于断送国运。

这个时候，再想着提升部队的整体文化素质，晚了，忙着打仗呢。于是在学习旧军阀作风方面，他们再一次表现出了高超的天赋——抓壮丁，且在规模上非先前任何一个军阀所能比较。这是他们自己的记录：应钦所著《八年抗战之经过》中，有《抗战期间各省历年实征壮丁人数统计表》和《抗战期中各省壮丁配额统计表》，据表中数据，抗战八年全国各省实际征送壮丁为1400万余名。

这还仅仅是征兵一项抓来的壮丁，更多的，是被抓去义务修筑军事工程。蒋纬国曾在书中写道：“凡属军事所需之工事、道路、机场，均由民工以义务劳动方式，参加土工作业。八年抗战各战区工事之构筑，军用道路之开辟，被炸桥梁之抢修，以及敌军可能利用之道路的破坏，先后所发动之民工，当在一亿人以上。”

壮丁自然是没有什么政策性保障的，抓去之后长官让做什么就做什么便是，哪有心思先行进行文化教育和业务培训呢？且战事吃紧，劳役繁重，这个时候在想利用劳动之余的时间进行文化普及，显然是更做不到了。

也没人想做。因为那个时候，“国军”的军官们连保证壮丁们日常生活的军饷都要克扣，那还会有谁会特意额外增加教育投入呢？

这是当时的河南淮项师管区任代理司令李昭良的回忆：“......我当团管区司令也绝不侵犯下面的利益，就是说下面卖放壮丁的收入，我不会去分肥。我搞钱主要是从征集费上下手。当时军政部规定每征集一兵发征集费2元（后增至5元以上），我只发给乡、县一天的伙食费各2角，办公费每兵5分；由县送到团管区的伙食费按每60里一天，每天2角。这样每征一兵约开支8角，剩下的1.2元就人了我的私囊。渭南九县每月至少征兵1000名，有时达到3000名，平均每月我总有3000元左右的收入。征集的兵到达团管区后就可按月领薪饷。……倒填半个月的接兵日期，由接兵部门拨给我半个月的薪饷。起初每兵半个月的粮饷约值银元5元。这样每月我又有几千元的收入。当然有时候这笔收入要与接兵部队长三七分成。这些贪污技法，在当时还算是很凭良心的。既不克扣兵饷，又不背卖放壮丁的恶名。”

但壮丁归根结底也是人，经过国民党军方这样一折腾，就不用谈什么士气和战斗力了。谁肯为如此折磨自己的人卖命呢？最后不得已只能用铁链锁、辱骂暴打、虐待式训练等方式来让壮丁们屈服。这就导致了大量壮丁外逃、伤病乃至死亡。

时任中国红十字会总会长的蒋梦麟在1941年7月写给蒋介石的一篇关于兵役状况视察报告，报告中有记录如下：

（一）“……沿途所见落伍壮丁，骨瘦如柴，或卧病道旁奄奄一息；或状若行尸，踯躅山道；或倒毙路旁，任犬大嚼……（二）在马场坪见一落伍壮丁倒外街旁，以电捧照之，但略举目，已不能言语，翌晨死矣。（三）在离龙里县城一华里公路旁，牛前十时左右，见一大黄狗在一死壮丁左臂大嚼。（五）据黄平县长云：‘有一湘人为电布担过重安江时，遇解送壮丁队，彼执，坚拒不肯去，故诈死。即掩坦路旁，东一足，乡人恐为犬所食，重坦之。湘人苏，送县署，询之，得知其实。’（六）黄平县长检得道旁卧病壮丁七人，送医院治之，死其六，其余一人病愈逸去。（七）据马场坪医生云：‘有湘人十余人，挑布担迤逦而行，近贵定县，遇解送队，数人被执，余者逃入县城报告。适一卡车至，持枪者拥湘人上车，向贵阳行驶。湘赂之，被释。方下车时，以枪击毙之曰：彼辈乃逃兵也。’（八）据镇远红十字分会长云：‘分会有掩埋队，见有死而暴露者，有半死而活埋者，有将死而击毙者。’（九）韶关解来壮丁三百，至筑只剩二十七人。江西来一千八百人，至筑只剩一百五十余人。而此百余人中，合格者仅及百分之二十。龙潭区来一千人，至筑仅余一百余人。以上所述，言之者有高级丈武官吏医生教员，所言大致相同。（十）战事起后数年中，据红十字会医生经脸，四壮丁中一逃一病一死，而合格入伍者，只四分之一，是为百分之二十五。以询之统兵大员，咸谓大致如是。若以现在之例计之，恐不及百分之十矣……”

事情其实已经很明白了，在最困难的时候，你无法要求一个对老百姓基本不讲人权的队伍予百姓以任何人文上的关怀，当然包括知识。

这就是为什么在那个年代，中国的知识青年们会把延安作为某种圣地一般的存在了，因为延安能给的一切，在大部分国统区是无从寻觅的。

很多人觉得果国民党军队的形象应该都是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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